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否会影响到一国选择“敌国”作为视线战争的对象？文章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冲突对象选择理论，基于对1920-2000年1659次国际军事争端的统计分析，发现国内危机烈度越高的国家，决策者越不倾向于向“敌国”挑起战争来维持统治。这种现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对手采取战略回避策略，刻意避免与国内危机重重的领导人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危机严峻程度的提升，决策者更愿意利用复活赌博机制而非聚旗效应机制来缓解国内政治困境。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议。（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苏若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转移视线战争理论是影响力较大的战争解释理论之一，其核心假设是国内危机会促使决策者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民众视线，增加民众支持度。作者试图将冲突对象带回转移视线战争理论，探讨领导人面对重重国内危机是否会通过向之前有过冲突的国家开战来转移国内问题。作者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对象选择理论，即一国是否选择“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国内危机烈度越高，决策者越不倾向于向“敌国”挑起战争来维持统治：一方面，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对手采取战略回避，刻意避免与国内危机重重的领导人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危机严峻程度的提升，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复活赌博机制而非聚旗效应机制，因为相较于聚旗效应带来的短期支持率的上升，通过赢得战争展现实力更能够缓解决策者的国内困境。而向“敌国”挑衅，对手准备充分，战争结果不确定性小且规模不易控制，不能满足复活赌博机制的要求。对于1920—2000年1659次国际军事争端的分析结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转移视线战争；国内危机；危机烈度；冲突对象选择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印军多次非法跨越中印边境线制造摩擦，造成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美国也公然在多个议题上频频挑衅，挑战中国底线。不少学者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印度和美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激化与中国的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缓和民众对政府因疫情防治不力和经济停滞而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解释体现了转移视线战争理论的逻辑，即面对国内危机时，决策者有挑起对外军事纠纷转移本国民众注意力的动机。然而，已有转移视线战争研究大多围绕在面对国内危机时国家挑起国际冲突的动因，对冲突对象选择的关注明显不足。冲突对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该冲突能否实现发动者的预期目标，反过来迫使冲突挑起方在发动冲突时谨慎选择对手。对冲突对象选择过程的忽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类研究对国际政治战略互动性的忽视。
鉴于学界对冲突对象选择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试图将冲突对象带回转移视线战争理论。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讨国家间以往的冲突历史对转移视线战争爆发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敌国”是转移视线战争对象的最佳选择，因为曾经的冲突历史和民族仇恨很容易动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把战争爆发当成单边行为而非战略互动的结果，忽略了对手的态度以及战争的负面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对象选择理论，即一国是否选择“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国内危机烈度越高，决策者越不倾向于向“敌国”挑起战争来维持统治。原因有两点：第一，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对手采取战略回避，刻意避免与国内危机重重的领导人正面冲突。第二，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复活赌博(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机制而非聚旗效应(the 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机制，因为相较于聚旗效应带来的短期支持率的上升，通过赢得战争展现实力更有助于缓解决策者的国内困境。而向“敌国”挑衅，对手准备充分，战争结果不确定性小且规模不易控制，不能满足复活赌博机制的要求。本文实证部分运用多种统计回归模型分析了1920—2000年1659次国际军事争端，统计分析结果为本文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长久以来以转移视线战争理论为代表的战争研究普遍认为国内动荡会促使决策者走向国际冲突，因为挑起对外战争可能使得面对统治危机的领导人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既有研究表明这背后主要有两个运作机制：一是聚旗效应机制，二是复活赌博机制。
