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国经历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致命的一场洪水。全国各地河水泛滥，淹没了相当于英格兰加半个苏格兰大小的土地。中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受灾，死于溺水和后续饥荒和流行病的更是超过200万人。
虽然这场洪灾的规模大得异常，但实际上自19世纪以来，毁灭性的洪灾和旱灾就在中国愈加频发。政局不稳、经济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争导致中国民众难以抵御环境危害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区总是首当其冲，但1931年的大水来得汹涌，城市地区也难逃其害，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繁华大都市武汉。
近来我正在准备撰写一本有关这次大水的书，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本由当时的汉口真光照相馆（Zenith Studios）出版的照片集，这本薄薄的图册记录了武汉受灾时的场景。尽管拍摄者姓名不详，但这些照片却很好地展现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应对一场淹没他们家园长达数月的洪水的。
灾难早在1931年的春天就开始显现：河水开始漫入街道，混杂着下水道中溢出的污水。很快，整个城市弥漫着可怕的恶臭，气味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愈发浓烈。人力车车夫和其他底层工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在肮脏的水里艰难前行，乘客则小心翼翼地坐在遮篷布上。这种反差正是不同阶层面对灾难体验迥异的例证之一。
随着洪水水位的上升，街道变成了运河。原先在港口附近以运货为生的小船船主们看到了商机，做起了水上出租车的生意。负担不起高额船费的人们则各显神通：门板、充气羊皮和木制浴盆都成为人们的水上交通工具，一些人甚至清空了棺材当做独木舟。
7月下旬，武汉四周的堤坝倒塌。原先被挡在堤坝外的水以可怕的速度泻入市区，整座城市被洪水洗刷一空。数以千计居住在木屋和泥肧房中的人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活埋。幸存者竭尽全力打捞一切可以打捞的东西——少量食物、宗教用品、以及漂得起来的任何东西——然后开始寻找避难所。
干燥的空间显得愈发珍贵，酒店的房价涨了三倍，即便如此还是挤满了人。但一些建筑物已经被洪水破坏，无法再负担额外的重量，8月一家旅馆坍塌，造成数十位在其中避难的民众死亡。
人们试图在一片破败和混乱中照常生活。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仍按照规定，每天早上升起国旗，尽管他们不得不划船到旗杆边。交警在满是小船的街道上竭力维持着秩序。起初他们站在箱子上，试图让船只沿车道行驶，但随着洪水的上涨，他们不得不爬到树枝上。当水深达到2米时，他们只能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大型货船驶入市中心，撞上银行和仓库。
一位特别粗心的船主把自己的船开进了德士古（Texaco）的油库，引发了一场大火，火势之大，连消防队都无法接近。大火烧了三天，喷涌而出的石油带着火漂浮在水面上，有毒烟雾进入大气中。由于城市的电力系统早已瘫痪，德士古大火倒是提供了罕见的光源，照亮这末日般的场景：房屋摇摇欲坠，困在屋顶上的狗不停地吠叫，数以千计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这场洪水似乎让武汉一时之间失去了很多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不啻于一场彻底的现代灾难。洪水释放出了一座工业城市特有的风险，零散的苯桶在街道上滚来滚去，煤油燃起的大火吞没了大楼，触电导致超过50人死亡。最糟糕的是，现代卫生的重要标志——下水道系统瘫痪，城市街道污垢四溢。很快，居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数千人患上了痢疾、霍乱等水传疾病。
但武汉居民并未受制于这场灾难。中国人历来热衷于慈善，慈善家经常出资为受灾社区提供生存必须的服务。1931年，武汉商界筹集了大量赈灾资金，其中一笔钱用于修建一条木质走道，供行人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行走。赈灾资金还被用来支持粥铺、分发开水的船只，以及处理尸体的工作人员。慈善会馆（Benevolent Hall）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佛教僧侣也纷纷出力，寺庙成为难民的栖身之地。中医大夫帮助饥民按摩肚子，分发防治疾病的药草酊剂。
在后来这场灾难的官方记录中，南京国民政府将自己描绘成了运用现代治理方法应对危机、拯救武汉的英雄。但在小麦和疫苗运抵这座城市之前的几个月里，是传统机构养活并照顾了50多万武汉居民。
这并不是说难民们完全依靠慈善精英们的援助。和大多数受灾民众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在农村地区，失去农田的农民四处寻找可以果腹的莲藕、菱角和菰米。在武汉，人们则在街道上捕捞洪水中游弋的鱼为食。
洪水或许是人类的灾难，但为其他物种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青蛙和乌龟游到被淹没的房屋中，一个电影院则成了大群鸭子的家。其中一些物种对人类有害。蚊子和钉螺在大片被水淹没的区域中大肆繁衍，导致疟疾和血吸虫病的流行。但一些在洪水中茁壮成长的水生物种也给难民带来了额外的营养，补充他们日益减少的饮食。
芦苇是另一种对难民而言非常珍贵的抗洪物种。芦苇大面积生长在湿地地区，是穷人的重要建筑材料；它们可以编织在一起铺到竹制的架子上，作为临时避难所。这些芦苇小屋虽然很简单，但胜在便宜轻便，遇到洪水上升——或者当地社区不欢迎他们时，难民们可以迅速逃生。对于1931年的难民们而言，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
虽然一些武汉市民对待难民非常慷慨，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威胁着政治和经济稳定。当地军方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利用难民危机潜入武汉，于是颁布戒严令，并开着装有机枪的小船巡逻街道。任何涉嫌抢劫或其他颠覆活动的人都被当场处决，但即使是如此严厉的手段也无法平息这种恐惧，最终士兵们用枪将难民从市中心驱逐出去，将他们赶到郊区简陋的难民营，后来有数千人在这里感染疾病死去。
对于相对富裕的外国人而言，生活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他们的租界位于武汉保护最好的地区，属于最后遭遇洪水的区域之一。洪水最终蔓延到租界时，外国居民们还以在水中骑马、在屋顶上打网球为乐。
但这股新奇劲很快便消磨殆尽。洪水散发着恶臭，没有电，灯和风扇都不能用，蔬菜和肉类的价格高到离谱。解决办法是乘船去武汉北部的外国俱乐部避难，里面的客人们无法进行赛马、马球和高尔夫等传统娱乐活动，只能盯着外面的漫天洪水，饮酒闲聊。由于市里的冰厂已经停工，他们只能喝不加冰的烈酒。不远处马厩旁边的看台上则聚集着许多难民。忧心忡忡的俱乐部老板雇船把马匹运到上海，并请求市政当局驱散难民，以保证俱乐部成员的卫生健康。
在会所里消磨时间的外国人，和在看台上栖身的难民之间仅隔着很短的距离，但在武汉，这两群人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仿佛经历了两场不同的洪水；一场带来了轻微的不便和无聊，另一场则破坏了整个生活。
一些情况下，灾难能让各个社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了历史学家格雷格·班可夫口中的“危机团结”。然而，灾难同样能够放大社会裂痕，暴露平时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紧张局势。这两种情况在1931年的武汉都发生了。
社区虽通过慈善和互助团结在了一起，但也被经济考量和政治暴力所割裂。对难民而言，这些冲突与连绵不断的降雨、汹涌的河水一样危险，形成了将自然危险转化为人道主义灾难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