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深爱美丽的人总是心怀美好的向往。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30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不再摇曳，而是沉重。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那是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10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或许，杨友宸被贬就是“蝴蝶效应”中那蝴蝶振动之翅，不过它最终导致的不是一场飓风而是一场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时，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而下面的“土专家”却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他们不像“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以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而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在地震发生后的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见该书第100页）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人治色彩更浓，何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30年。对于真实谎言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竭力捂着“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是害怕随一缕青烟出来的“魔鬼”无法控
制；他们大有把“大海倒进杯子”的气概，把大震漏报这个天大的事装进“杯子”盖上“盖子”埋进历史就拉倒算数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30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多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人，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
假如明天灾难来临，人类是否吸取教训？不肯直面过失，人祸注定还会再次敲门。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录》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张庆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定价20．00元）（22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