传统转移视线战争理论对“内外冲突关系(internal-external conflict nexus)”的解释依赖于聚旗效应机制，认为挑起国际冲突能够让民众暂时搁置争议、一致对外，从而使领导人在重重统治危机中得以喘息并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民众支持率。该理论最初源自社会学关于内族群与外族群(in-group/out-group)的假设，即与外族群的矛盾冲突会大大提升本族群的紧密度。该假设也屡屡被国际关系实例所验证。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支持率上升至80％以上，这从侧面反映了聚旗效应的强大影响。鉴于此，决策者在面对国内动荡时有较强动机通过挑起对外冲突来摆脱统治困境。
如果说聚旗效应机制利用的是族群心理，那么复活赌博机制则基于决策者的理性思考与计算。该理论认为统治困难重重的领导人存在赌博心理，因为对其而言此时发动对外战争的成本极低，但是一旦战争胜利则获益巨大。具体来说，在国内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的状况下，战争失败的最坏结果也就是下台，但是战争成功却可以有效地向民众展现自己的能力，弥补国内政策失败造成的支持率下降等后果。此外，即便战争不成功，单纯挑起对外冲突都对这些决策者有利。例如，埃米泽特·基桑加尼(Emzet F. Kisangani)和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的研究发现挑起对外战争可以重置政治议程，清除不利于领导人的声音和议题讨论。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决策者不仅可以把自己的国内竞争对手送上战场或者至少分散其密谋政变的注意力，也可以使用楔子战略使对手分化。
聚旗效应机制和复活赌博机制都强调的是面对国内问题时领导人存在挑起国际纠纷的动机，将发动战争当成无须考虑对手的单边行为，这忽视了战争决策的战略互动性。具体来说，并非所有国际冲突都会给决策者带来相同收益，不同类型的冲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影响。既有研究对冲突对象的忽视致使相关实证研究出现大量的矛盾结果。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转移视线战争理论，试图将冲突对象纳入研究框架，思考“向谁开战”的问题。
在既有关注冲突对象选择的研究中，“敌国”被很多学者当作最好的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和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这类研究认为决策者发动转移视线战争的最大困难在于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因而在对象选择上决策者期望找到能够轻松动员民众的冲突对象。萨拉·米切尔(Sara Mclaughlin Mitchell)和布兰登·普林斯(Brandon C. Prins)注意到“持久的敌对关系(enduring rivalry)”为发动转移视线战争提供了机会，与“宿敌”之间的历史仇恨和互不信任更容易动员民众支持，也能产生更大的聚旗效应。但也有研究认为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倾向于将“宿敌”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大国有更强的实力向其他更广泛的对象发动转移视线战争，因此不会将冲突对象局限于“宿敌”。此外，基于历史仇恨易于动员这一假设，不少学者将冲突对象的选择范围扩大到国内，认为国内的某些“仇敌”也可以作为转移视线的对象。雅罗斯拉夫·蒂尔(Jaroslav Tir)和迈克尔·亚辛斯基(Michael Jasinski)提出国内少数族群对很多决策者来说是绝佳的替罪羊。
在此基础上，有些研究还将“敌国”的范围扩大为不同意识形态或者存在争议的国家。例如，埃费·托克代米尔(Efe Toldemie)和布伦丹·马克(Brendan Skip Mark)发现“侵犯人权的国家”是美国发动转移视线战争的最佳对象，因为美国一直以来以“人权保护者”自居，该类对象便于美国利用人权保护的话语体系来向国内、国际受众贩售战争的正当性。郑成哲(Sung Chul Jung)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具有吸引力的冲突对象分为“制造恐惧的对象(fear-producing target)”和“制造贪念的对象(greed-producing target)”：前者主要是指迅速崛起的大国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而后者是指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和区域霸权国。在郑成哲看来，这两类对象能够帮助领导人轻松获得民众支持，因为挑衅前者可以营造一种“不打即损失”的恐惧，而挑衅后者则可以激起“打便有收益”的贪念。
然而这类研究也饱受争议，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战略冲突回避(strategic conflict avoidance)学说。该学说认为这些有明显特征容易被拿来动员民众的潜在对象（如“敌国”）清楚自己可能面对被挑衅的风险，因此会刻意选择战略冲突回避以避免卷入转移视线战争。这样即便决策者有挑起冲突转移视线的动机，也无法成功发动转移视线战争。二是决策者在挑选转移视线战争对象时，“群众动员的难易程度”并非唯一标准。换言之，聚旗效应只是转移视线战争的一个作用机制，复活赌博机制也会在思考转移视线战争时起作用。即便领导人会被挑战“敌国”的聚旗效应所吸引，他们也要担心战争的成本与收益，如“战争的可控程度”。毕竟面对国内危机的领导人只是试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非陷入旷日持久或是战果不佳的国际冲突中。郑成哲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试图发动战争转移视线的决策者倾向于小规模战争，因此会选择向决策受约束的国家（如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开战，而不会选择可能大力反击的国家（如同样遭受国内问题的国家）。
