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来刚刚过去的周末风和日丽，整个北京碧空如洗，一副怡人的大好春色，然而，周一又是另一个极端，天气昏黄，狂风大作，浮尘夹杂柳絮，让人难以呼吸。
（晴日的北京国贸商务区和沙尘下的国贸商务区）
笔者曾经在内蒙古投资和经营农业项目，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以前内蒙古与河北、山西、辽宁交界的地区沙漠化都很严重，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已经是到处绿意葱葱。沙化最严重的科尔沁沙地，在中央大笔生态治理专项资金下，生态也有了根本逆转，从翁牛特旗县城乌丹到开鲁县的沿西拉木伦一带，过去是黄沙漫天，沙丘比山还高，现在都栽上了灌木，沙丘得到固化，一些野生动物也回归，开车时不小心就会撞上野兔子。
另一方面，自从1990年代废除了苏联强加的集体牧场模式，实行“包产到户”后，蒙古国牧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存栏牲畜数量从2590万头增加到现在的7100多万头，而生态条件更好一些的内蒙古，牛羊存栏数量只有6800万头，这还是基于内蒙古有1.7亿亩耕地，粮食饲料丰富的基础上（谷物产量3840万吨），而蒙古国几乎没有耕地（谷物产量只有42万吨），单靠低温的贫瘠草皮，供养这么多的牲畜，实在是非常困难。
根据草原生态学的测算，大约每1公顷标准草场供养一头羊，草原常见动物都可以换算成为羊单位，一匹骆驼等于7个羊单位，一头马等于6个羊单位，一头牛等于5个羊单位。总体来讲，蒙古国草原承载量都是6000万个羊单位左右。其实 蒙古国的牲畜量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指标，到2019年的牲畜存栏数量更是超过1.1亿羊单位（马420万匹、牛480万头、骆驼47.24万峰、绵羊3230万只，山羊2930万只），环境承载量已经超标80%以上。
加上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过去在苏联控制的经济贸易体系下，蒙古矿产只能出口给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且是以物易物贸易，这些矿产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而自从蒙古国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后，马上尝到出口的甜头，于是奉行“矿业立国”的政策，现在各种矿产资源采矿点达8000个以上，产量达到5000多万吨，由此每年导致的荒漠化面积也达到上百万亩。
（采矿给蒙古国带来惊人财富，也带来环境破坏）
在这种现代化的驱力下，蒙古国荒漠化越来越严重，72%的土地出现荒漠化，500多条河流断流、400多个湖泊干涸，全国草场面积减少了20%以上，尤其是环境最脆弱的中蒙边境地带，65%以上的草场都出现不同程度退化。随之而来的是极端天气增加，1960年代，蒙古国每年沙尘天气天数只有20天左右，到2010年代就增加到100多天；暴雪或极端干旱也是轮番登场。
（3）历史上漠北高原环境承载极限约100万人，即便是当今的城市化带来环境容量增加，整个蒙古国的环境承载量其实也不过200万人左右。而蒙古国人口仍在以较高速度增加，到2050年达到500万级已经不是问题。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就不得不养更多的牲畜，开采更多的矿产， 蒙古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也是定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我们的沙尘天气或许就是以后春季的家常便 饭。
蒙古国在地球上是一个存在感较低的国家，它的环境灾难并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从地理上讲， 蒙古高原和中国东部平原是东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东亚历史的变迁基本是这两个板块区域文明互动的结果，任何一方生态发生大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文明秩序产生剧烈冲击。两千多年来，每一次北方草原的环境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游牧民族南下浪潮，导致中原王朝的覆灭。
虽然工业革命以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形势有了根本改变，蒙古草原荒漠化不再会引发游牧民南下的事情。但是，蒙古高原生态变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冲击，依然不可小觑，如果不加遏止，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 连锁反应。
总体看，中国东部气候是由蒙古高原冷高压与西太平洋低气压互动的结果，地表植被严重破坏，会导致蒙古高原气流情况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中国北方气候：不仅增加沙尘天气数量，也会增加极端天气的数量，带来大旱和大涝问题。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气候恶化还会影响到投资和人口流动走向，对一个地方兴衰产生多方面影响。
