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饿死三千万”的荒谬说法进行了深入批驳，并且在报纸、刊物、网络媒体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深入揭露了杨继绳所著《墓碑》一书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杨继绳也为《墓碑》进行了所谓“辩解”。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围绕《墓碑》进行的这场辩论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2014年7月，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同时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称“武汉会议”，该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主办，“饿死三千万”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就“饿死三千万”问题进行了直接对话。孙经先教授在大会发言(包括提交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揭露了杨继绳和《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孙经先教授发言后，杨继绳没有对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含书面发言)中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做出回应和答复，并且在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宣布“以后孙经先教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这在事实上已经表明，他在与孙经先教授进行的辩论中理穷词尽，再也做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只好被迫高挂免战牌，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认了他的失败。
我们认真阅读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围绕《墓碑》的辩论所发表的全部文章，阅读了杨继绳的《墓碑》，并且对双方在辩论中所使用的各种史实材料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和核实。我们认为：杨继绳在这部书中大量篡改、伪造数据，使用在学术上完全错误的推理逻辑和所谓“杨继绳公式”，肆意编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各个地区的所谓“饿死人数”。孙经先教授对杨继绳及其《墓碑》的揭露，事实是确凿的、逻辑是严密的。
孙经先教授揭露的杨继绳及其《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下。
1. 关于“涪陵专区死亡350万人”的极端荒谬性
《墓碑》称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孙经先教授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的这一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这十个县的人口数为423万人。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像《墓碑》所说的那样“死了350万人”，那死亡率就高达7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专区就只剩下100万人左右。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猛增到372万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一错误后，由于这一数字过于离奇，杨继绳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错误。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死亡350万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件事情，并且只要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它的荒谬性。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继绳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了“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仅此一条，人们就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了!
2. 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和西海固地区饿死人近百万”的荒谬性
杨继绳在《墓碑》称：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定西县，静宁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最少已接近百万。”
孙经先教授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一说法是极为荒谬的：这些地区1953年人口总数为136万人，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说法，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那么到了1962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50万左右的人。然而仅仅两年后，到了1964年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变成了157万人，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一极为荒谬的说法，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
3. 关于河南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200万
《墓碑》说河南“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但杨继绳没有对这一结论进行过任何论证。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河南省扣除信阳专区后，全省1959年和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158.03万，由此根本得不到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
孙经先教授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当面要求杨继绳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数字的，但杨继绳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和答复。
4. 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
杨继绳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他的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山东省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动出现了几个重要情况：(1)1958年到1960年，山东省向省外净迁出人口总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年到1957年出生人数的平均值为基准，1958—1960年期间少出生人口203万;(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一次性被注销，造成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而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杨继绳的荒谬逻辑，他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错误结论。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
5. 《墓碑》存在的根本性学术错误之一
孙经先教授认为，《墓碑》贯穿全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或各个地区人口统计数据的异常减少，绝大多数都归结为是由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有些情况下，人口统计数据并不代表实际人口的真实数据，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也不表示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2009年岁末全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4663万，而2010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我国0～14岁人口总数为22245万，即我国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2418万。没有人认为这一统计数据的减少表示我国这一期间有两千多万0～14岁的儿童饿死了。但是按照杨继绳的荒谬逻辑，就会得到我国在2010年有两千多万0～14岁的儿童饿死的荒谬结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人们如果仅仅凭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断定这一减少一定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就会产生极为荒谬的结果。杨继绳在《墓碑》中就是凭借着这样的荒谬逻辑，宣布了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的。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
