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长征中指挥部队，冒死掩护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他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平反不少冤案、错案。
他就是被毛主席称为“文也来得，武也来得”的开国上将宋任穷。
成功掩护红军抢渡金沙江
长征开始前，宋任穷被调到干部团担任政委。红军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运输干部等。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被编到干部团，由干部团的成员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特意嘱咐陈赓和宋任穷：“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董老、徐老等人的安全，出了问题，我唯你们是问！”宋任穷连忙说：“请主席放心，这项任务就就交给我们吧！”
四渡赤水期间，在土城一战中，干部团打得非常激烈，也损失了不少人。宋任穷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惋惜，当即向毛主席汇报说：
“主席，干部团的学员基本上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现在培养一个干部太不容易了，总这样下去，代价有点太大了……”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不能这样用，以后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
四渡赤水后，国民党想要将我军“消灭”在金沙江畔。为了甩掉紧追不舍的70个团的敌人，我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渡江北上。当时接连几天都下着暴雨，毛主席对陈赓和宋任穷说：“这几天雨下得很大，河水恐怕要上涨，如此一来岂不是影响我们渡江？”
为了抢在敌人前面抵达渡口，毛主席和周恩来命令干部团率先出发抢占渡口。在动员大会上，宋任穷说：“这一仗关系着我军的生死存亡，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坚决完成任务！”
宋任穷率领先遣营和后梯队出发，他们先是假扮成国民党兵，然后翻山越岭急行军，直扑绞平渡。在此期间，他们俘获了两只木船，一上岸就拿下敌人的哨兵，火速消灭其他敌军。
为了顺利掩护全军渡江，先遣司令刘伯承命令干部团攻下战略要地通安州。陈赓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先行，宋任穷则率领一个营紧跟其后，向通安州强行军。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盘旋在悬崖边的羊肠小道，窄小到只允许一人通过。此时敌人不断从山上向红军射击，还推石头往下砸，红军死伤惨重。就在这个时候，陈赓和宋任穷率领干部团出现了，他们和敌人殊死拼杀，最终获得胜利，占领通安州。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干部团的掩护下顺利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军抵达渡口的时候，能看见的只有我军留下的一只只烂草鞋。这次战役为红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保障，成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的追击，中央军委对干部团予以通电嘉奖。
冀南老百姓口中的“咬牙干部”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宋任穷被调往八路军129师当政训处副主任。1938年，宋任穷率部前往冀南，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期间担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等职务。
1939年6月，宋任穷正式负责冀南地区的抗战，发动当地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在冀南多次反“扫荡”战斗中，他逐渐意识到日军的坦克、骑兵等部队在平原上占据优势，这对我军是非常不利的。
针对这一情况，宋任穷发动战士们开展挖道沟、拆城墙等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这不仅令日军的汽车、坦克能难以在冀南地区行进，而且令根据地军民的转移情况得到很好的掩护，对反“扫荡”斗争起到巨大的作用。
1942年到1943年，日军疯狂对冀南地区进行“扫荡”。仅1943年就发生大大小小战斗共计4000多次，冀南地区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辛。为了保护干部和主力部队，宋任穷指挥所有后勤机关人员都转入太行山区，他自己则带领200多人坚守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当年，冀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不仅仅有旱灾，还有虫灾。除此之外，日军还雪上加霜，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等旱灾等自然灾害过去后，当地有发生痢疾、霍乱等瘟疫，不少老百姓都病死在瘟疫当中，有些地方甚至变成无人区。
在残酷的环境中，宋任穷一方面带领战士们打仗，一方面还要解决吃饭、喝水等问题。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轻言放弃，而是继续带领战士们和敌人战斗，他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1942年到1943年期间，冀南抗日根据地牺牲的军政干部就有70多名，其中包括肖永智、袁鸿化等人。而身为冀南区党政军一把手的宋任穷，他也做出很大的牺牲，他的三个女儿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被饿死，他自己也身患疾病。
面对重重困难，宋任穷不抛弃不放弃，既要带着战士们行军作战，又要带领干部和群众展开生产自救。由于战斗太过频繁，他和战士们就都穿便衣、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解带、枪不离身；没有粮食，牲口也渐渐饿死，宋任穷便和大家一起饿着肚子拉犁耕地。再加上长期耕地，宋任穷累得一再吐血。
长时间营养不良，再加上得不到救治，宋任穷的一条腿前面全都烂了，但他还是咬着牙，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附近的村村县县，发动群众。正是凭借着这种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宋任穷才能带领大家咬紧牙关，一起度过艰难岁月。
因此，冀南地区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咬牙干部”。
宋任穷接替胡耀邦职务，担任中组部部长
1955年，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处境很差，但他仍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约宋任穷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让我当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由你接替我原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听了胡耀邦的话，宋任穷愣在原地，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见宋任穷有些犹豫，胡耀邦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宋任穷点点头，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那我就服从组织安排。”
12月27日，宋任穷正式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就职讲话中这样说道：
“1954年年底，我曾担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那个时候我兼任过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不过没有正式到中组部上过班。这次中央让我到中组部工作，我感到肩上担子很重。我这个人能力不是那么强，有时候面对问题总有些犹豫不决。但我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一定不会偷懒，和大家共同将工作搞好！”
1979年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年，在这一伟大时刻，中组部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宋任穷也感到工作起来十分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可尽本分，积极办理案子。
同年6月，中组部召开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座谈会议。在会上，宋任穷指出：“有错就要纠正，坚决不能一错再错下去，要继续紧抓落实干部的政策！”
1980年，宋任穷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一大批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多贡献，积累丰富的经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咱们中组部的同志，对老同志不能存在嫌弃的情绪，也不要觉得他们人老了就有些麻烦。”
他真挚地说：“我们的民族要具有尊老尊贤的优良传统，我们也要在党内、全国人民中，营造一种尊重老同志的好风气！”
当宋任穷得知原红四方面军25军军长蔡申熙的女儿长期有病，而没能得到良好治疗时，他专门派人前去看望，解决烈士遗孤的实际困难；当他得知原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的儿子希望适当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也亲自过问。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宋任穷知道78岁的老党员，同时也是著名作家高士其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后，当即请老干部局等单位的同志协同高士其所在单位，给他配备护理，调来秘书照顾其生活、安排疗养等等。
尽管宋任穷的身体也不是太好，但他仍坚持到北京医院，从一层爬到四层，一个个看望在这里休养的老干部。
国庆节快到了，宋任穷代表中组部向中央提出建议：“我觉得应该邀请全国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门的老同志，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在国庆节之际，90名老同志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这一活动不仅令这些老干部感到十分光荣，也促进社会上关心、尊重老干部的风气。
除了这些，宋任穷还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让这些老干部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党的事业做最后的贡献。他反复强调：
“对那些德高望重、身体不能担任重任的老同志，我们可以请他们出来担任荣誉职务或者顾问，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搞一些研究。在指定大政方针和其他决策的时候，我们也能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宋任穷还说：“对那些年老体弱的干部一定要好好安排，原则是政治上充分尊重，生活上充分照顾。”
1980年2月，宋任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他已经71岁了，是中央书记处中年龄最大的领导，值得一提的是他仍兼任中组部部长。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宋任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3年2月，随着宋任穷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再加上年轻的干部越来越多。于是他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中组部部长一职，中央考虑后同意了。
宋任穷一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谨以此文纪念宋任穷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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