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庚子年初，冠毒肆虐，家中抗疫，闲来无事，翻阅史书，方知晋西北曾经生态绝佳，美丽无比，加之，澳洲大火、非洲蝗灾、美洲流感……遂对生态与环境产生兴趣，便有探求晋西北生态变迁之究竟，一发而不可收，查资料，读史书，不几日，便找到一大堆资料，可惜才疏学浅，今罗列其中，以飨读者，并使人们深思。
远古时代，山西曾是一个水多、林多、草多的生态伊甸园，尤其是以芦芽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更是原始森林茂密、植被极其丰富、野生动物繁多、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绝佳。
有数据显示：约在新石器末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参考 《中国农史》中《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换句话说，山西一半多土地覆盖有森林，而且是规模惊人的原始森林。
春秋战国时，随着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铁器农具使用和牛耕田推广，山西只在晋南、晋东南、晋中、忻定平原等地区开垦了大片农耕区。秦统一后，兴修阿房宫，所需木材取自于中条山、蜀山等地，忻定盆地以北的晋西北地区农垦影响很小 ，仍以游牧为主，这点可以从《雁门关志》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植被图>上反映了晋西北的生态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晋西北除了草原便是森林。
两汉时期，城市兴起，人口增加，用材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大。《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雁门郡，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沃阳、繁畤、中陵、阴馆、楼烦、武州、鬓陶、剧阳、崞、平城、埒、马邑。《后汉书》中记载：东汉雁门郡，治阴馆（今山西朔州汴子疃附近）。领14县：阴馆、马邑、埒县、楼烦、广武、原平、卤城、汪陶、繁畤、剧阳、崞县、武州、平城、强阳。雁门郡埒县辖今晋西北五寨、神池、偏关部分地区；楼烦县辖今宁武、岢岚、静乐部分地区。那时候主要是匈奴少数民族占领，而且人口少，生产、生活以牧为主，所以森林草原没有被毁，生态保持良好。
隋唐时期，隋唐定都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晋北之芦芽山、岚州一带，从这时晋西北一带原始森林开始采伐，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晋西北的生态是纯自然状态，生态环境非常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所需之木来自附近山区，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废墟上大建宫殿、佛寺，所需木材数量惊人，皆来自吕梁山区，木材扎成木筏，在黄河、汾河里漂流抵近洛阳，截住运取。（注：《周书》卷十五《王罴传》）；东魏在邺（今河北临漳）建都，取材于上党（今晋东南）。
五寨沟生态
晋西北一带原始森林从从隋唐开始采伐，一直到宋代时期，虽然原始生态遭到人类的开采与破坏，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还是能够满足和造福人类的，这从历史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雁门关外的描绘是“山大乔木，连跨数郡，万里林集，茂林阴翳”；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中对晋西北五寨一带有这样的记载：“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財用之蔽也。自荷叶坪、芦芽山、雪山一带，直走瓦籚坞，南北百余里，东西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饱数州”；北宋初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火山、保德、宁化间，山林富饶”。这表明到宋时晋西北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仍然还是比较好的。
山西那时候森林多，生态好，水土流失小，黄河及众多河流水量很大，且河水清澈，沙尘暴应该比较少见，动物种类丰富，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物随处可见，许多处考古可以证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说：“那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河水流量大、池沼湖泊星罗棋布、绿色遍野、水草丰茂，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
随着人类进化，生态环境持续呈现出恶化状态。到了金元时期，大修寺庙，在晋西北毁林严重，以芦芽山为中心，周边就有300余座寺庙，很多寺庙在那时建成或重修，如五寨境内的东雪山大福禅寺、观音寺等；还有应县木塔，民间有“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一说。元王朝在西安修筑王府时，又选择在吕梁山、芦芽山砍伐，而后将其编成木筏顺汾、黄河运出，古文形容当时盛况是 “万筏下汾河”。元代屯田政策对晋西北的草原和灌木等植被破坏也极其严重，据《元史·兵志·屯田》记载：“成宗大德四年，以西京黄花岭等处土田颇广，发军民九千余人，立屯开耕。六年，始设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可见晋西北许多草原和森林在当时变为耕田。
明清时期山西植被图
