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何国俊打开邮箱，收到很多未读邮件提醒。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他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最近合著了一份名为《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国的反污染之战》（以下简称《中国反污染之战》）的报告，一时间采访邀约便多了起来。
3月，求职季临近。外籍人力中介Tony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查看当天有意愿来华求职的外籍人员简历，竟收到了上万条求职中国的意向信息。
素不相识、相隔千里的何国俊和Tony，究竟有何交集？
北京大气治理无形中将两人联系了起来。
“同事送我外号：AQI打卡机”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北京增添了一张新的名片。在此后几年间，北京更是迎来了国际人才来华交流、求职的黄金时期。
对很多外国求职者来讲，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包容热情，吸引力很大。
然而，Tony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愿意来华务工的外籍人才求职意向在地域上有排序，北京并不是他们的首选，而是排在上海、深圳之后。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通过与求职者沟通了解到，空气质量是求职者在意的一个因素。他们在网上搜了关于北京的报道，有些报道说这里的空气质量不太好。”Tony这样说。
对于十年前的北京，早在2012年随父母从釜山搬到北京的韩国“90后”小伙儿崔原赫深有感触。
“印象最深的还是2013年上大二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一起踢球，突然下雨了，我们继续踢，后来我看到身上白T恤上有整块的污迹，才发现那场雨不是干净的。”崔原赫回忆道。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一场持续了近十年的“反污染之战”在中国拉开序幕。2014年、2015年、2017年三年，大气环境这一话题都出现在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中国一些地区大气治理的压力层层传导，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北京就在其中。
从那时起，Tony电脑桌面的收藏夹里多了一个链接——一条查询北京AQI（Air Quality Index，空气质量指数）的链接。
Tony说：“2018年以来，北京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气治理，空气质量已经有明显好转了。但在交流中，我感觉外籍求职者并不能感受到北京的改变，毕竟在国外媒体报道中，空气污染是新闻，蓝天白云反倒不会报道。于是，我就常常把北京AQI的截图发给他们，把蓝天拍给他们。”
就这样，每天Tony到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藏夹，点击查看北京当天的空气质量，“那时候，同事送了我一个外号——‘AQI打卡机’。当求职者有疑问的时候，真实的蓝天和实时AQI还是有些说服力的。一些人真的会进行二次搜索，先前对北京刻板的印象会有所改变。”
这些年北京的蓝天，通过Tony发往海外的一张张截图，通过来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外国运动员的“打卡照”里，也逐渐传播到了世界更多的角落。
“来北京之后没怎么见过雾霾”
《中国反污染之战》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字：在2013年—2021年间，中国的颗粒物削减量占全球颗粒物污染下降总量的75%以上——这个惊人的数值，告诉了世界来自北京的努力。
何国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治气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和科学的治理手段。
“北京在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污染治理通常需要跨区域合作，如果缺乏中央政府协调，各地比较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同时，中国有独特的官员问责和评价机制，这保证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去治理环境。”何国俊告诉记者。
北京的改变，真切地投影在个人生活中。
除了2014年—2016年回韩国服兵役，10年来崔原赫都住在北京。
“在你眼中，北京这十年有什么变化吗？现在的空气怎么样？”
“现在和我2012年、2013年那会儿来的时候反差太大了，那时候周末出门会担心雾霾，现在出门蓝天太常见了。”
同样是来北京求学，在美国洛杉矶长大的华裔女孩吴怡却没有体验到这种反差。当记者问“来北京后对空气有什么感觉”，她回答说：“我是2018级大学新生，来北京后好像没怎么见过雾霾，感觉污染天也很少。”
崔原赫和吴怡对北京的认知，中间隔着的是北京走过的大气治理艰辛历程。
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要求进行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进一步将压力传导给地方政府。
2018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明确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下降幅度目标，分别设定了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下降比例等目标。
2019年5月，“一市一策”跟踪专家组覆盖范围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大至汾渭平原，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技术支持。
……
“现在北京大气污染程度较2013年大为下降。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污染已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最低的水平，令人震惊。” 《中国反污染之战》报告的另一位作者，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说。
“中国用7年实现的目标，和美国用20多年实现的目标差不多”
北京的大气治理经验可以给全球更多国家和城市带来启发吗？何国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的供暖需求、出行需求、企业的建设和生产需求都比较高。在过去几年，北京针对这些方面都形成了综合防治方案。如北京的供暖系统从以前以烧煤为主，现在转变到主要依靠天然气和电力。同时，北京也提高了油品质量、提高了机动车排放标准，并积极推动普及电动车。此外，还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推动重污染企业提升治理水平、转型升级或关停淘汰，这些经验都可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影响深远。”
何国俊强调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在2013年—2021年治气效果明显，同样这段时期，一些南亚和东南亚邻国的污染水平却在上升。比如印度的整体污染水平显著上升，达到了全球污染增加总量的44%。”
“我们研究发现，美国花了20多年的时间并经历多次经济衰退，才将其平均空气污染减少了37%，而中国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差不多的目标，还继续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增长。我的这位芝加哥大学合作者，一方面感叹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另一方面也特别希望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知道中国政府是如何做的。”何国俊说。
“现在，我介绍北京的岗位时，已不太需要花时间跟外籍朋友沟通这里的空气质量了。”Tony看了看收藏夹里的空气查询链接，“但我盼着全球疫情能赶紧过去，那时能有更多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亲身感受这里真实发生着的一切。”(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倩 实习生焦柏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