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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京津冀及周边多地持续强降雨，多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各地区防汛部门根据灾情及受灾群众需求，正持续开展洪涝灾害救援工作。而在历史上，我国也曾遭遇过多次洪涝灾害的侵袭，其破坏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也被记载在书籍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民国期间发生的特大洪水。
1931年江淮大水，又称1931年中国水灾、1931年长江水灾，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都发生特大洪水受灾范围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且是20世纪导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灾害。
《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对这年江淮流域的“雨情”有较详细的统计和叙述，概况是这样的：降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第二个阶段为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第三个阶段为7月底至8月15日，此时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有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受灾严重的地方，武汉可算典型之一。武汉三镇，是万里长江上的一大锁钥，有“九省通衢，八省咽喉”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当时这里，完全成了一片泽国。李文海、程歗先生等人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该地当时的灾情惨状作有这样的描述：“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物价飞涨，商贩把货物放在木盆中卖。
安徽芜湖，灾情之惨可以说能与武汉相媲。同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描述：这里“四处汪洋，不分畛域。市区内河南岸水深丈余，北岸也有五六尺”，“最繁华的中山路上，大水越过了中山桥顶，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码头和附近的民房只有尺许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沟一带变成了港湾，帆樯如林。两千多只小船、盆划行在市区”，“许多灾民栖息在房顶上，上有倾盆大雨，下无果腹之粮”，街上到处都有“小孩卖了，谁要小孩”的呼叫声。据当时报载，“城区房屋倒塌，庐舍飘没，江面船只被风击沉”，仅8月26日早晨，因“圩堤续溃”溺毙者就有4000多人。至于其城乡灾民，多达41.8万余人。
当时“道外江堤决口后，最先进水的是钱塘街、富锦街。不足半日，大水漫过正阳街（今靖宇街），不出几日，受江水浸泡的一些土坯草房，墙皮脱落，地基下沉，纷纷倒塌；大院里、大街上积水没腰，水上漂着杂草木屑、居家杂务和死猫死鼠尸体。道外大水顺许公路（今景阳街）一直淹到市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后墙根；道里中央大街左右街道、偏脸子（今安字片街区）大水过膝，深处及腰，逃难的人们纷纷奔向高处。
十几日后，江水不见消退，难民返家探望或取衣物皆以舟代步，大街小巷皆成泽国。水灾造成23.8万人受灾（当时哈尔滨市人口38万），2万多人丧生，并且大多数人死于灾后的瘟疫。
1939年，华北各省春夏之交雨阴失序，入伏以后淫雨连绵。更由于受台风袭击，出现三次大暴雨，永定、大清、北运、潮白、南运、子牙、滏阳、滹沱等河上游猛涨，水势陡然增高，激流冲击堤防，河决口甚多。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天津市署改组天津市河堤防险委员会为建设总署天津工程局组织临时防灾委员会主办各河防护事宜。
天津大水灾街头
7月21日起由市公署饬工程局加紧防护，昼夜不息。由于大水狂涨不已，北运、子牙两河先后告急，天津工程局于27日召集临时防汛会议，决定由建设总署各河务局及市公署加紧防护。海河流域的洪水淹没了河北省广大农村，包围了天津市区。大围堤、南大堤两堤先后溃决。“8月20日，洪水冲进市区，天津除少数高地外，尽成汪洋，被水淹浸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大水冲倒了无数民房。”
据商会调查报告此次水灾“天津全市约有2/3地方尽被洪水淹没，灾民约有百万之众。扶老携幼逃避无水地带，沿街露天仰卧，无处栖归，哭号凄惨，不堪闻睹。尚有仍在水中，未及救出脱险者亦属不少”。就河北全省来说，此次洪灾造成的损失也是罕见的。“全省水灾面积约为四万五千平方公里，灾民800余万，死伤12300人，冲毁铁路160多公里。受灾人数达65万，逃到天津的难民有5万。”
历史上的天津，在1653年、1654年、1668年、1801年、1871年、1890年、1917年和1939年，均遭遇过特大洪水灾害。其中，1939年的水灾，对天津的损害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