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的乌克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属于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在斯大林式专制集权政治统治下多灾多难，分别于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中、六十年代初遭遇了三次大饥荒，主要原因基本是人祸。前两次大饥荒发生时，斯大林拒绝救援，继续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分别饿死农民 400 多万、100 多万。第三次饥荒发生时，正是经历过前两次大饥荒、曾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当政，他立即停止出口粮食，紧急进口粮食救援，使农民幸免于难。
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
1929 年 12 月 21 日，斯大林 50 周岁生日，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列宁的接班人们经过长达 10 年的残酷斗争，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苏联国内外对此再无怀疑。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秘密警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列宁，也超过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 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在整个 30 年代中，对他的个人崇拜 与日俱增。《真理报》称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 组织者和领袖”。所谓工业化是指苏式工业革命，由国家计 划指导，将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置于优先 地位；集体化就是建立国有集体农庄。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工业化、集体化，外加肃反运动是 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 图中的核心要素。他们认为要实现更快速度的经济和社会转 型，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支持工业化，而且社会主义资本积 累的唯一来源就是农业，即农民阶层。乌克兰虽然只占苏联 领土的 2%多一点，但拥有人口的近 20%。乌克兰的农业产量、 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斯大林断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依靠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备支持，苏联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第聂伯河 大坝和水电站，在建设长达 5 年、投资增长 8 倍的情况下， 于 1932 年 10 月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营。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 设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创造了历史。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 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 ——乌克兰人占了约 60%，而俄罗斯人只有 30%。任何人只要在 1932 年 10 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 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 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 世纪 20 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 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 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 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 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 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 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
1929 年秋，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苏联开始 实施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 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对粮食产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 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数以万计的格别乌官 员、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 农庄。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马匹和农 具。
1930 年 3 月的官方报告显示全部可耕地中已有 70%实现 了集体化，比前一年增长了 10 倍还多——那时只有不到 6% 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加 入集体农庄，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到了 1930 年春天，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仅在 1930 年 3 月，官方就记录了超过 1700 次农民暴动和抗议。骚乱者杀死了 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并攻击了更多的人。在 乌克兰邻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朝边 境进发，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 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 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 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逮捕起来送进 监狱，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俄语为“库拉克”) ——这个词原指富裕的农民，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 口中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驱离乌克兰，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1930 年，有多达 7.5 个家庭被指控为“库 尔库勒”，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送往遥 远的森林地区，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仅凭镇压无法消弭。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强制集体化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到了 1930 年秋天，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当局拒绝承认失败，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征粮额，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
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到了 1932 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 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 60%。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27%，却要求上缴全国总量 38% 的粮食。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带人口最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饥荒在 1932 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来到乌克兰，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1932 年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超过 8 万人饿死。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比拉采尔科瓦和乌曼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在 1932 年 6 月承认：过度的征收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谷物——包括他们储备的种子在内，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由于无法缴足征粮份额，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排在次位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到了 1932 年 3 月和 4 月，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垂死挣扎。1932 年 5 月，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 7 个村庄。仅在当月，这些村庄就登记了 216 起饿死人的事件，还有 686 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已有近百人死亡。每天的死亡人数为 8 至 12 人。总计 600 个家庭里，有 100 个出现了浮肿现象。”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在 1920 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毕苏茨基和西蒙·彼得留拉的进攻部队。斯大林担心 1920 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