明清至民国期间，是山西森林遭受摧残性破坏时期。山西人口增长加快，境外流民内迁，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加上农垦和民用木材需求相应增加，山区丘陵区的森林、灌丛进一步受到蚕食，不少林区在这一时期消亡殆尽。明代在北京修建宫殿、王府及陵寝，所需木材大多取自雁北之森林 （出自《建国60年山西若干重大成就与思考》）。《雁门关志》中<明清时期山西植被图>真实反映了晋西北的生态变化，图中可看出明清时期，晋西北已经在黄河沿岸和神池、五寨地区出现了大片农田。
晚晴、民国时期，山西及其它地区由于木材的缺乏，晋西北地区以管涔山为中心，一度木材商发展壮大，以宁武的南桂馨（佩兰）、赵大戊辰、五寨的赵世禄等为代表，远销内蒙古、河北张家口等地。
辛亥革命后，晋西北森林的破坏更趋严重，沿黄河一带的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兴县、五寨、神池、离石、方山、中阳、石楼11个县，宋金以前还是繁茂的林区，此时几乎到处是光山秃岭，有29座山的林地全部消失。阎锡山统治时期修筑同蒲铁路，芦芽山及晋北一带森林摧残严重，一些原本是林草丰茂的地方，已成一片荒凉。日军侵华期间，自民国29年(1940)起山西大部分县城被侵占，沿铁路、公路交通线一带，修筑碉堡，砍伐林木，加上日军掠夺采伐，使各地森林再次遭到极大破坏。据山西省林业部门估算，至1945年日军侵占期间，山西林业木材损失8.4亿立米，估计直接损失42亿元，间接损失25亿元。至新中国成立时，山西森林所剩无几，只在人迹稀少的深山峻岭中尚存30多万公顷残林，全省森林覆盖率只有2.4%。
以上情况，在晋西北各县《县志》和部分史料中都有不同的记载。
《五寨县志》记载：明万历时期，五寨耕地19.37万亩；清代开始大量垦荒种植，农业超过牧业，嘉庆十四年（1809年） ，五寨的耕地面积达到31万亩；辛亥革命后，垦荒更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寨全县耕地达到68万亩；现在有耕地74万亩。
据清《宁武府志》、清乾隆《五寨县志)载：古代，五寨地区大部分山区为茂密的森林，丘陵、平川大部分为灌木与草原。芦芽山是“林木参差，千霄蔽日”的原始森林。元代后屡遭破坏，明初蒙古兵盘踞了芦芽山，曾大肆砍伐，明末，芦芽山的森林因滥发而山木荡然。至清顺治，芦芽山仅存“小杄桦柳，止堪作椽木”。本世纪初，阎锡山修同蒲铁路，而又到处砍伐。据《山西经济年鉴》记载，民国29年(1940年)，五寨南山属个人私有的900亩；日军占领时，除砍伐外，还放火烧林，致使原始林所存无几。仅南部山区有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油松9万余亩，至1949年人工林仅有200余亩，新中国建立后，县人民政府对林业生产的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建立了林业机构，发动群众，年年植树造林，森林面积大幅度增长。截至1985年，全县森林面积41.24万亩，人均4.4亩。
《神池县志》记载：古时，县域内土壤、气候适宜林木生长。因此山险林密，天然森林资源丰富。春秋之后、为契胡游牧之所，胡茄苍凉，林草茂盛。秦汉时为中原历朝用兵之地，边塞烽火，使部分森林被毁，数但林植被较好。据《宁武府志》记载:隋唐、五代时，境内草本。宋初、森林密，牧草遍野牛羊成群，谷相接”为盛产木材之地。宋代中叶茂林兵而，肥草逢战火而化烬。金代，因人口逐渐增多，大面积毁林。代末后、新呈黄土漠漠，荒山岭。唯南部山区松林苍翠，郁郁葱葱，微见古昔生态。元明时期，在战争、屯田拓荒、伐等因素破坏下，境域森林大面积减少。明中叶至万历年间，三关守将和朝廷官吏，动员官兵和当地百姓在黄花岭一带沿官道栽培“官”。清末民国初年，林木基本靠其自生自长。民国时期，木材砍伐量增加，采育失调，加上兵匪混战殃及森林，农民生产和非生产烧山不断发生，致使森林资源锐减。到1949年，全县残存天然林地面积5万余亩。
《保德县志》记载：古代保徳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畜牧业比较发达（《山西资料汇编》）。草原由于长期以来军垦、农垦，破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民国年间，除东部山区尚有成片牧坡外，大面积牧坡已经很少，畜牧业随之衰败；森林由于历代段林拓，伐烧炭，战乱頻，大兴土木等人为破坏，天然森林植日趋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形成了十年九早，地脊民贫的恶性循环。
《静乐县志》记载：隋代之前，境内植被呈原始天然状态。汾河川为沼泽地带，东西两山大多古参天，林荫蔽日，草灌茂密，植被良好。据《水经注》载:北魏时期西山广大地区杂树交荫。此后历代战乱、灾荒、屯垦，本县原始植被屡遭破坏，尤其是明清时代，人口猛增，大量段林星植，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清末至民国初年，不少外来户在县境入山穴居闹林地，毁林开荒、伐木为薪，对森林的破坏一直延续到本县解放初期。据1949年统计，全县仅留残次林3.5万亩，其中天然林3.3万亩，人工林0.2万亩，四旁零星树4.28万株。1972年，全县林业普査记载:有林面积58650亩，森林覆盖率1.6％。
《偏关县志》记载：本县属温带森林草原地带，历史上曾有茂密苍翠的森林和草原。本县好多村庄以林木命名，有桑林坡、柏杨岭、桦林堡、海林寺、桦林沟等等，说明当地古时林木繁多。古书典籍中记载更多，《水经・汾水注》中载“现在的晋西北，当时是森林地区，至迟到西汉中叶以后当己如此”。《太平寰宇记》载，黄河以东今晋西北地区，宋时其地林木皆为重要土产。《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写到“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财用之蔽也”。《皇明九边考》《三关志》中记载:这一带树木最多，“大者合抱于云，小者密如切栉”，林区宽达50公里上下。其密集程度如《明经世文编》所说的，是“虎豹穴藏，人鮮径行，骑不能入”之地。
