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雾霾笼罩北京时，一些美国人很惊讶：怎么可以生活在这么可怕的空气中？“没什么好奇怪，当时的洛杉矶就像今天的北京。呼吸真的会痛。”美国人杰夫·斯莱德说。杰夫的妈妈是1950年代洛杉矶抗霾运动中贡献最大的女性领袖。
美国记者雅各布斯、威廉·凯莉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在雾霾中挣扎和抗争乃至最终胜利的全过程。2008年，通过数年资料搜集和采访，他们完成了《雾霾之城》一书。雅各布斯说：如果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普通民众是真正的推动者，而最耀眼的是那些穿高跟鞋的抗争者。
人们紧握手帕，渴望知道答案
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
街边，人们试图从有毒的烟雾中逃出的画面构成了触目惊心的一幕。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着，妈妈抓起受惊的孩子躲进路边的大厅避难。混乱中关于战争的谣言疯狂传开——这像是化学武器攻击，可能是日本人继珍珠港袭击之后，对洛杉矶的再一次攻击？接下来会是芥子气吗？
洛杉矶街头叫卖新鲜空气的人
不到两小时，这黑色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并持续蔓延，向着北部富人居住的山坡地区进军。那里紧邻着覆盖茂密松树的国家森林。数以万计的洛杉矶人出现咳嗽等症状：无论是瘦弱多病的人，还是大腹便便的富人、招风耳的童子军、满身污垢的挖掘者、杂货商，亦或是俄克拉何马州移民，都是如此。由于刺激性气体进入了法庭，构成威胁，一位法官非常愤怒，不得不当日休庭。
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烟雾笼罩城市的时候，当地政府并没有怎么当一回事，把此事件评估为如同坑洼的林荫大道修复的事务一样。首批治理措施收效甚微，从鲍伦乃至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等一批政客又逐渐制定了更加强硬的规定，希望能为市民找回那片蓝天。然而，烟雾似乎很有一套，能够将这些期望拽入绝望，让美好的承诺化为泡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顽固而狡猾的烟雾轻松地击败了针对它的种种策略，并在受害者中制造纠纷——家庭成员愤愤不平，工业家们受到责怪。人们开始明白，无论加州是代表着“未来之州”，还是昙花一现的现代文明，都会被烟雾所吞没。每当你认为毒气已经散去的时候，它又会卷土重来，笼罩西海岸。
洛杉矶已经将其自身变成了世界首个对烟雾的破坏性进行测试的天然实验室，城中百万居民便是实验对象。
当时的洛杉矶街头
西海岸的妈妈们
最执着的烟雾战士
洛杉矶人一度被烟雾打倒。一些洛杉矶人在对抗雾霾的过程中精疲力尽，屈服在这个逐渐变得老生常谈的话题下。
但仍有人延续了热情，推动了这场对抗雾霾的战斗。
脚踩高跟鞋、来自高端社区的女子们，成为抗争人群当中最耀眼的一股力量。这些女人来自一个名为“SOS”的组织，她们模仿国际通用求救信号，将“驱逐烟雾（Stamp Out Smog）”的首字母缩写作为组织符号。发起人阿夫顿· 斯莱德家住比弗利山庄，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和洛杉矶其他一些中产家庭的妈妈们发起了抗霾运动。
1958年，洛杉矶。连续3天雾霾之后，一位女士正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她准备呼吸一瓶由城外采集的新鲜空气，瓶身上写着“如水晶般透明的空气”。
她们中有好莱坞的女演员，有爱打抱不平的妈妈，也有全职的家庭主妇。 “SOS是洛杉矶第一个真正独立意义上的NGO，”奇普·雅各布斯说，“1958年的洛杉矶烟雾治理举步维艰，是西海岸的这些妈妈们给了当局沉痛一击。”
很多年后当人们问她儿子杰夫，你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吗？他回答说：“她没有一丁点典型主妇的地方。”
1960年代，SOS在当时的烟雾抗议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成立十年来，这一组织在全加州范围内团结女性，向政府游说进言。这些女人们将专家们历经多年累积的常识宣讲给普通人，倡议加州全盆地的快速运输、州排放标准、燃油成分标准及更好的协调研究，并提出诸多目标。
洛杉矶议员打开装着烟雾的瓶子，名流的参与促进了公众意识的觉醒
在关键的投票或者会议前，她们挥舞着电话，不断游说各方，甚至还用上了老式的“不转死全家”连环信招数。每一位成员都会给决策者写信发邮件。然后，她们打电话给其他十位成员，要求重复这种努力。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一种雪崩式的“反烟雾邮件潮”，并最终影响了决策过程。
路易丝·杜姆勒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教员的妻子。这位家庭主妇能用统计数字描述，加州城市帕萨迪纳一年299天空气质量达不到健康标准，比其他美国城市都多。她会展示家中肺病患者的肺部图片。“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开始关注和施加压力。”她说。
整个1950和1960年代，SOS的妈妈们靠散步和游说影响公共政策，也迫使洛杉矶当局更务实、高效地对抗雾霾。由于身处好莱坞，SOS经常发动明星参与活动，也常做一些传播广泛的策划。
1964年，这个组织曾制作一个含有洛杉矶雾霾污染物的蛋糕，送给各国驻洛杉矶使领馆的外交人员。驻洛杉矶的媒体记者们，也喜欢这种“雾霾蛋糕”事件的策划。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雾霾蛋糕”
她们尝试提倡人们改变生活方式。SOS不再唱衰地方政策，而是决定发起名为“共同乘车日”的活动，使洛杉矶成为更令人愉快的地方，这也是第一次有组织的拼车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示范活动。像后来的保险杠贴纸一样，SOS在本地实行全球化思维，包括试图说服经常开车出门的人们不要单独驾驶他们的私家车和旅行车。
女演员莎布丽娜·席勒（Sabrina Schiller）也在其中，当被问及个人动机，她承认，一想到丈夫有一天他会因为有毒空气诱发的冠心病而倒下，她就会忍不住发抖。她说：“我想你可以说我的动机是自私的。”
当美国在1970年4月确定第一个“地球日”时，SOS已经发展为由5 000名成员组成的队伍，并且组织了最后几次有影响的行动。多年来这些女人们在枯燥乏味的政府会议中大声疾呼。甚至批评家们都承认，SOS是南加州最执着的烟雾战士。
“加州治理雾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出现雾霾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出台，经历了整整27年。”《雾霾之城》的作者雅各布斯认为，法律帮助社会界定了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边界。
这场由女性引领的全民呼吁，推动了从洛杉矶覆盖到全美的雾霾之战，锻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命题，即今天全世界卫生机构的共识——健康呼吸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本文综合自《洛杉矶雾霾启示录》、《凤凰周刊》和美国媒体，转载请联系博雅小学堂（ID：boyak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