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启泄洪深孔泄洪 肖艺九/摄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这个夏天，刚刚遭受疫情扰袭的中国南方地区，又发生多轮强降雨，造成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8月20日，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以高达75000立方米每秒的峰值流量进入三峡水库，三峡水利枢纽遭遇自2003年建库以来最大洪水。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洪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从“三番洪水泡天庭”的上古神话，到“大禹理百川，杀湍湮洪水”的历史传说，从叹为观止的都江堰工程，到历代反复督修的江河堤防，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洪水不断作斗争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的进步史。
一柱砥狂流
今年汛期，湖北省鄂州市一座不起眼的古建筑意外走红，成为网民热捧的“阁坚强”。这座位于鄂州城东长江江心的观音阁，追溯起来已有700余年历史，依然如一艘巨大的航船，在滔滔洪水中劈波斩浪。
“峭壁起江心，层台水面浮。岂堪龙久卧，但见石长留。云影轻帆处，桡声夜渡头。问津何处是，一柱砥狂流。”晚清诗人姜愃一首《龙蟠晓渡》，生动描绘了观音阁屹立江水之中的雄姿。
观音阁建在江心一块巨大石矶之上，有着巧妙的建筑设计，在矶上垒石成台，台上起楼，阁与矶融为一体，受水面还建一堵异常坚固的弧形石墙，如同船舷一样，既减缓水势，又顺势泄流，保护着观音阁主体免受洪水的正面冲击。
古人为何要在江中建这么一个建筑？鄂州市博物馆馆长秦昌林介绍，自古以来，鄂州一带水患频繁，为了镇水免灾，从宋代开始，当地官民便在龙蟠矶上修建寺庙，元至正五年（1345年），本地行政长官在原先的庙基上督修建阁。
观音阁的存在，是老百姓对免受洪水灾害的祈愿。数百年来，观音阁历经洪水洗礼，屡有毁建，但主体结构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而今“阁坚强”的走红，更让人们深深体会到一个民族长久以来饱经洪水磨难而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力量。
洪水历来是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历史上有关水灾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水逆行，泛滥于天下”“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秦汉以后，史料渐丰，关于洪水的记载也更具体。据郑功成《中国灾情论》分析，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史料记载中国发生的大水灾有1092次，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
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时，就是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大两河流域文明。然而，长江、黄河也是多灾多难的河流，其泛滥决溢“史不绝书”。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这是人们对黄河水患的形象描述。黄河有明确记载的决口最早发生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花园口扒口，2500多年里，黄河共计决溢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26次。有学者认为：“黄河每一次改道，都是一场恐怖的屠杀。仅次于改道灾难的小型泛滥，也每次都造成人畜的可怕伤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吞没生命财产最多的一条河流。”
长江水灾较多的记载在隋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人口渐密，水灾的记录也更多了。据历史资料统计，自唐至清近1300年间长江水灾200多次，而且越往后，洪水灾害越频繁。
1870年，长江发生历史上最著名的洪水之一，上游干流重庆至宜昌河段出现数百年来最高洪水位，推算宜昌站洪峰流量达100500立方米每秒。洪水令丰都“全城淹没无存，水高于城数丈”，宜昌“郡城内外概被淹没，尽成泽国”。
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下游不远处，有一座黄陵庙，庙中大禹像持耒傲立，旁边的立柱上，至今保存着1870年长江洪峰淹没的痕迹。当时此处水位达海拔81.16米，是长江水文史上的最高纪录。1998年，这里的最高洪峰水位也只有70多米。
治国先治水
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太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朔方”，深感“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于是专门写了《河渠书》。
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记述自大禹以来河道的开凿、治理过程，悲悼江河决溢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颂扬人民变水害为水利的伟大斗争。自此，“治国必先治水”便成为历代相传的古训。
考古发现则证明，早在5000年前，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兴水利避水害的劳动实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迄今所见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个规模巨大的拦洪水坝系统，由1条长堤和11条水坝组成，在良渚古城遗址外构筑起100多平方公里范围的水利系统。
水利系统为良渚古城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崛起构筑了安全屏障，同时也为稻作农业在长江中下游起源和成熟奠定基础。良渚文化时期的稻谷生产能力相当惊人，显然与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治水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实践。黄仁宇说，《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辅佐楚庄王称霸的孙叔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治水名人。史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带领百姓兴建芍陂，灌田万顷，粮食大获丰收。