本文将冲突对象带回转移视线战争理论，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决策者面对国内危机时是否会挑选“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将研究的冲突对象确定为“敌国”而非“宿敌”，并将“敌国”定义为曾经有过冲突历史的国家，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以“宿敌”为对象的研究多围绕持久敌对关系展开，相关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且自成体系。而单纯研究冲突历史对国家间关系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并且多集中于战后和平维持而非冲突对象选择上。另一方面，以冲突历史为唯一衡量标准，放宽了持久敌对关系对“宿敌”的界定，有益于捕捉更广泛的相关案例，发现其普遍性规律。具体来说，下文将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对象选择理论，认为一国是否选择“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
三、国内危机烈度与转移视线战争爆发的风险
学界对于国内危机烈度对国际冲突影响的关注由来已久。一方面，国内危机的烈度决定了领导人是否主动回应。一般来说，只有烈度高的国内危机才会引发领导人对其国内统治地位的忧虑，进而积极思考回应举措。另一方面，国内危机的烈度也一定程度影响了领导人的回应方式。既有研究已经发现危机决策与正常情境下的决策不同。领导人在危机状态下的决策承受了巨大压力，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都会促使他们可能选择与平时不同的应对政策。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对象选择理论，即一国是否选择“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国内危机烈度越高，领导人越担心战争失控，越不会选择“敌国”作为战争对象。与此同时，对手也更担心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主动选择冲突回避。
转移视线战争的逻辑是决策者期望通过发动对外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政策失败的压力，从而赢得民众支持。其背后机制可以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实现聚旗效应，也可以是展现自己的能力、孤注一掷。将“敌国”作为最佳冲突对象的讨论大多出于聚旗效应的考虑，主要表现为该路径的两大假设：第一，它们基于战争必须要得到民众支持才能进行的假设，认为民众是理性的，可以自己衡量信息的可信度，并有权事后惩罚决策者。如果民众知道战争是出于领导人的私利来转移国内矛盾，那么就无法起到转移视线的效果。因而，决策者需要向民众表明向某些国家开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这些研究而言，向“敌国”开战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民众也比较容易接受其合理性。第二，既有研究认为并非所有的对外冲突都能增强民众凝聚力，只有当冲突对象能对整个国家存在足够威胁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内部凝聚力。因此，要想产生聚旗效应，领导人会刻意选择那些能够被清晰界定为“外族群”的目标。毋庸置疑，历史上有过冲突的“敌国”符合对国家安全存在威胁、具备外族群特征且能够实现产生内部凝聚力的要求。
然而，上述观点不仅忽略了复活赌博机制在对象选择上的作用，也忽略了对手的战略互动选择。因此，本文认为一国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选择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具体来说，国内危机的烈度通过两条路径来影响转移视线战争对象的选择。第一条路径为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对手主动避免冲突。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对手之间彼此非常熟悉且存在严重的不互信。正如战略冲突回避学说所提出的，这些潜在冲突对象在看到对方国内危机重重时，会担心自己成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如果这些国家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就会选择战略回避，避免冲突爆发。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O. Fordham)指出，“只有那些有理由认为自己会成为转移视线战争目标的国家才会选择战略冲突回避”。“敌国”恰恰就是这样的国家，因为知道自己会成为对方国内问题的替罪羊，所以当看到对方存在国内危机时就会刻意避免冲突和摩擦。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冲突回避学说可能遭受这样的质疑，即单方面的战略回避能否成功规避战争。这种质疑并不挑战本文的理论。具体来说，即便单边战略回避并不总能成功避免战争爆发，一方采取战略回避的方式也能规避某些冲突的爆发，从而导致该情境下冲突爆发的概率与不采取战略回避时的概率相比有所下降。本文论证的就是若一方选择对“敌国”发动转移视线战争，“敌国”采取战略回避的概率会更高，导致发生以“敌国”为替罪羊的国际冲突的概率下降。