6. 关于“四川省饿死1000 万到1200万”
《墓碑》认为：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是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饥荒而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杨继绳断言“四川省饿死1000 万到1200万”。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6200万。由此可知，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数字。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复杂的，不能把这一减少断定为都是由人口“饿死”造成。但是《墓碑》据此得出了四川省饿死1OOO万到1200万的错误结论。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7. 关于“杨继绳公式”的重大错误——《墓碑》的另一个根本性错误
杨继绳取1955、1956、1957、1963、1965和1966年这六年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他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以下简称杨继绳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出该年的饿死人数。
孙经先教授指出：从学术上讲，杨继绳公式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学术依据的，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但是他没有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验证。这是《墓碑》的第二个贯穿全书的根本性错误。
懂得数理统计学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应当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和原因有关的数据,然后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能够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公式，不可能是杨继绳公式这种形式的。
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说：对杨继绳公式他“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他的这些话显然没有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错误作出正面的回应和答复，他应当从学术的角度认真回应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
孙经先教授先后查证了全国两千多种地方志，取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杨继绳公式”的极端荒谬性。杨继绳在《墓碑》中利用这一荒谬公式，编造出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所谓“饿死”人数，这些数字全部都是错误的。
8. 杨继绳篡改地方志记载的问题
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之一是：学者在引用已有文献的相关数据时，必须准确如实的引用这些数据，绝对不能把用自己编造的荒谬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已有文献的记载。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是典型的伪造数据行为。
杨继绳在《墓碑》中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墓碑》注明这一数据来自《常熟市志》)。
孙经先教授经反复查证后指出，上述这三个县的县志中没有这些记载。
杨继绳对此进行了辩解。对于常熟县的情况，他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杨继绳这里说的“做四则运算，指的是用“杨继绳公式”运算)，“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我们见过不少在学术上恬不知耻的人，但没有见过像杨继绳这样的。由杨继绳的这段话人们可以知道：《常熟市志》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而不是饿死人数;杨继绳利用他自己编造的荒谬公式计算出所谓的常熟县饿死人数，然后把他自己计算的数字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这就已经严重违反了基本学术道德规范。当着孙经先教授揭露了他的这一严重错误后，他居然厚颜无耻辩解说“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关于《溧水县志》和《高邮县志》的记载，情况是一样的。
对孙经先教授的以上揭露和批驳，杨继绳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和答复。
9. 杨继绳肆意把历史档案和地方志记载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
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之一是：学者在引用原始档案、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相关数据时，必须准确如实的引用这些数据，绝对不能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修改。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是典型的篡改数据行为。孙经先教授明确指出，杨继绳在《墓碑》中把许多原始档案、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中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区的总死亡人数都篡改“饿死人数”，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篡改数据的行为。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围绕以下几个典型例子展开。
孙经先教授在查证了原文后指出：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凤阳县“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墓碑》把其中的两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两年“共饿死60245人”，同时还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
对此杨继绳辩解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对杨继绳的辩解，孙经先教授指出，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共死掉60245人”，杨继绳在引用时就必须如实的引用。从陈振亚这段话的语境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特别是其中的“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明确否定了“共饿死60245人”的说法。杨继绳的这一看法显然不是陈振亚报告原文的意思，而只是他个人的错误理解，他不能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就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没有再做出回应和答复。
(2)关于“信阳事件”的饿死人数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该报告的原文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杨继绳在《墓碑》中把上述报告中的“死亡总数436882人”篡改为“饿死436882人”。
杨继绳对此作了无耻的辩解：“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对杨继绳的这一辩解，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仅仅是杨继绳个人的理解，并且他的这一理解显然不是该调查报告原文的真实意思。从这段话的语境可以看出，该报告在“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之后紧接着明确说明了“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这就说明其中的“死亡总数436882人”只能是指全部死亡人数，而不可能是杨继绳所说的是“饿死”人数。杨继绳的辩解纯属强词夺理。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没有再做出回应和答复。
(3)关于无为县和宁德县的人口死亡数据
据《无为县志》的表格《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据福建省《宁德市志》的表格《1949年—1988年宁德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表》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两个数据都是总死亡人数，但在《墓碑》中分别被更改为无为县“1959年饿死82278人”，宁德县“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在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两个错误后，杨继绳无耻的辩解说：大饥荒时代的语境“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宁德市志》明白无误的记载的是总死亡人数，杨继绳却偏要篡改为“饿死人数”，还非要说“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10. 《墓碑》大量使用没有依据的数字
孙经先教授指出：《墓碑》大量使用了没有依据的荒谬数字。其典型例子有：