芍陂，就是位于今天安徽省寿县境内的安丰塘，经历代维修整治，这座2600年前的水利工程一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灌溉效益。2015年还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秦国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水利工程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都江堰。秦国蜀守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成功制服桀骜不驯的岷江，将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分四六，平潦旱”。如此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从此蜀地“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国据蜀中之富，国力大增，为打败楚国、吞并六国奠定基础。
史书上还有一段趣闻。韩国为了抗秦，派出水工郑国去做奸细，游说秦国在关中修筑大型灌渠，妄图通过工程建设消耗秦国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达到“疲秦”。岂知此举适得其反，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司马迁说，渠成之后，“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水利之重，韩国人只看到其消耗大的表面，却不知其对国家兴衰成败有着重大意义。
秦汉以后，对于水患的整治一直是朝庭的重要职责，成为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
从秦汉、唐宋直至元明及清代早期，都曾有过治河防洪的高潮，黄河、淮河、长江等主要河流的河道疏浚、堤防修筑方面，都有极大的工程投入，表现出极高的工程技术水平。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创立“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堤防被他视为“防河之第一要义”和最现实的治河方法。
唐宋以后对长江中下游趋利避害式的大开发，如太湖圩田开发和两湖平原垸田开发，以及南北大运河建成，使得长江流域迅速发展，促进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人们对于江河的治理、开发和利用，不仅决定了一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带来全局性的重要影响。
鄂州观音阁
当然，“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这样的开发又加剧了江湖治理与防洪形势的严峻。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洪水出路而产生的矛盾，以及为解决这一严峻问题所作的努力，构成了中国治水文明一项重要的内容。
苦难中向前
世界上的古老文明都有着强烈的洪水记忆。中华文明的洪水记忆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无不体现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奋斗精神和顺天应时的自然理念。
大禹治水的故事尚难考证其历史真实，然而有关大禹治水之功的历史遗迹却遍布各地。在华夏大地，纪念大禹治水的禹王庙、大禹庙就难以计数。故事未必是历史，但是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却奠定了中华文明对于灾难和自然生态认知的哲学思想。
《史记·河渠书》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以别九州。”大禹能够为万世敬仰，更主要是其与灾难作艰苦卓绝斗争的不屈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融入民族血脉。
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设计，郑守仁在三峡坝区一待就是26年。随着三峡工程各项工作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忙碌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个人，郑守仁却不曾离开。三峡坝区一套简陋的工房，成了他永久的家，他的生命与三峡大坝早已融为一体。
有人称他为“工地院士”“当代大禹”，还有人称他是“三峡的脊梁”“大坝基石”。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代社会，就是有李冰、潘季驯、郑守仁这样一代代“大禹”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中华民族与洪水抗衡的基石；更是由于有这种一脉相承与洪水抗争的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苦难中不断前进。
如今，三峡工程已是长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的骨干工程。在今年长江连续多轮洪水防御过程中，三峡水库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地位，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使我国的江河治理和防洪能力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特别是以三峡工程和长江堤防为骨干，长江防洪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上下正在开创治水兴水新局面，中国治江文明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从抗洪到治理水生态、水环境，沿江化工厂拆除、码头整治、海绵城市建设、地下管廊工程……各地正立足山水林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统筹兼顾各种要素、协调各方关系，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来解决，实现治水与治山、治林、治田以及城市综合治理有机结合、整体推进。
1931年武汉三镇“堤防尽溃，人畜漂流”“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水淹三镇百余天，汉口闹市汪洋一片，中山路水深数米，无数人失去家园、失去生命。如今，这样的情形已永成历史记忆。
生活在大江大河大湖流域的人民群众，正努力探索用最科学的方法和最先进的技术，把祖宗们开发治理中留下的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并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治水文化，为中华治水文明注入新的动能。
今年，刚刚在疫情中经历生死考验的武汉人民，又一次战酷暑、守堤防，一次次护送长江洪水平安过境。站在武汉市长江、汉江两江交汇的龙王庙江滩，高高的防洪墙上，标刻着1931年、1954年、1998年武汉关最高水位：28.28米、29.73米、29.43米。附近一块石碑上铭着《水府碑志》，碑文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忍不拔，顽强拼博，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中国抗洪精神即诞生于此。”（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