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初冬开始，首先是一批东北籍的干部调离陇东，以后就一批一批地调往延安，准备派到解放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那时，解放区已经拥有300多座县城，还有少数中小城市，解放区已拥有一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这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空前壮丽的局面。
我走得晚一些，1945年底才调我到延安去等待分配。我是1946年1月初到延安的，这就告别了我工作5年的陇东。
我的工作去向尚未确定，中央决定凡党员干部一时不能分配工作的，一律先到中央党校学习，等待分配，所以我也到了党校。这时已是1946年1月底了。在党校虽然一面学习，但大家的注意力已完全转入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大家一见面，主要的议题就是到哪里去工作，学习也就是应应景，心里像长了草似的，一点也安不下心来。
在党校时，我们那个支部有一位女同志，姓何，广东人，原在中央办公厅俱乐部工作。她比我长几岁，对我就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她知道我爱跳舞，有时逢礼拜六给我弄一张票来，让我到中央大礼堂去跳舞。我去了几次，差不多都能碰见毛主席，我们在一起跳。他一般来得稍晚，来了以后，就到舞厅一个角落里放的一套沙发上去坐。很快就有两三个女同志前去，与他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好像比较熟悉了。主席跳舞，基本是慢节奏的，大多是跳两步，有时根本不管音乐的节拍，自己跳自己的，悠然自得，一副'胜似闲庭信步'的样子。我也碰到过江青一次，她不常去。
在党校学习了两个多月，中央组织部就通知我去谈话。到了中央组织部，由干部科科长廖志高接待我。廖志高也是四川人，建国初期在福建省委作书记。
他一开口就对我说：'你是四川人，回四川工作怎么样？'他给我介绍了由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中央已决定由吴玉章、王维舟（都是四川人）调到四川省委任正副书记，还需要大批的干部一同去的情况。
我去中央组织部时，在路上我就反复想过，谈工作不外乎两个大方向：一个到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去，一个是到前方的新解放区去。我虽然在地下党工作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但觉得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非常憋气，远不如到新解放区去，就是牺牲了也痛快。所以，我就向廖志高表示了我的意见。
廖志高听了以后，拿着我那份干部履历表，一边看一边指指戳戳地说：'你看，你父亲是个老同盟会会员，你两个姐姐又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有这样好的社会关系，也是回大后方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又说：'再看你自己，搞过选举工作，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又当过报社的记者和中学教员，回大后方去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虽然不愿意回四川去，但又讲不出什么不回四川的理由，在廖志高的动员和劝说下，我就很勉强地同意回四川了。并且为以后地下活动的方便，经过他的同意，把我原来的名字'谭永和'改为'谭云鹤'了。
从中央组织部回来不几天，学校就宣布说，由于东北形势非常紧张，东北局来电要求中央迅速派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中央便号召：凡是愿意到东北去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自愿报名，经批准后，立即动身到东北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上东北。同时报名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支部有的同志听说我自愿报名去东北，就对我说：'你一个四川人，到东北干什么？东北那么冷，一天光吃高粱，你受得了吗？'还有的同志说：'听说东北有人把鼻子冻坏了，把耳朵冻掉了。冬天，男同志在外边小便，还得拿一个棍子，一边尿，一边敲，不然都冻到一起去了。'但我拿定了主意，不为所动地说：'东北三千万同胞都在那里生活，我有什么理由害怕到东北去工作呢？'
东北急需干部，我们头天报名，第三天就批准，立即编队，做出发前的准备。第五天就出发了。说准备，其实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就是一床褥子，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塞在一个布袋子里，晚上当枕头用。