另一条路径是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决策者倾向于复活赌博机制而非聚旗效应机制。基于前文所述，可以发现聚旗效应机制与复活赌博机制在对手选择尤其是选择“敌国”作为对手与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除了能否动员民众和聚旗效应强弱外，处于危机中的领导人更需要考虑战争的规模与收益，毕竟面对国内危机的领导人只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非陷入旷日持久或是战果不佳的国际冲突。既有研究表明，聚旗效应只能在短时间内提升领导人的国内支持率，并不能解决造成危机的根本问题。尽管复活赌博机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危机，但它能够通过展现实力来威慑国内反对派，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因此，随着国内危机严峻程度的提升，相较于聚旗效应带来的短期支持率上升，通过赢得战争展现实力更能够缓解决策者的国内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对复活赌博机制的偏好会促使其不倾向于选择“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具体原因有三点。
首先，当挑战国国内矛盾突出时，其“敌国”认为自身难以避免被当作替罪羊而卷入一场转移视线冲突，便会提前做好战略准备，这使得挑战方打赢这场转移视线战争尤为困难。与此同时，“敌国”还会极力渲染挑战国领导人转移国内矛盾的动机，使其更难说服民众选择在此时开战。
其次，向“敌国”开战的结果不确定性小，但是战争过程与规模可能会滑向不受控的境地。具体来说，两国多年的历史互动会使彼此之间的不完全信息或私有信息变少，双方能就战争结果做出较为清晰的预判。在国内危机严峻的情况下，如果决策者倾向于孤注一掷，那么一个结果相对确定的选项就缺乏吸引力了。与此同时，两国的历史恩怨可能会推动战争升级以致脱离双方控制，这有悖于挑战国领导人试图转移国内矛盾的预期。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反复强调“敌国”的“暴行”可以有效地动员民众，形成内部凝聚力；并且指责“敌国”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极化(ideological polarization)，最终导致冲突升级。只有当这些促使冲突升级的因素逐渐减弱时，国家间冲突才可能逐步消减。“敌国”之间存在的历史恩怨会天然导致意识形态极化，一旦历史恩怨被重新提起，会加速冲突升级、阻碍冲突消减，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很难实现和解。
最后，在高烈度国内危机下，决策者倾向于孤注一掷地向新对手开战。前景理论指出，当人们处在获益状态时，会趋向规避风险来锁定现有收益；当人们处于损失状态时，会偏好接受风险来试图避免既定损失。在高烈度国内危机下，发动一场与新对手的战争意味着决策者对战争结果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高不确定性的选择可能会给领导人带来更高收益。尽管高风险选择一旦失败会带来更大灾难，但对于已经危机重重的决策者来说，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下台，因此不如孤注一掷。而与“敌国”开战的结果想象空间较小，大概率会导致战争胶着或冲突升级直至超出控制。因此，严重的国内危机可能促使决策者走向一场与新对手的战争而非与“敌国”作战。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新对手不等于毫无关联的对手，它们成为潜在冲突对象的原因是与目标国存在一定的争议议题或者说存在成为替罪羊的理由。本文强调“新”的冲突对象主要表现为两国之前并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１所示，据此，本文提出两点假设：
假设１：国内危机越严重，领导人越倾向于发动对外战争。
假设２：国内危机越严重，领导人越不倾向于挑起对“敌国”的战争。
图1 本文的逻辑框架
四、数据与方法
为验证前文的理论假设，本部分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尽管量化分析方法更多被认为是在变量相关性上进行验证，但其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仍具有巨大优势，有助于理解一个变量变化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影响，并提出有普遍性的发现。具体来说，通过纳入不同的控制变量，量化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得出关于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的一般规律。在数据库构建上，本文选取1920—2000年所有政治上相关的国家对子(politically relevant dyad)，构建了一个分析单位为定向国家对子／年(directed-dyad year)的数据库。政治上相关的国家对子是指那些接壤的国家对子或者至少含有一个大国的国家对子。使用政治上相关的国家对子方便剔除那些基本不存在冲突可能的国家对子，保证国家对子之间的冲突概率具有可比性。以定向国家对子为分析单位可以有效地将战争挑起国与对象国加以区分，充分考虑战争的战略互动性。
（一）因变量
由于文章的两个假设考察的对象不同，本文存在国际冲突的爆发和国际冲突爆发的类别两个因变量。国际冲突的数据主要源自战争关联（COW）数据库中的“军事化国际争端（MID）”数据（4.1版）。鉴于国家间战争相对少见，本文借鉴既有文献的处理方法，将国际冲突定义为“一国对另一国威胁、展示或使用武力”。②前文假设1考察国内危机烈度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因此，在第一个因变量中，若某年某国家对子存在国际冲突，则编码为1，否则为0。
