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也许红旗渠并不是在爱民渠、英雄渠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但林县人民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兴修水利方面，却走过了漫长的从“爱民渠”到“英雄渠”再到“红旗渠”的艰难历程，谱写出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爱民渠”
翻开那一页页沉重的历史，人们不由得感慨万千。严重缺水的状况给林县人民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极大的不便。特别是一到干旱年头，到井里挑水的人一字排开，成了一条长龙。据档案资料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550个行政村中，就有307个村人畜饮用水发生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其中到5公里以内的地方取水的有181个村，到10公里以内的地方取水的有114个村，到20公里以内的地方取水的有2个村。因吃水问题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林县算了一笔账：全县每年因担水误工达480万人，占农业总投工30%多。换句话说，每年要把近4个月的时间花在那远而又远的取水途中。
因为取水，林县常常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亡命事故。因为缺水，不少人家几乎不洗衣服，不洗手脸，即使用水，也是男人洗了女人洗，大人洗了小孩洗；用过的水也舍不得扔掉，留作它用。因为无水，一代又一代的林县人不得不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古有洛阳纸贵之说，当年讲林县的水贵如油，重似金，一点儿也不为过。
1942年和1943年，由于日寇进行疯狂的“扫荡”，加之连续两年大旱，又逢蝗虫灾害，全县1600多人饿死，1万多人被迫外出逃荒，真是惨不忍睹。
第二部曲:“英雄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修渠引水问题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1954年，上级给林县派来了年仅26岁的杨贵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这位年轻的父母官深知水对这个山区县的重要。刚上任，他就同县委和县人委(即当时的县人民政府——笔者注)的领导同志一道，走遍了林县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专门商讨如何解决全县的吃水、用水问题。统一认识后，立即发动和组织全县人民治山治水。仅几年时间，林县的面貌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次由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第一次扯上了电话线，第一次使山区人民用上了电。但是，严重缺水的状况在林县没有得以改观。稍有天旱，一些地方的缺水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客观现实让县委和县人委一班人意识到，只有在原有基础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县严重缺水这一难题。于是，他们在1957年12月林县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出了修建“英雄渠”的决定。
这个得民心、合民意、为民造福的工程，得到了林县人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按照工程指挥部的计划和安排，城关、合涧、原康、小屯、小店、采桑、秦家坡、南峪8个乡需出6000名民工。当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可不到三天，8000多人就自带工具高高兴兴地上了工地。
修筑过程中，施工人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时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具有刚毅性格的林县人民全然不顾，把这些困难通通踩在脚下。在英雄渠10余公里的主渠道上，红砂崭、紫砂崭、青石崭，如同三只凶猛的拦路虎挡在前面。许多地方要悬空施工，十分危险。前进，没有道路；后退，又是绝壁。他们不气馁，不后退，拿出了偏向虎山行的气概，齐心协力，苦干加巧干，硬是一个个地攻下了难关。
到1958年春，一条钻山洞、穿高峰、上陡坡、蜿延在莽莽太行山崇山峻岭的“英雄渠”修成了。这样，便较好地解决了渠道沿线8万山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
后来在国务院河南新乡水利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又接连修筑了石门、弓上、南谷洞、要子街四座中型水库。各社队还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修了一些小型塘坝。一年内，水利建设在林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8年12月，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的奖状，授予了林县人民委员会。同年，毛主席来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在新乡火车站还亲切接见了杨贵等几个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言谈间，毛主席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杨贵听得真真切切，心里热呼呼的。毛主席的接见，使他深受鼓舞。杨贵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团结和依靠县委与县人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鼓足干劲，排除万难，修好水利，造福人民，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期望。
第三部曲:“红旗渠”
天有不测风云。1959年，林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冬天无雪，春上无雨，致使河流干涸，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不少村庄的群众又不得不远道取水。林县一下子又回到了滴水贵如油的年代。看到这种状况，身为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心急如焚。