第三天宣布批准我到东北后，我想到新市场去买点日用品，路上好用，我日记里记得这天是4月9日。从新市场回来，学校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不让我去东北了，仍要我回四川。我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跑到中央组织部去找廖志高，希望仍然批准我到东北去，但廖志高不在。我找到另外一位同志申述我个人的愿望。据这位同志解释说，到东北有一大批人，时间又很紧急，没有来得及仔细审查，原则上凡是自愿报名的都给予批准。忙乱中，把廖志高已经同你说好回四川去的事忘记了，事后才发现。所以，又赶快通知中央党校转告你仍然回四川去。经我再三恳切要求，他答应他们很快重新研究一下，然后通知我。
第四天，我到党校组织科去查问中组部研究的结果，他们说，今天早上，中组部已经通知党校了，仍然批准我到东北去。这一下我才一块石头落地，一心一意地走了。
第五天一早，我匆匆忙忙把行李捆好，收拾好零碎东西，赶快就去吃早饭。刚喝了一缸子小米稀饭，驮运行李的牲口就来了。
途遇沙尘暴，真感到世界末日到了
我们这一队约100人左右，由军委四局局长边章五带队，为沿途互相有个照顾，下面分了五六个小组。行李虽然有毛驴子驮着，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的。
沿途都设有兵站，三十里路左右有一个。一天大概走两站，中间那个站吃午饭。每天都由队部轮流派人打前站，找到兵站，由兵站负责派饭和安排住宿的地方。一户农民分担几个人的吃饭和住宿，经费由兵站负责结算。所以，大队人马一到，早就安排好了，倒也很方便。早饭后，把水喝够，每人还有一个军用水壶，一半天的路上一般也够喝的了。
那时，大家都很年轻，我还不满24岁。一天走个几十里地，不在话下。个别临时有点小毛病的或女同志，走不动了，还有几头毛驴，驮的东西少，可以临时骑一骑。像我们这一帮，精神头很好，要是到了县城或是大点的集镇，把行李放下，就三五成群地到各处看看。大家都想到了，好不容易走这一趟，也是好几千里的小长征，如果不乘这个机会观光观光，以后说不定一辈子也到不了这个地方来了。真也是这么一回事。建国以后几十年，除我工作或学习过的延安、庆阳、合水、环县专程回去过一次，其他地方至今一次也没有去过，连张家口也再没有去过。
过去在延安时，老听陕北的同志讲：'清涧的石头，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回经过清涧，住了一天。我们上街去逛，就看到清涧县城的砖房，房顶差不多都是铺的一二尺宽的薄石片。我们还看到街上有两个旧中国留下的岗楼，有两米左右高，四周和岗楼顶部全部都是大片的薄石加铁条箍捆成的。真是名不虚传。
快到绥德时，途中突然狂风大作，漫天黄沙，间夹着一些砂石，吹得人眼睛睁不开，站也站不住。到了绥德县城，发现街道比较宽阔整齐，市面也颇为热闹。大家一边往兵站走，一边东张西望。正高兴间，只见四下里店铺都一面赶着往屋里收拾东西杂物，一面纷纷喊着：'又来了！又来了！'那时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本来是晴天，但突然天昏地暗起来，公鸡打鸣，一些狗也东跑西逃，汪汪地叫个不停，简直是如临大敌似的。不出一两分钟，大风暴真地又来了。比上次更厉害，排山倒海，像是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要刮干净似的。一些同志一边找地方躲，一边说：'这真像是世界末日到了。'
幸好，不过10分钟左右，风暴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常态。遇到当地老乡，说起今天这次风暴来，他们说，像今天这样的大风暴，十年八年也不一定遇上一次。
到了吴堡县的'拐上'渡口，我们就坐船过黄河，到了山西省的碛口镇。
一到碛口，就听兵站的负责人说：'头两天出了一个大事。我党派往重庆谈判的代表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连同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在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乘美军军用飞机由重庆到延安的途中，因大雾迷失了航向，飞过了黄河，撞上了晋西北的黑茶山，不幸全部遇难。'听了以后，大家都非常难过。
第二天，我们到达临县时，正赶上县里为死难烈士开追悼大会，有好几千人参加。我们也带黑纱参加了。
兴县是晋西北中央分局领导机关所在地。但城里破破烂烂的。除了机关、学校以外，居民不很多。听说原来在陇东专署保安处当处长的李甫山，现在任晋西北的保安处长。我就利用在兴县休息两天的这个机会，约了两个原来在陇东工作过的同志一道去看望他。李甫山见到我们非常热情，留我们吃了午饭，特别让我们高兴的是，午饭有一大碗红烧猪肉。我告诉李甫山，我在延安临走前给焦成和汪东兴去了信，请他们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东北去。李甫山说，组织关系不一定要转，你到东北以后直接去找他们就行了。他还告诉我，东北大概是陈龙负责，王凡在承德。我说那正好，我在陕北公学当支部书记的时候，陈龙也负责陕公的保卫工作，我的保卫关系还是陈龙亲自同我当面谈的。李甫山说，这就更好了，你直接找陈龙就行了。
从兴县出发，经过苛岚、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穿过雁门关到达丰镇（因为当时大同还在国民党手里，只得绕道然后走到阳高，坐火车到张家口）。