此外，本文主要考察面对国内危机时决策者是否会向“敌国”发动转移视线战争，将“敌国”操作化为曾经有过国际冲突的国家。本文的第二个因变量是国际冲突的类型，这是一个类别变量，1代表新的冲突，2则表示重复发生的冲突，0为没有发生冲突。重复发生的冲突的编码规则为：在1920—2000年的时间区间内，如果某个国家对子最早在某年发生过冲突，那么该国家对子在之后年份发生的冲突都被编码为重复发生的冲突
（二）自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国内危机的烈度，数据主要来源于跨国时间序列(CNTS)数据库。该数据库囊括八类国内危机事件，即暗杀、反政府示威、重大政府危机、清除异己、大罢工、骚乱、革命和游击战争（见表１）。基于不同类型国内危机的烈度不同，CNTS数据库为各类危机赋予各自的权重，并按照一定的公式得到国内危机指数这一变量。
本文在原数据库国内危机指数基础上进行了三方面修正。首先，剔除清除异己这一国内危机类别。这是因为本文主要考察决策者面对国内危机时的政策反应，而清除异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为一种消除危机的策略因而不在本文考虑范围内。本文将重点考察其他七类国内危机事件。其次，为避免内生性，国内危机烈度这一自变量在分析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国内危机的烈度，数据主要来源于跨国时间序列（CNTS）数据库。该数据库囊括八类国内危机事件，即暗杀、反政府示威、重大政府危机、清除异己、大罢工、骚乱、革命和游击战争（见表1）。基于不同类型国内危机的烈度不同，CNTS数据库为各类危机赋予各自的权重，并按照一定的公式得到国内危机指数这一变量。
表1 国内危机事件类型及其操作化定义
本文在原数据库国内危机指数基础上进行了三方面修正。首先，剔除清除异己这一国内危机类别。这是因为本文主要考察决策者面对国内危机时的政策反应，而清除异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为一种消除危机的策略因而不在本文考虑范围内。本文将重点考察其他七类国内危机事件。其次，为避免内生性，国内危机烈度这一自变量在分析 中做了延迟一年处理(lagged by one year)。最后，按照前两步修正得到的国内危机指数方差极大，会影响对自变量系数的解读，因而这里所使用的自变量指标在原指数基础上除以100。具体公式如下：
（三）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些影响国际冲突爆发的常规变量。首先，本文控制了国家实力以及国家相对实力两类变量。借助COW数据库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数据，文中分别囊括挑战国和目标国两国每年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此外，为了控制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本文运用挑战国实力在该国家对子综合实力中的占比作为衡量指标。
其次，借用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等学者的数据，本文还控制了政权类型。“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较少发动战争，甚至有学者将这一论断修正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无论其具体结论为何，战争研究大多考虑了政体类型对战争爆发的影响。在本文中，挑战国和目标国的政权类型是二元变量，如果是“民主政体”就编码为1，否则则为0。在此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一个新变量“同为民主政体”，若两国同为“民主政体”则编码为1，否则则为0。
再次，本文的第三大类控制变量通过相似度分值(S-score)测量国家对子的利益一致性。相似度分值作为衡量国家间关系的指标，因其能动态反映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而为很多研究所认可。本文引入三个相关变量，一个变量用于测量一对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似性（即取了权重的两国利益相似度分值），另外两个变量分别测量挑战国、目标国与体系领导国之间的利益相似度。
最后，本文还将时空因素纳入考虑。既有研究发现相邻国家更容易发生国际冲突，为此，本文控制了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并且做了对数处理。此外，为了控制时序依赖性(temporal dependence)，本文还控制了和平年，即某国家对子距离上次国际冲突的时间。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选择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采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多元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模型和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Cox proportional hazard regression)模型。具体来说，本文对国际冲突爆发这个二元变量的分析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国际冲突类别这个多类别变量的分析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对重复发生的冲突采用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结构为横截面—时间数据。在逻辑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二元时间序列—横截面模型(BTSCS)”程序来控制时序依赖性，在控制和平年之外另外创设了三个时间键(spine)。卢凌宇和胡鹏刚认为，使用横截面—时间数据很容易违反逻辑回归的独立性假定，并“产生误导性的结果”，“BTSCS旨在诊断并同时纠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联系性”。按照惯例，下面的统计结果分析将不报告时间键的结果。
