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著名的江南水乡，最大的灾害往往是水灾，从大禹治水开始，苏州历代“有能耐”的地方官几乎都是治水“高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申君黄歇，因为治水留下了“黄埭”“黄浦江”等地名；唐代苏州刺史白居易，因为治水给苏州留下了一条历史文化名街“山塘街”（又称白堤）；清代元和县县令李超琼因为治水，给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留下了一条“李公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有谁知道，这么一个水乡，历史上发生过数十次旱灾，既有普通的旱灾，也有“大旱”。到底“大旱”到什么程度？据苏州历代旧志记载，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曾经干涸了七八次。有志为证。
据《（崇祯）吴县志》卷十一“祥异”记载，太湖在汉代曾经“干涸”过一次：“汉惠帝五年辛亥，夏，大旱，太湖涸。冬雷，桃李花。”此事，《具区志》卷十四“灾异”也有记载云：“汉惠帝五年辛亥夏，大旱，太湖涸。”汉惠帝五年即公元前190年。这是能够查到有确切记载的太湖第一次干涸。
在明代，太湖干掉的事情也发生过三次。据《太湖备考》卷十四“灾异”记载，第一次发生在嘉靖年间：“（嘉靖）二十四年，大旱，太湖涸。”第二次发生在隆庆年间：“隆庆二年正月朔，大风，太湖涸。”第三次发生在万历年间：“（万历）十七年夏，大旱，太湖涸，民饥。”这三次记载，除了“大旱”或“大风”和“太湖涸”简单记载外，没有其他描述性文字。
明代苏州第三次“大旱”致使“太湖涸”的事情，在《（乾隆）吴江县志》“灾变”中有了适当的“展开”，有讲米贵和赈灾的文字：“（万历）十七年六月，大旱，太湖涸。米石一两六钱，发帑金赈之。”文中“石”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按照一升为二斤半计算，一斗为二十五市斤，则一石为二百五十市斤，即250斤米价值是一两六钱银子。
这件事，在《（崇祯）吴县志》中也有记载：“（万历）十七年夏，大旱，赤地无青，啼号声彻昼夜，米价石一两六钱。太湖、石湖皆涸，行人竞趋足至扬尘。”“赤地无青”四字说明当时所有植物都枯槁了，其中当然也包括庄稼。“啼号声彻昼夜”的原因，估计是饿死的人很多，失去亲人的悲痛让人“啼号”不断。除了太湖外，石湖在那一年也干涸了。
清代，太湖至少干过三次：《（道光）苏州府志》“祥异”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三月至八月不雨，东太湖涸。四月乙亥，雨雹。”这一次太湖干涸仅仅局限于东太湖，不过《太湖备考续编》卷二“灾异”却将这件事情记在“乾隆四十年”：“（乾隆）四十年，自三月至八月不雨，东太湖涸。”说的都是“自三月至八月”半年时间不下雨，导致东太湖干涸。再查别的志书，显然乾隆四十年苏州没发生过旱灾。
清代的另两次太湖干涸事件分别发生在乾隆五十年和“嘉庆甲戌”。有《红兰逸乘》记载为证：“乾隆五十年，大旱，太湖涸。居民得五铢钱四出者三千余，大刀泉一枚。嘉庆甲戌，又旱，太湖东涸。又得古枪戟箭头数斛，皆生青绿，盖明时物。”
这两次太湖干涸，还“出土”了一些古钱币和古箭头。五铢钱的历史可上溯到汉代，古箭头上还有铜绿，说是明代的东西。钱币有“三千余”枚，“古枪戟箭头”居然有“数斛”之多。斛是古代的一种量器，方形，口小，底大，容量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要说明代发生在太湖里的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元末明初张士诚占领苏州，以及被朱元璋打败的战斗。还有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战斗和明末的抗清行动。
关于乾隆五十年那次太湖干涸，《（道光）吴门表隐》也有记载：“太康砖，乾隆五十年，太湖涸，见井，得砖数百块，其文有'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吴贺田作’十三字。”“太康”是西晋的年号，“太康砖”就是西晋时期的古砖。
除了太湖干涸，苏州古代“大旱”年份的旱情，在历代旧志上还屡有记载，诸如“井源皆竭”“河渠枯涸”“沟洫扬尘，禾苗槁尽”“太湖水缩”等词汇不绝于耳，甚至发生了河水可以卖钱以及热死人的事情。
据《（崇祯）吴县志》记载，唐宋元明清苏州都有大旱发生：唐“贞元六年庚午夏，大旱，井泉竭，人疫死者众”；宋“熙宁八年乙卯夏，大旱，太湖水退数里，内见有古丘墓、街衢、井灶，田无稼，民大饥”“嘉定八年乙亥夏，大旱，草木枯萎，井源皆竭，担水易二百钱，贫民多渴死”；元“至正三年癸未夏，大旱，禾槁”；明“景泰五年秋，亢旱，高乡苗稿，斗米百钱。大饥大疫，饿殍相枕”。
宋代嘉定八年那次大旱期间，一担普通的河水可以卖二百钱；明代景泰五年的“亢旱”致使米价高达“斗米百钱”，渴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崇祯）吴县志》还记载了明代嘉靖年间，苏州发生过13次旱灾，其中7次是大旱。诸如：嘉靖“元年壬午春，旱，河渠枯涸”“十八年己亥，春夏大旱，井泉竭”“二十三年四月至八月，大旱，日色如火，沟洫扬尘，禾苗槁尽。米价腾贵，每石一两八钱”“二十四年乙巳，大旱，太湖水缩，民有得轩辕镜于岸者。稻麦全荒，人食草根树皮”等等，竟然发生吃草根树皮的极端事情。
苏州周边的常熟、昆山、太仓，历史上也发生过极端干旱事件。在崇祯年间，昆山发生过境内“娄江淤断”“至和塘、吴淞江皆涸”等闻所未闻的旱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如此记载：“崇祯十三年庚辰六月，大旱，娄江淤断，飞蝗蔽天。”“十四年辛巳夏，大旱。至和塘、吴淞江皆涸，天雨豆，色赤而细，味苦涩，民大疫死者相枕藉，斗米银三钱。秋蝗，民屑榆皮为食，饥民相聚剽劫。”
在乾隆五十年那场“大旱”中，常熟也有“河港皆涸”的记载：“乾隆五十年，大旱，河港皆涸，蝗蝻生，岁大饥。”（见《（光绪）常昭合志稿》）
在清代嘉庆、咸丰、道光年间，昆山也发生过“干河事件”。《（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是这样记载的：“嘉庆十九年夏，大旱，城内外河底俱涸，地生白毛，米石钱五千六百。”“道光十四年甲午夏秋之交，久旱不雨，河水就涸，民方忧旱，早稻已熟。”“咸丰六年丙辰夏，大旱，河港多涸。阳城、傀儡诸河步行可通，农民戽水甚艰。八月，飞蝗蔽天，集田伤禾，乡人鸣锣驱逐，或争捕焚死，卒不能净。”
咸丰六年那场旱灾更是出现了“阳城、傀儡诸河步行可通”的情景，也就是说今天以出产大闸蟹闻名的阳澄湖（历史上曾称“阳城湖”），以及现在昆山市城区唯一饮用水源的傀儡湖都曾经干涸过。
即使是占尽江、海两便的太仓，在康熙年间，也遭遇过“井泉竭，河底尽坼”的大旱。此事见诸《宣统太仓州志》记载：“（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夏秋大旱，井泉竭，河底尽坼。”
“井泉竭，河底尽坼”，说明不但地上的河流断水，甚至河底干裂，就连地下水（井泉）也没有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窘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