经过平鲁时，我们发现此地群众生活太苦了。在平鲁街头，我们看到十来岁的男孩有的只穿了一件破上衣，干脆光着屁股；有的女孩子也十来岁了，虽然穿了一条破裤子，但屁股也露在外面，这是我头一次在根据地看到如此贫困的现象。我们有点看不下去，就回去把自己带的衣服清理一下，衣服带得也不多，但都或多或少的拿出一两件来，碰上穿得太破烂的就送他们一件。开始，他们还客气不要。但我们硬给，他们就欢天喜地抱着衣服走了。我遇到一个小男孩，没有裤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当他拿着一条裤子准备走时，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给我行了军礼（虽然他根本没有戴帽子），然后才跑了。一个同志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小子大概是一个儿童团员吧！'
到了丰镇，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头一次看到了火车。老远就听见了火车呜呜的汽笛声和列车在铁轨上的撞击声。大家就拼命地跑起来，要先睹为快。但丰镇的火车不能走远，东面、北面、南面几十里地以外，都是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火车，还不能坐，以后，我们又绕道了阳高县，才算是坐上火车了。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真个是土包子开洋荤了。
那时的火车硬座车厢，还是个闷罐车，一圈木头条形凳子，中间一个长方形的木头桌子，旁边根本没有行李架，厕所也没有。大概是年久失修，路基也非常不平，火车开动起来，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家都吵颠得头疼。脸上的肉，随着火车颠簸，不停地上下甩动，难看极了。坐在对面，互相看着，简直是一副怪相，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有的人一面笑着一面指着对面的人说：'你们看，他成了个什么样子！'对面的人就说：'你是看不见自己那副怪相就是了，实际上你比我还难看！'
本来，由阳高县到张家口只有240里地。就按现在普通列车1小时走60公里即120里计算，两个小时就到了。但我们从上午9点开车，一直到下午两点半才到。1个小时平均才走44里不到，也就是1小时才走22公里，可以想象当时的火车吧。
张家口是我离开重庆、西安之后所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说是大城市，实际上只有18万人，因为多年只在小城镇里待着，一下到了张家口，就觉得它很大的了。
我们是5月12日到张家口的。从离开延安算起，已过了一个月零一天了。在张家口，我们被安排在兵站的招待所里，这里过去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兵营。我们在这里住了6天。期间听说正在同晋察冀中央局研究安排，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美式十轮大卡车直接送我们到东北去。大家一听说这个消息，都高兴极了。
5月18日一早，我们100多人就分乘了十几辆卡车从张家口出发了。听说这一路还可能遇到土匪和国民党委派的先遣军之类的武装，晋察冀中央局派了一个加强排，车队前后各一辆全都是部队，车上都架上了轻机枪。一行十几辆大卡车队，好不威风。
那时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承德，我们只好绕道，经过张北、宝昌、多伦、围场、赤峰、林西、林东，于5月29日到达开鲁。
这个车队，原来在张家口时讲好了是送我们到哈尔滨的，但到了开鲁以后司机们坚决不去了，要回张家口去，我们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终于放他们回去了。他们一走，把我们闪了一下。加之前方消息不明，据开鲁县委说，双辽（即郑家屯）已让国民党占领了，还有的说通辽也让国民党占了。怕钻到敌人口袋里去了，我们在开鲁县城住10多天，不敢往前走了。以后弄清楚了，双辽确实丢了，但通辽还在我军手中，所以又雇牲口于6月12日从开鲁到通辽去。
到了通辽市，那里有地委和专署。地委出面招待我们，不期而遇见到了我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的社会科学部主任施介。施介一见到我，非常高兴。他那时是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非要请我和阎华两个陕公学生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就再三动员我们留在当地工作，不要去哈尔滨了。我说不能脱离大队，擅自留下，就婉言谢绝了。但阎华留下了。
在通辽，已经进入东北的松辽大平原了。在街上，我们看到许多饭馆炒菜时，看火不旺，抓一把大豆往炉子里一扔，火苗一下就蹿上来了。我还听施介说，由于铁路运输中断，通辽有一个小发电厂，无煤可烧，为了保证照明用电，只好以大豆代替煤炭，就是每天晚上只供应两三个小时的电，一天也至少烧8吨大豆！从这两件事上，才开始体会到'松花江上'这首歌里唱的'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是什么味道了。