由于简单明了、计算操作便利，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多类别非定序变量。此外，本文主要关注向“敌国”开战与向一个新目标开战之间的比较，因此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较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更适合验证本文假设。然而，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最大的问题在于“无关方案的独立性(IIA)”假定。该假定认为个人对方案选项的偏好应保持一致，而不应受某些选项可得性的影响。当任意两个选项是明确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时，IIA最可能被违背。若该假定被违背，那么参数估值就不再准确。鉴于标准豪斯曼检验(standerd Hausman test)不能被用于聚类(cluster)分析，本文采用广义的豪斯曼设定检验(generalized 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本文所有模型都不违背这一假设。鉴于第二个假设涉及重复发生的冲突，本文还运行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check)。考克斯回归是半参数回归模型(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适合战争数据结构，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冲突复发的研究中。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数据缺失值为6.7％，属于正常范围。本文将使用表列删除(listwise deletion)来处理缺失数据。表列删除方法通常存在因数据缺失而导致的统计功效下降以及估计偏差问题。由于本数据库的样本量巨大并且缺失数据只占样本量的6.7％，因此统计功效并不存在问题。至于估计偏差，任何处理缺失数据的方法都对数据缺失机制设置潜在假设，而相关潜在假设一旦不成立，这些方法都会导致估计偏差。主流的缺失数据处理方法是多重插补法和最大似然法，它们均是基于随机缺失的假设。但是，随机缺失假设永远无法从数据统计上进行验证。而这一假设一旦不成立，则多重插补法和最大似然法也都将产生估计偏差。“当自变量违反随机缺失假设时，表列删除方法是最有效的处理数据缺失的方法。”本数据库中的数据缺失并不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多重插补要比表列删除具有更大的偏差性和更低的有效性。因此，表列删除是本文处理数据缺失的最佳方法。
此外，为避免出现变量遗漏问题，本文采用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处理。除上述控制变量外，本文还增加了对子内国家外交政策相似度（tau-b值）、国际体系权力集中程度、体系内大国数目和对子内国家是否直接接壤等控制变量来重新测试模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最终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原有模型结果的稳定性。
五、统计结果分析
本文原始数据覆盖1920—2000年1784个定向国家对子的1659次国际军事争端，有效观察数为127068。由于CNTS数据库1920年之后的数据相对完善，运用MID数据库的转移视线战争研究很多也截止于2000年左右，所以本文把统计分析的时段设置为1920—2000年。本文模型对定向国家对子进行聚类，报告稳健标准误。
表3呈现的是针对假设1的逻辑回归模型与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经验检验结果。模型1为逻辑回归模型，其回归系数以优势比(odds ratio)的形式报告。模型２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其回归系数以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atio)的形式报告。相对危险度表示的是实验组危险度与对照组危险度之比。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中，相对危险度作为系数相比一般系数更易于解读，它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导致该相对比值的变化。所有的相对危险度都是正值，若该值大于1，表示实验组的危险度更高；若该值小于1，则代表对照组的危险度更高。模型2的对照组或者基准类别(baseline)是不发动国际冲突，而实验组或者主要考察类别是发动新的国际冲突和发动与“敌国”的冲突(即重复发生的冲突)。
模型1的结果支持了假设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国内危机越严重，该国越容易发起国际冲突，该结果在小于0.001水平上显著。同时，模型2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具体来说，随着国内危机烈度的增加，决策者更倾向于发动国际冲突，无论是开启一场新的冲突还是对“敌国”开战。国内危机烈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相较不发动国际冲突而言，领导人选择发动一场新的国际冲突或者一场与“敌国”的冲突的概率会显著提高。
表3 国内危机烈度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