明清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洪武二十三年，偏关自关城筑西原河坪以来，大兴土木，修楼阁、庙宇、堂殿、起房架屋，雕龙刻凤，一直延至清代，木匠工艺尤为盛行。《明经世文编》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水以资保障事疏》中写到:后来砍伐树木的人“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百里如扫。森林破坏后，正象明朝守关将领才宽《巡边赋》中说的那种“天高愁涧壑、荒边无树鸟无窝”景象了。《宁武府志》中说:“辛玄革命后，破坏更严重，偏关等十ー县境内大小二十九座山上的森林都难于幸免”。于是偏关境内天然林不复存在，仅有罕见的几棵古松、柏、槐等树木，其次是人工栽植的树木。
明代王越写过一首家喻户晓、流行很广的诗，题为《关外吟古诗》：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在300多年前的清代，晋西北生态虽然遭到毁林的破坏，但那时老虎还是有的，还经常出没吃人，说明老虎的食物链条破坏了，野生动物不能饱腹所以才吃人，这可以从清乾隆年间作品《晋游日记》所提供的有关晋西北的珍贵资料中窥知一二。
《晋游日记》原名《雪爪留痕》，作者李燧，清乾隆年间曾做过山西学政幕僚，由于工作关系，从南到北曾走过山西的多个府州县，每到一处都写有日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一些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活动情况。其中几则有关晋西北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贯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晋西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态环境。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初三日，李燧从代州视察考试结束后，启程付岢岚途中，初四日记里这样记载:＂行四十里”，途经朔州河会，“又四里，至大水口，山势险峻，时有虎迹”；三月初六日“抵岢岚州”，日记中有段详细记载：“山径多虎，往往为虎所食。三年前，城内有白额虎。二年食人三百余，樵者居半。师而樵者，亦多葬虎腹云，吏目刘君为余言。”
听父辈们讲，六十年代以前，五寨县城晚上经常有狼、狐狸进城偷吃老百姓的鸡兔，狼有时偷袭路上的妇女、小孩，至今五寨仍有健在的“狼扯疤”老人，即：让狼偷袭咬伤人的脖颈，留下的疤痕。这说明狼、狐的食物链缺失了，才开始袭击妇女和儿童。
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如今虎、狼已经绝迹，即便是野兔、野鸡这些也少见多了，这些都是生态遭到破坏，食物链条缺失，造成晋西北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多少年来，每年春季尘土飞扬，黄沙肆虐，“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风三尺土，风起土满天”是晋西北真实写照；还有“河曲保德州，十年就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等等，这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最甚的惩罚事件当数不过“走西口”那段苦难史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与全国一样，由于实行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森林面积逐步增加，成绩卓然。虽然近年来山西省的森林资源明显增加，但山西现在森林覆盖率只有20.5%，晋西北地区相对较高点，目前仍然还属于生态脆弱区。遭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森林不仅是实用资源，更是“生态之肺”“环境保护伞” “气候调节器”，它的价值是多重而巨大的。加强对森林、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要再蹈前人的覆辙，是人类修复生态的一项艰巨工程。
近年来，随着国家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国家加大对生态的投入，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一些光山秃岭逐渐绿了起来；一些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前些年不见的狐狸、乌鸦、野兔、野鸡等现在到处可见；沙尘暴、大黄风也逐年减少，晋西北的生态逐步得到恢复。但是，在一些国家与地方仍有一些人无视国家法律、无视人类生存环境，滥杀野生动物、毁林、毁草现象屡禁不止，那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与病毒，这难道不是大自然对的人类惩罚吗？警钟已经敲响！该清醒了人类！！请您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吧，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加大对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愈来愈美。
参考文献：
《山西森林变迁史，远古森林成了人类文明的祭品》 冯潞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水经注》《续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元史·兵志·屯田》《雁门关志》《五寨县志》《宁武府志》《保德县志》《静乐县志》《偏关县志》《岢岚县志》《神池县志》《明经世文编》《晋游日记》《山西经济年鉴》等。
作者简介
郭效生，男，忻州师专中文系毕业，现为五寨县招商中心干部，喜欢文史，业余研究地方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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