高东丽，究竟是如何在废墟中，坚守到最后一刻的？
1954年盛夏，北京丰台的一个军人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孩，名叫高东丽。父亲在野战军当通信兵，他从小就灌输给她“做事必须靠得住”的道理。
高东丽初中毕业后，班里的同学陆续分配工作，而她被分配到副食店做切肉和搬筐的工作，每天穿着围裙站在冷柜前，做这些重复而单调的工作，不到一年，她感到这份工作毫无前途。
1971年，部队开始招募新兵，她毅然报了名。家里人不同意，认为女孩吃不了这份苦，她却没有反驳。三个月后，她穿上了军装，被分配到空军通信连，担任“守机员”这一岗位。
进连队的第一天，她傻了眼。总机房就像一个钢铁迷宫，面板上密密麻麻地贴着180个号孔和数百个符号。只要插错一次，整个链路就会中断。老兵告诉她：“总机操作不仅要眼快手稳，更要记住每个单位的临时代号、专线走向和频次。” 她开始将这些内容一一记下，利用最笨的办法：边抄边记，晚上躲在床边模仿插孔动作，用左手插、右手拔，反复练习。连班长都为她的记忆力和努力感到震惊。
三天后，她就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能够熟练操作，成为连队首个能够独立值班的新人。1972年冬季，她被调往唐山空军某部，机房的总机设备升级为新式板机。她没等技术员讲解，自己拿起说明书，拆开电路板，按照接线图装配，工兵们都为她的操作能力惊叹。
她熟练掌握了设备的操作，每天在机房里连续工作12小时，没有人陪伴，只有低频嗡嗡声在耳边回响。她能站着操作四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双眼紧盯着信号灯，连最微小的闪动也能察觉到线路的异常。
1976年6月，部队批准她回家探亲。拿到假条时，她却撕掉了，听说农场的猪圈缺人，她便立刻报名，亲自去清理猪圈。她甚至一脚踩进了厚厚的粪池里，也没说一句抱怨。
7月，她照常值班。没想到，这一班竟成为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班。
直到凌晨3:30，面板上的指示灯闪了一下，信号周期并未到来。她停了片刻，凝视着面板。十分钟后，指示灯开始连续闪烁。她立刻拉出了塞绳，接通线路，但没有收到信号回传，像是线路被拦截，又像是地磁干扰。她立即联想到几个月前参加演习时学到的地震异常信号资料，判断这可能是地震的预兆。
她没有呼叫其他人，而是将指挥所、航调、军区专线全部提前拨入待命状态。凌晨3:42分，地震爆发，整个楼体剧烈震动，砖墙发出沉闷的爆炸声，楼板瞬间下沉。
此时机房摇晃得如同翻滚的锅炉，墙皮飞散，照明系统全断。她继续接线，凭记忆接通备用线路，最后一次拨号刚刚发出请求信号，突然承重墙“轰”地一声倒塌，操作台被压垮。
她没有躲避，身体挡在面板前，双腿夹住值班日志本，左臂仍维持着插塞的姿势，右手还搭在电键上。虽然没人亲眼看到她最后三十秒钟的动作，但电讯部门后台的记录显示，在凌晨3:46分，一条警报信号通过她最后启动的备用线路成功传送到北京，信号持续了6秒钟。
那一刻，唐山的空军指挥系统中，唯一完成闭环通信的信号，就是通过她的手启动的。
唐山地震后，整个城市几乎在十几秒内被夷为平地，空军指挥部的平房区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总机房所在的楼房是最早倒塌的。震后4点多，震感渐弱，一些幸存的战士爬出废墟，发现高东丽没有出来。
他们推测她可能就在那块断墙下。几名战士翻动着废墟，终于在一只军绿色袖口上发现了血迹。小心地扒开水泥块，露出了被压碎的总机操作台，设备破碎，铜线裸露，她的身体被压在面板下，脸朝地，右臂依旧弯曲着，保持着操作的姿势。
她的双眼紧闭，面容安详，胸前的挎包里有一叠饭票、一块破旧的毛巾、一支钢笔，以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最后一页清晰地写着：“3:42 地光，强震前兆，备用方案启动中。”
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条记录。
不久后，空军通信系统通过幸存官兵的报告得知了她的死讯。起初，上级只接到了一条模糊的信息：“总机女兵值班牺牲。”直到一周后，电讯调度中心复核信号轨迹时，才发现她的操作成功启动了关键的警报链。
她不是普通的通信兵，而是第一位在地震中牺牲并完成战时任务的通信兵。
空军政治部批准她追记一等功，并授予“战时英模”称号，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6年，唐山地震纪念馆落成。在“特别英模人物”展区的第二层右侧，陈列着她的遗物：一段烧焦的耳机线、一块损坏的操作键和那本破损的值班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