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一部反映安徽农村贫困现状的内部参考片，深深触动了中央领导的心。影片中展示了安徽广大农民的困境，令领导层震惊不已。中央决定派遣一位得力的干部，前往安徽主导工作，推动改变。
于是，万里被指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肩负起振兴该省的重任。
那时的安徽，农村的生产队中，仅有16%的队伍能够勉强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不仅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甚至有些地方的人民仍然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贫困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万里带着深切的关怀，亲自前往金寨县慰问老红军及烈士家属。金寨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革命精神。
他走进一位红军烈士家中，刚进门便见到一位老人蹲在锅灶旁，身旁坐着两个姑娘。万里亲切地打招呼，但几声招呼过去，三人依旧没有站起。村干部介绍道，这就是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了起来。
令万里吃惊的是，老人的下半身竟然一丝不挂。继续与姑娘们交谈时，他发现她们也没有起身的意思。原来，他们家贫得连一条裤子都买不起。为了取暖，他们只得紧贴锅灶。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万里，他的眼中涌出了泪水，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直到中午，他都没能进食。
新中国成立已经28年了，万里没想到人民的贫困竟然达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做得不够，真对不起这些老百姓。”他在内心默默发誓，“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一切，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万里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推动生产，确保农民能够吃得饱。否则，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任何其他的改革都是空谈。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农村工作会议。在会上，万里提出：“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民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母亲送儿上战场，参加革命，为的是什么？不仅是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更是为了温饱，为了能够吃上饭。如今，有些人却忘了群众，忘了我们的初心。我们必须时刻站在农民的角度，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这六条政策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却挑战了许多传统的思维和原则。例如，以前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竟然被不仅允许而且鼓励。这一突破性的决策为生产队的自主权以及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模式铺平了道路。
这项改革举措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1977年12月，在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干部宣讲“六条”政策。刚开始，台下安静无声，所有人都在默默消化这些信息。片刻后，突然有农民大声要求：“再念一遍！”每当宣讲到他们最关心的部分，台下就会响起呼声：“重念这一句！”“慢点念！”
这种热烈的反响坚定了万里继续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1978年夏秋，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大片地区长达八九个月没有降雨，农田面积达到6000多万亩，农业生产几近停滞。正是这种严峻的灾难，为安徽的改革带来了一个破釜沉舟的机会。
为了应对这场灾荒，安徽省委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在经过深入调研后，万里提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片土地荒废。与其让土地撂荒，不如允许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种些保命的麦子度过难关。”
省委经过讨论，决定采取“借地种麦”政策。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分配给每位社员，允许他们种植小麦和蔬菜。对农民超产的部分，政府不再征购，归农民自己所有。即使是荒山、湖滩等地方，也可自由种植粮油作物，种植者可以自收。
这一决策的实施催生了后来著名的“承包责任制”。
当然，借地种麦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分田单干，违背了共产主义原则。但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抗灾自救热情。全省秋季播种面积增加了1000多万亩，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尽管旱灾严重，夏季的收成却意外好转。
在“借地度荒”的过程中，包产到户的模式也开始悄然出现。
这一报道对安徽的改革起到了不小的冲击，但万里并没有被外界的声音动摇。3月16日，他亲自前往滁县地区，回应这一报道：“作为一份报纸，发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你可以写，我也可以写，就像公共汽车一样，谁都可以上车，但最终什么做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假如今年丰收，农民秋后不再挨饿，生活得到了改善，明年、后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样的做法就能继续下去。”
在万里的坚持和保护下，安徽的包产到户试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安徽的农业局面逐渐好转。以肥西县为例，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比1978年增长了13.6%，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比去年增长了近三倍。
“要吃米，找万里”成了当地流传的民谣，成了安徽人民心中万里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