（在东亚的四个地理单元中，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的环境和文明关系最密切，二者具有高度互联性）
所以，蒙古高原荒漠化也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看似是一个气象学小事，但是导致的 长期效应，或许数百年后回看，就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气候变迁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致命影响一样，其历史威力可能不会弱于当下大家所聚焦的中美竞争加剧、老龄化等问题。
（4）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唇齿相依的实质特性，决定了没有蒙古国稳定的环境后院，就没有北方中国安定和繁荣。而 蒙古国土面积大，政府财政能力又弱（不及中国一个地级市），根本无力应对这么庞大国土的荒漠化问题，只有中国等周边环境相关的大国介入，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详细来说，中方有以下几点工作值得做：
第二，加大对蒙古国环境治理资金援助力度，比如在给蒙方提供的贷款中，增加环境治理专项贷款。这一点过去日本对华开发援助贷款（ODA），以及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中，也都有治理荒漠化的专项资金。
第三, 积极推动中国环保类NGO、企业和个人到蒙古国参与环境治理项目，鼓励环保类NGO参加蒙古国的环保宣传教育。由于蒙古国民长期对中国政府或国企抱有恐惧和忧虑，单靠政府力量行不通，NGO或民企在环保外交中的角色不可小觑。
第四，在两国经济外交和社会公共外交中，把引导蒙古转变发展理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过去美日韩也曾经把这个议题当作对华外交重要内容），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投资和贸易增长。并且鉴于中国北方与蒙古的环境高度相似性，积极推动中国高校和环境资源研究机构，对蒙古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方案支持。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亦应注意到蒙古国环境恶化与中国发展崛起的客观关联性。 中国是东亚地区绝对的工业中心、供应链中心，我们产业或社会消费的每个一举一动，都可能给其他小国带来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前些年中国盛行红木家具热，引发东南亚森林资源的大面积破坏，这些东西在中蒙经贸关系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中国高端纺织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对羊绒的特殊偏好，使得20多年来，中国从蒙古的羊绒进口量增加8倍以上。2019年蒙古国86%以上的羊绒销往中国，该年出口量达到5700吨左右，这相当于1100万头羊的绒产量。受高价羊绒收益的诱惑，蒙古国山羊（羊绒主要产自山羊）养殖数量暴增，从1990年的510万只，增加到2021年的近3000万只，而山羊对草皮、草根破坏能力远远超过绵羊，成为草原荒漠化的元凶。
再比如，中国对煤、铜矿石、铁矿石等需求的增加，大大刺激了蒙古国矿产开采量的增长，2002年蒙古国煤炭产量仅530万吨，2022年上升到3760万吨，其中3104万吨出口到中国，占总产量的83.7%，可以说这些年扩大的产能都是中国市场需求带动的。
所以，蒙古本质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蒙古很多行业的野蛮增长，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庞大需求有关（这些需求一方面促进了蒙古国的经济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带来负面生态影响）。东亚的很多环境问题，现象在中国之外，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国之内。
为此，中国需要改变自身一些经济行为，比如，调整一些带来严重环境破坏产品的供应链，甚至压缩产能，改变国内消费习惯，培养节约意识；调整从蒙古国的农产品进口结构，引导蒙古国畜牧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发挥中国出口市场话语权，倒逼在蒙企业提高环保标准等。在很多环保问题上，中国是“纲”，纲举目张，只有中国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总之，蒙古国是我国的上风上水方向的后院，蒙古国的沙尘，终究要顺着强烈的西北风，飘到北京上空、飘到济南上空、飘到西安上空……蒙古的环境灾难，其实也是中国的环境灾难，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并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蒙古国民对华印象不太好，通过环境发展援助，根本上改善蒙古国民的生存环境，是增加中国软实力影响力，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遇，更是中国提升全球重要发展议题领导力和协调能力的一个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