注：两个模型中因变量的基准类别均为无国际冲突。根据学术惯例，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1；** ｐ＜0.05；**＜0.01；*** p＜0.001。
表4呈现的是运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与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假设2进行验证的结果。模型3与模型2非常相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模型3的基准类别为发动一场新的国际冲突，实验组是不发动国际冲突和发动与“敌国”的冲突。表4中的模型3显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结果也支持了假设2：国内危机烈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相较于发动全新国际冲突而言，领导人选择不发动国际冲突的概率要降低43.3％，领导人选择向“敌国”宣战的概率要降低25.9％。模型4是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其回归系数以风险比(hazardration)的形式报告，表示单位时间内实验组与对照组的风险比率。该模型只选取发生过国际军事争端的国家对子对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国内危机烈度的增加并不能显著影响国际冲突的复发。此外，经验结果还表现出控制变量一定的规律性，例如，两国之间的距离增加确实能够降低国际冲突爆发的概率。
表4 国内危机烈度对国际冲突类型的影响
注：两个模型中因变量的基准类别均为无国际冲突。根据学术惯例，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1；** ｐ＜0.05；**＜0.01；*** p＜0.001。
六、结论
目前学界对转移视线战争理论褒贬不一。该理论最为被诟病的一点在于相关实证研究产生了大量相互矛盾的结果，严重削弱了理论的可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转移视线战争理论过分强调领导人面对国内危机时发动国际冲突转移国内矛盾的动机，忽略了冲突对象选择这一战争决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本文试图将冲突对象带回到转移视线战争理论，主要探讨领导人是否会通过向之前有过冲突的国家开战来转移国内问题。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国内危机烈度的对象选择理论，即一国是否选择过往“敌国”作为转移视线战争的对象取决于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国内危机烈度越高，决策者越不倾向于向“敌国”挑起战争来维持统治。这种随国内危机烈度变化的战争偏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对手采取战略回避，刻意避免与陷入国内危机的领导人正面冲突。第二，高烈度国内危机会使决策者更倾向于复活赌博机制而非聚旗效应机制。当挑战国向“敌国”挑衅时，因对手准备充分，导致战争结果不确定性小且规模不易控制，不能满足复活赌博机制的要求。
本文的经验结果表明，尽管国内危机的烈度增加会相应提高决策者发动国际军事争端的概率，但是危机烈度的增加会促使决策者倾向于发动全新冲突而非向“敌国”开战。然而，这一发现并不能对国际关系得出过分乐观的结论。首先，决策者面对国内危机时仍存在发动对外冲突转移视线的动机，这一动机得到经验结果的验证。其次，现实中针对“敌国”的转移视线战争的经验结果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标国刻意避让造成的。最后，国家的战争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危机的烈度，国内危机烈度越高，决策者越可能发动转移视线战争。这些都要求决策者时刻关注相关国家的国内局势变化，发现其有转嫁国内矛盾的趋势就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引发冲突。
本研究将转移视线战争理论与战争双方的战略互动结合起来，认为除单边入侵外，任何战争都是双向互动选择的结果，因此无论战争研究（特别是国内危机—国际冲突关系的全面性理论）的理论构建还是实证分析都必须将对手纳入思考框架。一个国内危机—国际冲突关系的全面性理论既要包含冲突挑起方，也要考虑冲突目标国，因为目标国不单单在对象选择阶段影响战争挑起方的目标确定，还在两国接触阶段决定冲突能否爆发。鉴于本文只考虑过去的冲突历史对转移视线战争对象选择的影响，下一步研究可以探讨实力对比等其他可能影响战争对象选择的因素来进一步丰富冲突对象选择理论。这样的研究既能推动解释国内危机—国际冲突关系的全面性理论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际冲突特别是国际战争本身仍属小概率事件，难以满足冲突对象选择回归分析的需要，所以尽管本文聚焦转移视线战争的冲突对象选择，但在实证部分中本文使用的冲突数据涵盖了“威胁、展示或使用武力”。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第一条路径为使用研究“小概率事件”的数据分析方法，只关注双方有死伤的军事争端或者战争；第二条路径为加入武力使用程度这一变量，丰富对于转移视线战争与预期战争规模的思考。
此外，本文采用跨国数据分析决策者是否会随着国内危机的烈度增加选择“敌国”作为战争对象。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与向“敌国”开战相比，决策者更倾向于向新的对手开战。这里比较的是两种冲突类型的概率，并不代表在极高国内危机烈度的状况下，决策者就绝对不会向“敌国”开战。因此，向“敌国”发动转移视线战争的现实个案并不能从根本上挑战本文的核心发现。本文也存在量化研究普遍的一些局限性，即量化数据分析更多的是提供相关性方面的验证而非因果关系。因此，应该认识到对于不同案例的深度挖掘将进一步完善对转移视线战争对象选择机制的理解，这也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