从通辽出来，按照地委的指引，我们雇了十几辆马车，经瞻榆到开通（现改为通榆县）的太平川上火车，绕经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地委还特别关照我们，说到瞻榆要通过一片六七十里地的沙漠无人地带，走前一定要喝足、带够饮水。我们觉得准备已经够充分的了，却仍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差一点在沙漠里出不来了。
为顺利通过这一段沙漠地带，早上出发前，大家都拼命地喝水，直到肚子胀得确实喝不下去了为止，并且每个人的水壶灌得满满的。但时值6月中旬，又在沙漠地带，天气异常炎热干燥，虽然我们互相提醒着要节约饮水，但还不到中午，大部分人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好几匹马，因无处饮水，走着走着就倒地死了。要是马都死了，我们的行李还要自己扛着走，那更受不了了。没有办法，大家只好下来走，以使马少受点累，好歹渡过这段难关。这一走，口渴得更厉害了。以至后来口干舌燥，说话都很困难，舌头一点也不听使唤了。心突突地跳，心想这一回大概是过不去了。
为了想找到水，有人就站在马车上远远眺望，希望能够发现人家儿，如果有人家儿，肯定就有水，我们就有救了。
有一次，有个同志发现大概一两里地以外，好像有人家。他大声喊着，跟着有好几个人也爬到马车上去看。有的说不像，有的说像。我和几个同志喝水心切，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到跟前一看，全是断垣残壁，像是多少年前住过一两家人似的。照说，既然过去住过人，大概总有一口井吧，但我们仔细找了两遍，也没有发现井的影子。只好大失所望地回来，又后悔跑了一趟冤枉路不说，反而增加了几分渴意。这时，心里真是一点底也没有了，马又死了几匹，人也眼看就支持不住了。这时，我们才第一次体会到渴比饿更难受。
幸好，在下午三四点钟，终于到了一个小屯子，有三四户人家，我们队里派去打前站的同志，已经烧开了两大锅水在那里晾着。大家一看，有救了，高兴得了不得。一个个跑到锅前，也不管水还相当烫，就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有的同志等不及了，干脆跑到井边去喝凉水，一直把肚子喝胀了才拉倒。
6月20日，我们终于在太平川上了火车，于6月22日安全到达了我们这次长途行军的目的地﹣﹣哈尔滨东北局。
因为6月22日，是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纪念日，所以好记。
来到'东方巴黎'
到了哈尔滨，东北局安排我们住在南岗区的东北局招待所。过了两天，东北局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是在南岗的国民饭店，即现在南岗区副食店那座二层楼。
那时的哈尔滨，号称80万人口，实际上只有六七十万人。是当时我党在全国拥有的最大城市。哈尔滨是4月28日才从国民党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头子姜鹏飞手里解放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哈尔滨的时候，解放还不到两个月哩。
听东北局接待我们的同志说，在这六七十万人中，外国人倒有十好几万。哈尔滨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在全国恐怕也数第一，这给我一个很新奇的感觉。
外国人中，俄国人最多。大多是修中东路时就来了的铁路职工及其家属，也有一些十月革命以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还有少数是日本投降后苏联派来的工作人员，如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这个总领事馆还负责领导设在沈阳和大连的领事馆），甚至苏联共青团也在哈尔滨设了一个委员会，在南岗大直街上占了一幢房子，门口还挂了一块牌子。
由于历史原因，俄国人大都住在哈尔滨的南岗区和道里区，道外区和马家沟一带则基本上是中国人。道里区和南岗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俄式建筑，居住条件较好，院里都有精心布置的花坛，院外围以饰有各色图案刷了深绿色油漆的铁栏杆。这两个区的大街上，商店的招牌斗大的字是俄文，下面拳头大的字才是中文。当时，哈尔滨市两家最大、卖高档品的商店，就是俄国人开的'秋林公司'，这个'秋林公司'在沈阳和大连都设有分公司。
街上，大大小小的俄式餐厅，不远就一个，价格也不算贵。一部分俄国人比较有钱，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过来的，大多都是贵族和中、小资本家，他们逃到哈尔滨来以后，不是经商就是办企业，当老板，不用自己干活。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平时男男女女，穿着都比较讲究，手挽着手，很消闲地在大街上、在松花江边漫步。哈尔滨还有相当数量的'二毛子'，即中俄混血儿。所以，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
