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吞噬全国的雾霾让人憋得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在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着等风来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着自己能够做点什么。
眼下，国家正在提倡普惠金融和金融创新，我也在学校里讲授金融知识和思考金融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可不可以来治理雾霾？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金融可以做什么，然后要明白治理雾霾需要什么。看看二者之间有没有交集。
金融可以做什么？就是把资源跨人群，跨时间，跨行业，跨地域的合理配置以便让经济活动能够更有效的进行。
我对污染和环境相关知识知道的很少，不清楚雾霾的科学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基本同意要治理好雾霾至少需要一个“很长”和三个“很多”。
首先，治理雾霾需要很长的时间。伦敦和洛杉矶都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希望在中国，花的时间少一些，但是三五年要想治理好估计不太现实。其次，治理雾霾需要很多行业的共同努力，环保，医疗，能源，交通，制造和建筑业等等。最怕的就是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再次，治理雾霾需要很多人，很多地区甚至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努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治理雾霾需要很多很多的钱，这笔钱很多行业和地区都极度缺乏。很多地方政府因为缺钱所以必须要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这些钱不能仅靠国家的投入，个人、私人部门、和公益机构都应该参与。
这四个显著的特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和金融的功能是非常吻合的，也正是基于以上四点，我觉得可以运用金融的工具来治理雾霾。而由于上述的雾霾治理的特点，传统的金融工具在很多地方不能满足雾霾治理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个雾霾治理的金融创新载体不同于一个投资环保行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同于一个环保科技公司，不同于一个投资环保上市公司股票的共同基金，当然也不是一个公益项目的众筹基金。金融创新的形式可以是兼容并包的。金融创新可以做到多方面的筹措资金，筹集不同期限的资金，聚沙成塔，然后把资金交给更有效率的使用者；这个金融创新载体的风险把控在于投资的项目处于不同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个金融创新载体的收益在于投资的项目所能产生的成果是可以真正的改变你我的生活。
从下面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探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战争债券（War Bond）的形式进行融资。美国发行的债券名称叫做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当时流行的一句广告词是：“如果你不能参军打仗的话，请购买自由债券（If you can’t enlist, invest. Buy a liberty bond）”。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先生还自拍自演了一部短片叫“The Bond”（Bond在英文中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纽带）来宣传和推广战争债。 美国的第一批自由债在1917年发行，以票面利率3.5% 筹集了50亿美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债再次发行。到目前为止在英国，为一战融资的永续债券（Consols）仍有部分在市面上流通。
现在，我们需要打赢的就是雾霾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这个金融创新的主体可以用债券进行融资。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投资。现在的很多金融创新其实都是躲避管制，进行短借长投。治理雾霾需要很多新的技术，还需要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收益，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债券。同时，我们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在重视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的同时吸收中小投资者的资金。
图一：美国自由债券的宣传海报
然而，债券的收益率并不很高，不受很多投资者的青睐，尤其是在当前，很多人希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较高的回报。我们还需要股权融资。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教授（Andrew Lo）正在整合该学院的金融工程和生物科技的人才设立一个超级基金（Megafund）为癌症寻找药方。罗教授提出一种叫作“研发支持债券”的融资工具，类似于我们当下流行的“资产支持债券”，不同的在于债券的基础资产变成了治理癌症的各种项目。
在很大程度上，治理雾霾和治疗癌症有类似的地方，都需要花很多钱，都需要很长的发展阶段，而且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某个药品公司能够找到治癌良药的话，回报一定是惊人的。大家都听说过Moore’s Law，说的就是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Moore这个词倒过来写就变成了Eroom。Eroom’s Law说的是尽管科技也在进步，但是新的药品的开发却变得更慢更贵。
图二：医药行业研发费用的Eroom 定律
上图可以看出，在美国1950以来，每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研制的并被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新药数量每九年减半。正因为如此高的风险和如此高的投资，很多医药公司才放弃自主研发，走仿制药的路径。
然后治理雾霾和治疗癌症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知道雾霾可治，而且我们也大概知道雾霾该怎么治，远的有伦敦和洛杉矶，近的有APEC蓝和阅兵蓝。当然，我们不知道的也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过去吸入的雾霾究竟对身体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些伤害应该如何弥补。
治理是有成本的，关闭落后能源企业和生产企业的成本，环保成本，电动汽车的推广和充电桩的修建，学校和公共建筑物的空气净化装置，到我们这代人吸足雾霾之后需要的药物和医疗方案。这些成本有短期的，有长期的，来自不同行业，来自不同的地域。所以说，传统的金融手段很难满足各种需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这个“研发支持债券”的模式考虑“雾霾支持债券”。
这些成本的某些部分可以靠这个雾霾支持债券提供融资，同时治理雾霾也会取得不错的回报，这些回报也应该为雾霾治理基金的投资人提供可观的收益。比如在国内，投资环保新能源行业的VC，和A股中环保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表现都很不错的。因此，融资可以进行部分的股权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
当然，有了资金，仍然需要法治。美国的《清洁空气法》 （Clean Air Act）1963年在国会通过，后经过1970，1977和1990年多次修正扩充而逐步完善起来。 《清洁空气法》是世界各国环保法律制定的范本之一。
1970年的修正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设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这一独立的政府部门，行使对全国的空气质量、公共环境健康、环境保护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管理职责，结束了过去由多头管理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同时，环保署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针对六种标准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这六种污染物是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铅以及颗粒物（PM10和PM2.5），其中PM10 和PM2.5都是90年代后加上去的。
1978年开始，环境保护署对每个县的各个污染物的排放都要考核，达标的列为达标县（Attainment County），为达标的列为未达标县（Non-attainment County）。这个列表是公开资料。一旦被戴上未达标县的帽子，州政府就要制定详细的减排计划，严格控制新建的有污染的企业，同时让污染企业采取最大限度的排污措施(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 rates)。如果没有及时改善，EPA还会采用多种制裁手段，比如，收紧发放新排放源许可证（即新工厂的审批），终止联邦政府的重大公路建设拨款等措施。所以，一些法律的牙齿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基金载体的赏罚来实现。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空气污染物降低了一半以上，同时，工业生产总值却提高了约40%。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一直宣扬这样的观点：“严厉的环境保护法规会促进企业不断的创新和升级，并提高生产率”，这也被称为“Porter Hypothesis”。 下图中，这些年来的核能和天然气在发电中的广泛应用可视为证据。
图三：各种能源在美国发电量应用的比例演变
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主旨是让很多小微企业和老百姓得到合理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也可以普惠，也就是通过金融工具造福社会。就治理雾霾而言，我们需要金融创新。这个创新的金融载体应该可以通过债券和股权进行融资，能够投资不同行业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尤其是那些致力于环保技术创新的长期的高风险项目。这个载体的投资者既包括大的金融机构，产业资本，更包括千千万万个你我他。诚然，治理雾霾的金融创新工具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但是希望这个讨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