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5）∣1978年，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
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七一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获得的：
20世纪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县地区（今滁州市）工作。1977年春，地委组织调查写出130多篇调查报告，并向省委写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列举了许多“左”的错误表现，提出端正和落实农村政策的意见。
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7月，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的报告后，当即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意见，可供各地参考。”在滁县地委报告和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随着《六条》的贯彻，农村政策的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地方偷偷搞起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万里为“秘密武器”护法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地委充分发扬民主，让公社干部把心里话讲出来。结果，来安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了出来：
第一个典型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大旱之年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把全年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100分，年终时对基层干部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
万里同志对这三个典型非常重视，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区进行试点。为此滁县地委发了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到1979年3月底，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近七成。
万里于3月16日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产量上不去，农民秋后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的”，“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大包干在安徽省报上户口
随着双包到组的发展，也出现了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经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诞生了。
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后来，在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领导下，经有关理论工作者研究论证，认为大包干承包制实现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集体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承包合同来实现。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79年实践的结果，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过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月11日万里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 “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个户口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