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是持续的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必然结果，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产生一系列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过程，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由盘古智库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老龄社会峰会上的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寿命水平不断提升，而生育率却在不断的下降，这就导致了长寿化和少子化的持续并进。平均预期寿命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的43岁左右，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到68.8岁，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进一步增加到77.9岁，已经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生育6个孩子左右，到1991年降到更低水平2.09，2020年人口普查时只有1.3，中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已经落入了世界较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是持续的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必然结果，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产生一系列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过程，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
一、原因上，出生率和死亡率由相向而行转向背道而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不断下降，人口出生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5‰以上逐渐降到世纪之交的15‰以下，2021年进一步降到7.52‰。 死亡率从1949年20‰高水平降到七十年代中期6.5-7.5‰低水平，并一直持续至今，2021年死亡率为7.18‰，二者相抵，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可以说实现了零增长水平。 从2023年开始，死亡率将与出生率出现交叉并反向而行，出生率继续下降且保持较低水平，死亡率逐渐上升，中国人口将走向常态的负增长阶段。
二、总量上，人口负增长拐点将至已成定局
从国际视野看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做出了最新人口预测，给中国人口发展设置了生育率的中、高、低方案，中方案：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3，保持至2035年，之后，略微回升，2050年为1.4，2100年达到1.5，生育率呈现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高方案：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3增长到2050年1.8，2100年增至2。低方案：总和生育率在目前1.3基础上持续性下降，2035年降到0.8，2050年降到0.9，之后略微回升至2100年1。在高、中、低三种方案之下，因为生育率假设都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总人口都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只不过进入负增长的时间早晚略有差别。从中方案和低方案来看，2023年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高方案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则推迟到2035年左右。按照中方案预测，2023年之后的中国人口规模开始缩减，预计2035年总人口依然会保持在14亿左右，2050年将减少到13.1亿，到世纪末将进一步减少到7.7亿。低方案是警示性方案，2050年总人口将会减少至12亿左右，世纪末将减少到不足5亿，仅为现阶段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预测提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低生育率以及低出生率陷阱。
立足全球视野看待预测结果，会发现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之时，恰是印度总人口超过中国人口之日，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未来趋势看，预计印度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16.7人，超出届时中国人口约3.6亿人，印度人口在206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17亿人左右，然后开始减少，2100年减至15.3亿人，超过当时中国人口总量1倍左右。但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特征在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依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至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周期依然是人口规模巨大。所以，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从国内形势来看，199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首先呈现负增长，是全国第一。1997年，重庆市常住人口变成负增长，也是全国第一，可以说上海和重庆是我国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两个起“点”。随后，人口负增长的区域由点及面不断扩张，2021年，从各省市自治区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来看，除天津、安徽、四川没有公布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之外，其余28个省份中，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常住人口情况中，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已经转成了负增长，人口负增长的省份已经超过了一半，负增长“面”正在扩大。
三、结构上，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转型
2000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当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3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0%，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推进快速增加，预计，2025年超过3亿人，2033年超过4亿人，2054年达到最高峰值5.2亿人。相应的，如果生育率能够回升到1.5的话，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024年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35年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2054年超过40%，迈入超级老龄社会。即便如此，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止，预计2080年将达到48%以上，接近一半人口是老年人口。
今天出生的人，60年之后才进入老年期，因此，如果假设未来的人口死亡率和死亡模式一定，那么2082年以前的老年人口数量也是基本固定的，不会随生育率的变化而变化。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2.64亿人，中方案预测，世纪中期达到峰值5.2亿人，本世纪末将减少到3.6亿，高方案预测，世纪末的老年人口数量约为4.2亿，低方案预测，约为3.1亿。但是，因为未来生育率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生育率越低，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反之，生育率越高，人口老龄化水平越低。以低方案为例，2035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为31.2%，2053年达到44%，2067年超过50%，2080年达到62%左右。可以想象，总人口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并且将从社会的边缘群体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将会影响经济社会整体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产生深刻、全面和长远的影响。
从负担来看，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木已成舟。“七普”资料显示，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小”的负担，且养老的负担伴随老龄社会深化而越来越重。事实上，2060年左右，老年抚养比将达到80，总抚养比超过100；2073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00，2080年达到117，总抚养比将达到142的峰值。想象一下，平均每140多个老年人口加少儿人口对应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将何其大呀！同时，养老数量将会远远超过养小数量，从国际经验看，养老的平均社会支出要比养小的平均社会支出高出很多。因此，整个社会负担在从养小到养老的转型中将会越发沉重。
从城乡来看，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状况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农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值8.6亿人后，随之进入负增长过程，持续减少，目前已不足5亿人。相反，城镇人口一直不断增长，从3.5亿人增长到9亿人以上。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90年代的27%，逐渐增长到现在约65%。根据未来的人口发展规划，203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205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85%。基于此规划的推算，城镇人口还将继续增加，农村人口仍会持续性减少。在此过程中，巨大的流动人口将产生重要影响，需引起高度关注。2020年流动人口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占全国人口26.6%。2021年增至3.84亿人，比重达27.2%，城镇化水平64.7%。数量庞大的、范围广袤的、时间长久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合理布局，提升了城镇化水平，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促进农村快老、农村更老，2000年，农村和城镇的老龄化程度分别为10.9%和9.7%，相差1.2个百分点；2020年，分别为23.8%和15.8%，差距扩大到8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以前，城乡倒置的老龄化情形不会根本改变。同时，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储备、制度储备以及基本建设储备都远远不足，而农村恰恰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可以说，未来积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四、素质上，人力资源大国正在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一方面，从健康状况改善看，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升高，2021年已达到78.2岁。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还是孕产妇死亡率等核心指标均大幅度下降，基本上都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教育的进步突飞猛进，最典型的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4.4%，已经进入稳定的大学普及教育阶段；无论是文盲人口还是成人文盲率都大幅下降；15岁及以上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到9.9年；累计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达到2.2亿人，占到总人口的15.5%，比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开始，招收的大学生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人，2022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首次超过1000万人。预计“十四五”期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都将超过1000万人。如此庞大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将会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和人力资本改善提供巨大支持。
五、政策上，全面转向激励生育的积极措施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最早开始的晚、稀、少到一孩政策再到城乡二元政策，2013年开始转向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以及三孩政策。可以说，2013年是个分界线，之前，我国采取的是紧缩型生育政策；之后，转向了适度宽松型生育政策。特别是202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第二次修正，废止了所有关于生育的处罚措施，转向积极生育的政策措施。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社会不断加深交汇的时代，由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人口全要素的一系列转型，而人口的这些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会产生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六、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社会的基本思路
第一，科学认识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并非洪水猛兽，在此过程中，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认清挑战、挖掘机遇，既不能陷入人口决定论的误区，也不能落入人口虚无主义的谬误，坚持唯物辩证法，辩证看待人口变动的利弊。
第二，主动适应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挖掘和开发新机遇。比如在早期的低龄老龄化阶段，人力资本仍在不断积累，老年人力资源机会窗口开启，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了良好机会。再有，由于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人口数量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供给规模也依然庞大，人力资源机会依然存在；还有，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再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型，人力资本机会不断增强。这是我们未来三五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机遇，需要充分地利用和挖掘。
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主动直面新挑战。人口数量的减少、人口活力的下降，人口结构性的改变，消费生产结构的改变，家庭规模变小，家庭功能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这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应有之义。
总之，人口发展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今天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动迁徙轨迹。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素质、分布变动等不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
责任编辑：王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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