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1907年，慈禧太后统治末期，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中下游持续降雨，导致洪水泛滥，多个省份受灾，其中尤以江苏省北部最为严重。由于农田被淹，庄稼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大饥荒伴随着洪水汹涌而至，大批百姓沦为饥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我们通过一组老照片，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看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的悲惨境遇。
1906年秋，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向朝廷汇报灾情的奏折中写道：“查苏省居长江下游，历来潦多旱少。本年春夏之际，以湘汉大水建瓴下注，水较之往岁已觉增多。五、六月间，淫雨为灾，晴霁日少，山水暴发，江湖并涨，积潦横溢，无计疏消，低处田庐悉遭淹没。被灾情形以徐州所属之宿迁、睢宁、邳州，海州及其所属之赣榆、沭阳，淮安所属之安东为最重……兼之运河迭启闸坝泄水，下游各处晚稻多淹……合计本年水灾之巨，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属灾情最重，难民尤多。”
逃离灾区，搭窝棚居住。
洪水造成无数灾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到1906年冬，饥饿与寒冷双双降临灾区，无情地吞噬着灾民的健康和生命。据上海《通问报》报道：“江北徐海等属饥民数千万，灾区千百里日日饥饿而死者不可计数。”
饥民求生不得，四处流动寻找活命的机会。有《逃荒行》诗云：“淮徐大水凤颖旱，千人万人争逃荒，逃荒却欲往何处，闻道江南多富庶；锁门担爸辞亲邻，全家都上黄泥路。”自1906年夏天开始，江苏北部的饥民陆续南下，但是江南也遭受水灾，当地无力解决饥民的饮食问题。
1907年春，灾情更趋严重，灾民以树叶和草根充饥。有报道称，“日前闻有食树叶者、食草根者，转眼树干草枯，将树叶草根而无食矣”。再后来，甚至发生“食婴之惨闻”。
饥民聚众闹事的事件时有发生。1907年3月初，饥民1万多人哄抢高邮大地主杨某家所藏粮食，捣毁其住宅；扬州、南通一带饥民结伙吃大户；上海及其附近各县饥民成群结队，抢富户，拦截米船。饥民张贴揭帖说：“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砻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为了一口吃食，他们已经无所顾忌。
老妇向提供食物的善人磕头。
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官府进行了赈济。将聚集各处的灾民设厂留养，每天发钱大口三十文，小口二十文，并提供稻草给饥民御寒、发放薪柴。两江官府拼尽全力，总共筹款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两白银，可以说所有可用财政资源都被罗掘一空，对于救助灾民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赈济机构在破庙里为灾民做饭。
赈济机构为灾民提供食物。
不过，官方赈灾效率低下，力度不够，始终没有解决缺钱缺粮的难题，赈济流于表面，效果不佳。
官府所存为数不多的钱粮，在下拨过程中还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中的数量大大缩水。时人已指出：“积谷原以备荒，并非为官绅利用而设。今遇灾荒散振，不能动用积谷，而专求索官款，此中情形不言可知。”
在无奈之下，官府请求义赈参与赈济活动，官府与各地士绅合作，以补官赈之不足。据统计，义赈总共募款约七十三万两白银，有效缓解了灾区缺钱缺粮的情况，挽救了大批灾民的生命。
在此次赈灾过程中，一个新兴的赈灾组织值得关注——华洋义赈会。该会由西方传教士组成，釆用欧美慈善社团的组织结构，对赈款实行独立的审查监督，在财务方面更为透明。华洋义赈会总共募集了约一百二十余万两银子，在募捐方面可谓成绩斐然。
官赈、义赈、华洋义赈会三方筹募钱款合计将近六百万两白银，赈济灾民七百三十万四千六百四十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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