其次，是日本人。日本投降了，除原来就住在哈尔滨的，还有居住在东北北部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开拓团'的移民，大都集中在哈尔滨，等待遣返回国。为维持生活，我们看到一些日本人就在街边摆上地摊，卖些旧衣物。我就曾利用停留在哈尔滨的日子，在地摊上向一个日本女人买过一支笔帽上带着指北针的'地球牌'钢笔。年轻的日本妇女，不少在饭馆、酒楼当女招待，这在当时的哈尔滨是很普遍的。还有少数懂医的，在医院当医生和看护。在中国人家里当保姆的也有。1951年春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一些同志说日本女人会带孩子，我还托人从哈尔滨雇了一个日本女人到沈阳我家里当保姆。那个日本保姆来的时候，我大儿子才三四个月，刚开始认人。但他却不愿意要这个日本保姆。白天还好一点；一到晚上，她给孩子换尿布，一开电灯，这小子一看是她，就拼命地哭。她只好不开电灯，摸黑给他换尿布。我们以为过一段就会好的，谁知过了一个多月了，还是不行。我们一看犯难了，只好托人另找保姆，把这个日本女人又送回哈尔滨去了。
此外，还有一些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和无国籍的人。由于哈尔滨的特殊地理和历史原因，当时哈尔滨也是远东国际间谍中心之一。
中国人白天要干活，当时在哈尔滨的南岗区、道里区的一些主要街道上，白天在街上闲逛的，倒有一半是外国人。
那时，哈尔滨的交通工具，主要靠三条有轨电车。一条是从南岗的马家沟到道里松花江江边的；一条是从马家沟到道外十六道街的；一条是从道里到道外的。此外，还有数量很少的公共汽车；还有一部分私人的出租小汽车。这种小汽车，开头我们还不敢坐，一是怕太贵，一是头一次到哈尔滨，不知东南西北。有一次，我们和一位从延安一同来的、老家在哈尔滨的同志，从南岗到道外'同记商场'去玩，他非请我们几个坐出租小汽车不可。到了'同记商场'一算，价钱还真不贵。
但由于战争环境，没有汽油供应，不光是大卡车都装了一个烧木样子的煤气发生炉，就是公共汽车和出租小汽车，都无例外地在车后背了一个烧木拌子的煤气发生炉。只有为数不多的机关的汽车，才是烧汽油的。据说，这些汽油都是用东西从苏联边境上换来的。
当时的交通工具，还有不少的两轮一排座的马车和四轮两排座的马车。南岗和道里的一些主要马路，多用三寸左右见方、七八寸长的石块竖着铺成的。许多地段还铺成散花状的花纹。坐上马车，马蹄踏在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也颇有一番情趣。
太阳岛历来是哈尔滨的避暑胜地。我们既然到了哈尔滨，也曾到太阳岛去玩过一回。一些富有的白俄，在太阳岛上还拥有自己带小院的别墅。这些别墅，几乎全都是用木料建在太阳岛临松花江江边的。我们在太阳岛上，看到一些俄国中、青年男女，在自己的别墅里，有的穿着游泳衣躺在躺椅上或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则几个人在院里的树上，拉上球网，在那里打排球。
有一次，我和同来哈尔滨的董启勋到南岗的秋林公司去逛，突然发现公司里出售一把旧提琴，是意大利产的。一问价钱还不算贵，我倾其所有，还买得起。但出门时没有想要买大件东西，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又怕回招待所去取钱回来，叫别人买走了。我就给售货员说好了，请董启勋留在那里，我回去取钱。幸好招待所离秋林公司不过一二里地，我很快就把钱取回来了，倾家荡产，买下了这把提琴。这笔钱，是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搞大生产运动分红所得积存下来的。从延安到东北沿途发的路费又剩了一些，包括我们到赤峰以后，赤峰兵站没有钱发给我们路费，又要准备撤退，给我们每人发了二两大烟土。八路军怎么能在街上卖大烟呢？我们到哈尔滨以后就交公了，也给我们折合了一些钱。
到哈尔滨不几天，就听到东北局的报告，说东北形势非常吃紧，连哈尔滨也考虑必要时要准备撤退，现在要动员我们下乡去搞土改，埋头苦干，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们这批干部除少数人，全都参加东北局土改工作团，到合江省的东安地区（包括东安市、密山、鸡西、虎林、饶河、宝清等县）去工作。
这样，我们匆匆忙忙于6月30日就从哈尔滨出发了。我们在哈尔滨总共只住了8天。从延安到东北的小长征就结束了，从此开始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谭云鹤（1922年5月～2014年5月），生于四川万县。1940年在陕北公学60队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先后担任永安、鸡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东北局民运部干事、巡视团团员。后任林彪近1年的政治秘书，1949年4月随林彪赴北京，后又调回沈阳。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兼组织指导处处长、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1953年奉调松江省（即今黑龙江）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后历任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77年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后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党组书记，2000年1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