20 世纪 30代初，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 50 万，其中 60%都是乌克兰裔——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1932 年 7 月，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接下来的 3 年中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在斯大林看来，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 1932 年 8 月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府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他写道。11 月，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
12 月，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粮份额，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相反，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敌人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私藏粮食，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1932 年 12 月，斯大林派遣卡冈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往乌克兰，确保完成那份不切实际的征粮计划。在来自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的领导下和格别乌的威胁下，乌共干部从正忍饥挨饿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诸如火柴和煤油——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粮份额的村庄。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还有家畜，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在 1932 年 12 月发生。到了 1933 年 3 月，饥饿导致死亡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向哈尔基夫和莫斯科发出了雪片一样的援助请求。援助物资到来了，然而数量不足，也来得太晚，无法挽救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大部人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
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他们的胃无法消化这些粗粝的食物。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 1933 年底，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 100 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 30 万人。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 1933 年也有 17.5 万人饿死。
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 1933 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 400 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 1932年到 1934 年，每 8 个人中就有 1 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 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 1933 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 1933 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 年11 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然而在对 1932—1933 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府从哈尔科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
正如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范本。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乌克兰的工业产量较之 1913 年已经增长了 8 倍。这一成就仅比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略微逊色。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已经完成。98%的农村家庭和 99.9%的可耕地成了集体财产。问题在于，完美无瑕的集体化数据掩盖了农业部门令人失望的成绩。1940 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为 2640 万吨，仅比 1913 年多出 330 万吨，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还不到 13%。受到大饥荒和集体化摧残的乡村地区无法跟上工业城市高速成长的步伐。尽管乌克兰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却为这一“大跃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 1926 年到 1937年，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 2900 万下降到 2650 万，在 1939年才回升到 2800 万多一点。
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许多乌克兰人都死于“大清洗”。“大清洗”指 1936 年至 1940 年间席卷了整个苏联的多次逮捕、处决和流放浪潮，其中尤以 1937 年为甚。从 1937 年到1938 年，乌克兰有 27 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近半数被处决。“大清洗”与斯大林在 30 年代许多政策有着相同的目标——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延续、确保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斯大林那些仍然在世的前盟友和前敌人都遭到处决，其中包括列夫·加米涅夫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和尼古拉·布哈林。在大饥荒期间向斯大林展示了忠诚的乌克兰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等机关领导人同样难逃厄运。当局需要的是温顺且对之前的失误一无所知，从而能效忠领袖的新干部。
除乌共干部群体之外，遭受打击最重的是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前成员们和少数民族群体。乌克兰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共和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当局无法信任这些族群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因此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严苛审查的对象。波兰裔和德裔族群排在敌人名单的前两位。在遭到逮捕的人中，近 20%是波兰裔，而德裔则占约 10%。这两个族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 1.5%，却被苏联当局当作为其当时主要敌人(波兰和德国)服务的潜在间谍和“第五纵队”。1938 年，斯大林认为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将他的新干将尼基塔·赫鲁晓夫派往乌克兰执行最后的镇压措施，以让这个共和国为战争做好准备。赫鲁晓夫的任务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社会主义的堡垒。
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
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承认了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并将之视为创始成员。这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自治领，乃至比利时和巴西等主权国家比肩的程度。尽管如此，此时乌克兰距离取得国家独立以与其联合国成员地位的要求相称，还有接近半个世纪的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乌克兰为瓦解各个帝国并在帝国的废墟上创立新的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数量从 1945 年的 70 个增加到今天的 190 多个。
尽管乌克兰拥有了联合国席位，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战争结束之际的乌克兰一片凋敝。从地图上看，乌克兰似乎已经跻身于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之列——其领土增加了超过 15%——然而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它失去了多达 700 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 15%还多。在剩下的3600 万乌克兰人中，约 1000 万人流离失所，约 700 座城镇和28万个村庄已成废墟。乌克兰损失了40%的财富和超过 80%的工农业设备。1945 年，这个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农业产量也不过战前水平的 40%。