(1)关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
《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江口县志》记载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所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是错误的。
杨继绳仅仅辩解说：他的这一数据是郑义和晏乐斌两人说的，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一数据与《江口县志》记载之间的巨大差距做出任何解释。
(2)关于临夏市的死亡人数
《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并特别注明“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临夏市志》记载临夏市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两年合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孙经先教授指出：临夏市行政区划发生变更是事实，但是杨继绳在《墓碑》中说的很明确，临夏市“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是不包括1958年合并到临夏市的那几个县的。杨继绳的这一辩解是不成立的。
11. 杨继绳公然制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
在“饿死三千万”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编造的“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按照杨继绳的说法：1961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仔细查证，发现这是杨继绳蓄意编造的重大政治谣言。周伯萍先生生前写了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的书，叙述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中说：“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孙经先教授又查证了《周恩来传》，证实了周伯萍先生的上述说法。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接着说：“‘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孙经先教授指出：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的记载说明，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而根本不是杨继绳先生所说的“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这就说明杨继绳的所谓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从根本上讲是一件莫须有的事情。
搞清上述事实后，杨继绳的所谓周恩来销毁大饥荒“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证据，也就是他蓄意编造的重大谣言。在孙经先教授揭穿了杨继绳编造的这一谣言后，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任何解释。难道杨继绳不该就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吗?
12. 杨继绳明确承认：他没有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学术资质
在与孙经先教授的辩论中，杨继绳一再强调：他“不是人口学家”，“隔行如隔山”。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他“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工作”。在这里，杨继绳已经承认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没有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学术资质。
从杨继绳和孙经先教授的辩论可以看出，杨继绳明显缺乏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是人口统计学的学术基础)最基本的常识，缺乏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应当掌握的代数恒等变换的技能;这样，他居然还“班门弄斧”，狂妄的宣称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事实上孙经先教授的推导是正确的)。
现在，杨继绳终于明确承认了他是外行，承认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我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工作”，承认他“隔行如隔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无力从事这种工作”的“外行”，居然写下了《墓碑》一书，完成了对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人口数字的校正”工作，特别是人口死亡“数字的校正”工作，宣布了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饿死人数”。这些数字究竟有多少可信性，人们难道还不明白吗?
13. 杨继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制造谎言
孙经先教授在会议上揭穿了杨继绳制造的这一谎言。事情是这样的：孙经先教授2013年9月发表了批评《墓碑》的文章后，杨继绳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在收到杨继绳的文章后决定予以发表。由于孙经先教授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议杨继绳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比孙经先教授的文章还多了一千字)后发表。但是杨继绳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明已经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却在国际学术会议这样严肃的场合下公开制造谎言，欺骗与会的中外学者。由此可见他的学术道德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14. 驳杨继绳的“不回应”
武汉会议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孙经先教授在会议发言(含书面发言)中系统的揭露了杨继绳在《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果杨继绳真的掌握了真理，他显然应当理直气壮的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作出反驳，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逐条作出辩护。但是他在会议上根本不敢和孙经先教授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却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宣布“孙经先教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
杨继绳的这种“不理睬”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理睬”根本不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当着其他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严肃批评的时候，显然应当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就杨继绳而言，如果孙经先教授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当针锋相对的对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做出反驳，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所以杨继绳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不理睬”，这除了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再也无法为《墓碑》做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就只好高挂免战牌，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认了他的失败。这在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墓碑》的破产。
【1】孙经先:《<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载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学习活页文选》，2013年第32期
【3】孙经先：《驳杨继绳制造的又一谣言：“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载《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4——2015)，384——394页。
【4】孙经先：《孙经先与杨继绳关于“饿死三千万”的辩论纪要》，载《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4——2015)，369——383页。
【5】孙经先：《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载《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印发的论文集。
【7】孙经先：《“饿死三千万”谣言破灭之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