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们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在本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必须把眼光放到周边县域甚至外省。杨贵亲自带领调查组去太行山考察。当他来到山西平顺县石城镇，当地干部和水利人员给他介绍，浊漳河流经此地时，常年有25立方米/秒的流量，一到汛期，流量在1000立方米/秒以上。听到这个情况，令他兴奋不己。他再次来到高高的太行山顶，听着峡谷中回响着那巨大的水流声，望着那滚滚东去的浊漳河水时，他高兴得不得了。通过看和听，杨贵掌握了浊漳河第一手资料，心里豁然开朗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他脑海里勾勒，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子里形成。后来他感慨地对县委、县人委其他同志说，我这次出行，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真是不虚此行！
◆中共林县县委研究引漳入林方案。
为了掌握更多更丰富的资料，有更大的把握，会后杨贵又责成有关部门沿浊漳河进行测量和数据分析。11月6日，林县县委、县人委正式向新乡地委和行署、河南省委和省人委报送《关于“引漳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
有了河南省委和省人委领导的支持，又得到了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的同意，杨贵等县委、县人委一班人心里踏实了。接下来是组织人员，集中财力与物力赶紧开工。
工程开工不久，杨贵向县委、县人委提出建议：把“引漳入林”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叫“红旗渠”工程。杨贵说，为什么叫红旗渠？我们就是要高举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跨过高山，修好水渠。让红旗在林县高高飘扬，永远飘扬。大家一致赞同杨贵的建议。于是，“红旗渠”这个名字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地叫响。后来，它还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名扬四海。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作风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财力、物力都相当紧张。然而，林县人民依靠团结协作，自己动手，群策群力，终将困难一一地解决了。他们是这样做的：上工地民工自带镢头、铁锨、抬筐；吃饭是民工自带口粮，蔬菜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工具修理由公社负责；县里负责买炸药、钢钎、水泥等大件物料。资金需求的数额越来越大时，县里就组织社队工程队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所得收入作为建渠资金。物资匮乏，就四处求援，或自己想办法。钢钎不够，就请老红军和转业干部找部队求援，低价购买一部分部队修坑道剩下的钢钎、炮锤，运回工地进行加工。他们还将国家分配给农业用的化肥硝酸铵作原料，加上锯沫，自制炸药。这是林县人民绘制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生动画卷。据统计，整个总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自筹资金占85.06%。可以说，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中是不计报酬的，是忘我劳动的。
◆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大会上讲话。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贯穿于工程的始终。渠首大坝截流时，任村公社的青年男女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中，结成人墙，抗拒激流。强攻红石崭，这里仰望是万仞石壁，低头是万丈深渊和滚滚的浊漳河水，红旗渠就要从这里通过。东岗公社组织70余名壮劳力，腰系绳索，凌空打钎放炮，就这样在悬崖绝壁上“雕”出渠基。鸻鹉崖是红旗渠要通过的又一天险，放炮以后石块坠落，到处飞溅，6月12日一天当场就砸死9名民工。据统计，有81位同志为“红旗渠”的修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施工人员的聪明才智在修筑红旗渠里发挥到了极致。修建桃园渡桥时，拱胎和路架需要大量木料，在当时物资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技术人员发明了“简易拱架法”，节省了木料，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渡槽。红旗渠总干渠和露水河西支浊河在白家庄发生了交叉矛盾，渠水、洪水谁给谁让路？指挥部的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召开诸葛亮会议，终于设计了空心坝，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犯河水。可以说，工程技术人员与施工人员在同一个个难题斗智斗勇。红旗渠工地是一个大战场，也是一个大学校。建渠10年，培养造就了领导骨干、工程师、技术员、铁木石各类工匠，烧石灰、造炸药、制水泥及除险放炮能手等7747人。
红旗渠给林县人民造了福。红旗渠的水使林县的农村受益，农业灌溉得到了保证，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粮食有了好收成。过去全县要吃1000多万公斤统销粮，后来每年还向国家交商品粮2000多万公斤。红旗渠的水让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大大提高，全县造林10多万亩，年产各类鲜果2000多万公斤。红旗渠的水为养鱼提供了条件，过去吃鱼要去很远的地方调拨，现在借红旗渠的水能养鱼了。红旗渠的水发了电。林县利用红旗渠水的自然落差，建起了40座小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5800千瓦，照亮了千家万户。
◆毛主席接见杨贵。
红旗渠的成功，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周恩来曾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毛主席和周恩来还多次介绍外国元首与政府首脑去林县参观红旗渠。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恕笔者孤陋寡闻，在现代中国开放史上，林县应该是最早的，堪称对外开放的领头羊。当然她不同于1978年所说的改革开放，其内涵与外延更不可能与今天相比。然而，这项工程在世界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联合国前工委主席迪曼在参观后感慨地说:“参观了红旗渠，有必要更改历史的说法，世界上有七大奇迹不对，红旗渠应列为第八。它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和突破，而且是政治上意志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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