乌克兰的工业基地已被苏联的焦土战术、德国人的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政策以及两军的激烈交战摧毁。在某些地区，乌克兰的建设甚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西方的顾问们建议说修建新厂比修复旧厂更容易，然而当局决定重建其在 30 年代曾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工厂。与从前一样，苏联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其他领域都没有那么紧迫。到了 1948 年，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战时同盟已经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取代。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前哨一样，苏联对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变得岌岌可危。
由于苏军已经部署在西至德国的地区，乌克兰不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那样是一个紧邻西方敌人的边境共和国，然而其在整个苏联工农业生产力上的重要性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巨大。为了应对许多人眼中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乌克兰必须生产武器、食品和士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枪炮和少得可怜的黄油。到了 1950 年，乌克兰已经复了其经济潜力，但它的农业生产拖了后腿，直到 60 年代才重新达到战前水平。
重建破碎的经济、重新安置受到震惊和创伤的社会，以及重建党对战争期间一度落入德国人及其盟友之手的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是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乌克兰的主旋律。在西乌克兰，也就是那些从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省份，由于德国入侵之前苏维埃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所谓恢复党的控制事实上是引入党的控制。这段时间里，20 世纪 30 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整个乌克兰范围内得到(重新)执行。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再热衷于实验——斯大林主义在其晚期显然已经耗尽了革命激情。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所做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和针对西方国家的备战(克里姆林宫相信战争很快就会到来)的影响。
扎波罗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战前苏联工业化的巨制之一，也是被苏联政治金字塔顶层人士赋予高度优先地位的重建项目。苏军在 1941 年撤退时，曾炸毁扎波罗热水坝的一部分。在 1943 年，当德国人打算完成苏军的未竟工作时，苏联人却挽救了这座大坝的残留部分——他们的间谍剪断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线路。大坝和水电站的重建成为新任扎波罗热地区共产党首脑、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工作重点。
勃列日涅夫在 1946 年来到扎波罗热，发现这座水电站和那些环绕它修建的工业企业已成为一片瓦砾。“砖块和钢铁的缝隙里长出了青草。野狗的狂吠声从很远之外就能听见。周遭除了废墟一无所有。烧焦的树枝上挂着乌鸦的窝巢。”这是勃列日涅夫对 1946 年夏天他参观扎波罗热工业基地时的第一印象的回忆，“在内战之后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景象，然而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些工厂的死寂，此时它们却已完全化为瓦砾。”
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此时的扎波罗热市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超过 1000 栋公寓楼、74 所学校、5 家电影院、2 所大学和 239 家店铺被彻底摧毁。然而莫斯科将勃列日涅夫派往扎波罗热的主要目的并不于重建城市，而是让那座水电站和被称为扎波罗热斯塔尔的钢铁厂重新运转起来。勃列日涅夫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任务。1947 年 3 月，扎波罗热水电站开始发电。同年 9 月，钢铁厂生产出第一批钢材。为了奖励勃列日涅夫的功劳，克里姆林宫在 1947年 11 月将勃列日涅夫从扎波罗热召回，提升他为邻近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共产党的第一把手。
勃列日涅夫离开扎波罗热时，此地已经在生产电力和钢材，然而仍是一片废墟。这就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模式——工业企业优先。民众的苦难甚至死亡则被置之不理在其首次出版于 1978 年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当时城市中的艰难形势，却对乡村的状况不置一词。1946年和 1947 年，乡村地区再次出现了规模堪比 1932 年和 1933年的饥荒。近 100 万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受灾最重的是乌克兰南部，包括勃列日涅夫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
毫不意外，由于他自己身处高位，勃列日涅夫对当局这桩导致数十万公民饿死的新罪行缄口不言。另一名高官则拒绝保持沉默，他就是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上级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通过地下渠道流入西方，并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出版，然而苏联读者直到 80 年代晚期才能读到它。(与之相较，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在 70 年代的印数就达到近 1500 万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仅描述了饥荒的景象，还描述了共和国领导层在救助受难者时所表现出的无能——在影响乌克兰人生死的问题上，莫斯科仍是唯一的决策者。
正如他对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做出的解释一样，赫鲁晓夫将这场新的乌克兰饥荒归咎于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他无疑是找对了目标。1946 年夏天，乌克兰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然而莫斯科当局仍从被战争和糟糕收成破坏的乌克兰乡村征粮。各个城市的再次工业化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此时都需要粮食。斯大林向东欧输粮数以百万吨计，以使这些地区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保持运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赫鲁晓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像对城市居民一样给农民发放配给卡。他的请求被置若罔闻。此外更有人开始散布流言，指控赫鲁晓夫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为他对他的共和国及其民众表现出了过度的保护。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并遭到降职。
尽管他仍保留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却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位置。他的新上司、乌共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接任者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20 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推行者和 30 年代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卡冈诺维奇将自己在乌克兰的新使命视为加强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新古典主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马克西姆·雷利斯基成为卡冈诺维奇的意识形态政治迫害的主要受害人。他在媒体上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在 1947 年秋天被撤职。
尽管斯大林很快就将卡冈诺维奇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也夺回了他的党内职务，对乌克兰文化界人物的攻击仍在继续。这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日丹诺夫给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扣上“资产级个人主义”“思想不纯”和“向西方献媚”等罪名。日丹诺夫发起的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包括俄罗斯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和乌克兰讽刺作家奥斯塔普·维什尼亚。作家们在作品中只能描述一种冲突：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这等于捆住了讽刺作家的手脚。对意识形态异见者的搜寻范围从作家群体扩大到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群体。
在乌克兰，迫害“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在 1951 年达到顶峰：这一年，《真理报》对杰出诗人弗拉基米尔·索休拉写于 1944 年的爱国诗歌《热爱乌克兰》(“Love Ukraine”)发动了批判。当局寻求强化对从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因此在战争期间有助于动员乌克兰爱国主义反抗德国侵略的作品如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第三次大饥荒（1960 年初）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于 1956 年 2 月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秘密讲话为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命运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这位新领导人抨击约瑟夫·斯大林掀起的对党员的清洗运动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他并没有提到数百万非党员所受到的迫害，没有提到 1932 年和 1933 年的大饥荒，也没有提到对许多民族进行的整体人口迁移。
