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不仅有著名的外籍共产党员,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也有在长征途中为红军做过有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本文主要介绍4位著名的外籍共产党员:来自苏联的李德,来自朝鲜的毕士悌、武亭,以及来自越南的洪水。
“红军的洋顾问”李德
(李德<奥托·布劳恩>资料图)
李德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上海远东局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此后,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
李德1935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8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1974年8月在东德逝世。
“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
(毕士悌,原名金勋。资料图)
1927年至1930年,毕士悌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
在湘江战役中,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1935年2月,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与陈赓、宋任穷一道率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抢占娄山关。1935年4月,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按时抢占皎平渡,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大学特科团。毕士悌与干部团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炮兵的鼻祖”武亭
(武亭,原名金武亭。资料图)
武亭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广西龙胜阻击战、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地完成了担负的作战任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8月中旬,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军长彭德怀发现,军委参谋部将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革军委、毛泽东通信联络的密码全部收回,各军与军委的直接联系中断,只能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通报,遂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带着电台、密码本,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一军团的当天,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继续北上,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长征结束后,武亭曾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总部炮兵团团长等职。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武亭被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被授予朝鲜人民军中将军衔,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人民军东线司令官、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2年10月病逝。
“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资料图)
1932年1月,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1935年,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党籍。随后,洪水背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将洪水保护起来。遵义会议期间,洪水带领战士在街头演说、在广场表演、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教唱红军新歌,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的突出表现,决定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奉命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
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0年10月再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因此,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又是越南人民军中唯一的中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