随着赫鲁晓夫讲话启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不断推进，许多乌克兰前领导人——如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弗拉斯·丘巴尔和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都获得了政治平反。乌克兰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新名字)和乌克兰总检察院重新审查了近 100 万件政治恐怖受害者的案件，平反了近 30 万人。被控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立场、参加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和与德国人合作等罪名的人所受的起诉和判决则仍然有效。
不过，仍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从古拉格系统中被释放出来，那些幸存在世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主教和神父们也同样获释。这些人一经获释，克格勃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实施了监控。赫鲁晓夫本人也是一名信徒——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公开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将在接下来的 20 年奠定。用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意味着生产大量消费品的能力，而当时苏联正处于消费品供应短缺之中。
赫鲁晓夫还在党内通过了一份新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对这一确定了共产主义天堂降临日期的世俗宗教的推动与对传统宗教进行的斗争同步进行。战后在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赫鲁晓夫对宗教团体实施了新的压迫政策，承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消灭宗教，还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得以复兴，成千上万的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和祈祷所遭到关闭。从 1960 年到 1965 年，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数量从8207 个下降到 4565 个，减少了接近一半。
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宗教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当局在加利西亚则更谨慎，不想因为关闭太多教会而驱使新改宗的东正教信徒们转投处于地下状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许多人都明白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言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然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结束、某些类别的政治犯的获释以及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阴暗面的作品得以出版(其中包括曾在 1945 至 1953 年间沦为古拉格囚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等现象都制造出一种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自由的气氛。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的标志是在斯大林统治晚期作品被禁的一批作家和艺术家重归公众视野，其中包括乌克兰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他终于得以结束自己在莫斯科的流放状态，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工作。
面对那些感到焦虑的干部，党的新路线则被包装成向“列宁主义原则”的回归。这意味着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终结对党政机关的清洗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去中心化。这两项转变都令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精英阶层的力量得到增强。乌克兰的干部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新机遇。各地建立了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委员会(另一项向 20 年代政策的回归)。这让乌克兰的当权者掌握了位于本国境内企业的 90%以及全部农业设施。
较之他们的前任，此时的当权者们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从 50 年代初开始，乌克兰的管理者们就变成了当地官员，几乎不再有来自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官员流入。地方干部们互相之间连接成一种裙带网络，而党机关第一把手的位置则由他(当时的党机关中很少有女性身影)对其上级的个人忠诚决定。乌克兰共产党的这张网络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由此变得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的网络更加稳定和独立。
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也让苏联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他提出的五层廉价公寓(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建设计划改变了每一座苏联城市的天际线，让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得以从临时居所和狭小的社区公寓搬进配备了暖气、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独立公寓。在赫鲁晓夫时代，尽管大部分国家资源都流向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发，乌克兰仍是新的工业增长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第聂伯河上又出现了三座新的水电站，改变了自然的河水流向，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淹没农田和附近的矿山，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为生产农业杀虫剂和大众消费品而建起的化工项目增强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却也增加了乌克兰生态系统的压力。乌克兰还深深地参与到苏联的核计划和太空计划中。这两项计划都是伴随了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的产物。
铀矿在若夫季沃季被发现并得到开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则兴建于附近的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对苏联实现进入太空的突破同样贡献巨大。作为对这一贡献和乌克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序列中象征性地位的认可，第一名搭乘苏联火箭进人太空的非俄罗斯宇航员就是乌克兰人。这名宇航员名叫帕夫洛·波波维奇，出生于基辅地区。他在 1962 年首次进入太空，并在 1974 年再次实现太空之旅。
可以预见，苏联的太空计划发展和军工项目并未为民众带来多少福利，反而让他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濒临饥荒。这次食品短缺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农业生产遭遇了一系列旱灾。这一次，政府不再像 1932-1933 年间和 1946-1947 年间那样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而避免了重复上述时期的灾难。这一举动成为与斯大林时代分道扬镳的标志。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其中粮食价格提高了 7 倍)，赫鲁晓夫努力减轻农民们的困境，增加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他还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的自留地削减了一半，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家中的额外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集体农庄的耕作。
然而赫鲁晓夫出于善意的政策没能带来他期待的结果。他继续保留着集体农庄应该种植什么作物以及如何种植的决定权，努力推动玉米产量的增长，然而玉米无法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僚们所选定的地区生长，最终也没能长出来。赫鲁晓夫试图让农民获得更多休息时间，却因此削弱了自留地上的农业产出。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农民们个人拥有的家畜数量从 2200 万头下降到 1000 万头，减少了一半多。旨在增加生产力、提高乡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改革反而让城市中的农业产品价格飞涨：黄油的价格增长了 50%，肉类价格则增长了 25%。50 年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记忆中失去的天堂，而农民们则更喜欢 60 年代。
（刘经国摘编自[美]浦洛基的《欧洲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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