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年谱长编》是首部关于章乃器一生经历的编年资料长编。本书以年谱长编的形式，记述章乃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观点、处世准则、工作方法等。在此篇编辑手记中，该书主编潘大明为我们讲述《章乃器年谱长编》形成的点点滴滴。
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主动要求从政府机关调动到一家文化机构工作，为的是靠近自己钟爱的历史文化。自此，便接触到“七君子”事件和事件的当事人，对章乃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救国会建创时期、“七君子”事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何况在不少人眼中他不是纯粹的“文人”，以一个银行界人士的思维方法，写出一系列视角独特、语言尖锐、触及社会本质的文章，读来酣畅淋漓，而且他还是一位个性鲜明、命运多舛的历史人物。
记得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地处沪上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看旧书，阅读封尘已久的他编著的《新评论》《激流集》《中国金融货币问题》《救亡情报》等，中午以小铺子里卖的包子充饥。此后，我特意出差到北京，住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冒着酷暑采访了罗叔章、徐雪寒、吴大琨等人。记得采访章乃器的女儿章畹是在她住的筒子楼里，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快人快语的她讲述了许多她与父亲的往事；采访孙采苹是在她家的客厅里，老人眉清目秀，一看便知系江南闺秀出身，她很少回答我的提问，许多由她的儿子回复——他声音不大，语速缓慢，一字一句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回到上海后，我相继发表了《真君子章乃器》《女中豪杰胡子婴》《从〈新评论〉到〈救亡情报〉》等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部专著《七君子之死》出版，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章乃器，书中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梳理。掐指算来，我把章乃器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有三十余年了，其间也有搁置，中途转行从事电视新闻第一线的采编，此项研究只能告一段落。不过，我依旧关注着七君子研究，公开的相关出版物和新的研究成果始终在我的视野中。
一晃过去了许多年，时值2015年年末，出版社的朋友来电说，明年就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你过去写的《七君子之死》可以做个修订本。这样，我又回归研究七君子的队列中。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重新写的《长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很快摆放到了编辑的面前，并入选上海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出版后社会反响不错，有学者评价该书以七人为集合体的独特视角，在丰富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和研究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把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融于一体，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揭示历史的必然，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探索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著作。之后，又举办了研讨会。值此，韬奋纪念馆负责人上官消波找到我，说是要办七君子的实物图片展览，此事正合我心意，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去青田、嘉兴、常州、安福拍摄一些照片，收集一些资料。
初春，我们到达瓯江畔的鹤城，天气有些反常，出奇地闷热，我脱了棉外套，走进政府大院。青田章乃器研究会负责人赵君皓还以为我们是来推销什么产品的，有些迟疑。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此后，便开始了数度合作：办展览，出图文录，开研讨会。
2019年秋冬，我建议在青田举办章乃器研讨会，提前一天到达开会的地方，与新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话题聚焦到章乃器研究上。我表示，现在一般研究者苦于缺乏新的史料，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书籍也缺，比如年谱，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简谱、大事记，有的还错误百出，如能做一本年谱恰合时宜。在一旁的不少朋友表示赞同，也有朋友表示没有精力完成。
回沪不久，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我写字、看书，几乎每天两点一线地从家里跑到办公室，作《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该书稿进入尾声时的某个傍晚，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俯瞰城市空落落的街景，突然想到上年末与朋友们的对话，于是与赵君皓联系，设定写作10万字的《章乃器年谱》。春夏之交，年谱的立项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实施阶段，我制定了编撰的方案、体例，做出样稿，明确分工；对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进行梳理、摘要，派出工作人员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相关图书、报刊。不久，10万字的《章乃器年谱》已成雏形。
事情总在发生变化，在走访民建、工商联研究专家王昌范时，他谈及新近出版的《施复亮年谱》在三十余万字，《章乃器年谱》10万字的容量显然小了。我的老友冯勤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持“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丛书的工作，他建议扩大容量，将“章乃器年谱”列入长编系列出版。
章乃器经历三个历史时期，人生跨度80年，一生跌宕起伏，又是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留有数量不少的纪念文章、回忆录，且自身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又善于演说，留有一部分演讲稿。纪念、回忆文章可以让今天的人了解他不同时期的活动；他的著作文章、讲话，清晰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人生追求，做成长编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使用好这一个题材，不浪费大量的珍贵史料，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较为完整、真实的面貌，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肩负的责任。
做年谱是一桩很花力气的事情，不查阅大量资料榨不出满满的干货。而且，容不得半点的想象和假设，只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排列、比对、分析、判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探寻最接近真相的历史。
这件事做起来是蛮枯燥的，为了求证章乃器某一天的活动，需要查阅不同的资料。如果没有当初对这一位历史人物的喜爱，是无法继续的。例如，对于他的文章的写作、发表日期，需要考证。除了收录集子已标明发表或写作日期的外，还有一部分仅标明发表在某某周刊、月刊的第几辑上的，需要考证当期的出版日期，或查阅原发表的刊物，或对周刊、月刊出版日期进行推论。当然，每次枯燥乏味的考证过后，能够得以验证、发现新的史料，亦足以令人开怀。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由重庆返沪的时间，以往不少回忆录都认为在1946年的五六月份，据我掌握的史料分析，应在4月中旬。4月12日民建中央迁至上海，召开了迁沪第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4月18日《华南报》报道了章乃器参加《上海文化界声援南通惨案，向当局抗议提五项要求》的活动，确认为4月中旬似乎无可非议。但是，是否可以再准确一些呢？ 我便电询王昌范：章乃器是否参加了4月12日民建在沪召开的会议？他查阅了《黄炎培日记》和相关史料，均没有出席人员的名单，反倒在《黄炎培日记》4月12日的记载中发现了4月10日上午，黄炎培和章乃器一起，与周孝怀等人进行长谈的记录。这样，确定了章返沪的相对准确时间，修正了以前的说法。
年谱还新发现了一些章乃器的活动，1938年初，他由香港赴安徽就职，在武汉作停留，参加了由马相伯、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理事。这在以前的传记、回忆文章中没有写到过。
年谱以年、月、日纪事，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屏蔽掉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原历史真相；也可复原被研究者、回忆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矫正因当事人模糊的回忆而引发的错误。例如，过去常有回忆文章说章乃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毛泽东、周恩来去了苏联访问，但我发现毛泽东等在苏联期间，章乃器依然在北京活动。他到底是何时去苏联的？许多资料并没有确切的表述，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这一点。我在查阅20世纪50年代初出访苏联的代表团资料时，终于搞清楚他去苏联访问的时间、原因、身份……
这部年谱长编尽量收集章乃器在各个历史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概述或摘要，重要的文章“双管齐下”，既做概述又做摘录，不做评说，力求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和变化，让读者对这一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他的社会活动为主线索，辅以生活状况的表述，将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具体事情进行体现。我在查阅大量相关史料时，发现不同时期的回忆者、写作者或褒奖或贬抑，编者仅取事实部分，删除褒贬，以求客观。
书稿送交出版社后，他们认为它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的特点，是首部反映章乃器一生经历的年谱长编，并成功申报2021年度上海市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这更激发了我们继续努力做好编撰的工作。为什么说是“我们”呢？这本年谱大部分内容由我撰写完成，也有朋友百忙中抽出时间参与，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在他们导师的推荐下加入撰写团队，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他们整理、摘编了章乃器在《新评论》、重庆《大公报》《华商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相关报道，我根据年谱的要求进行取舍和编写，他们的认真劲，让我感到这一研究后继有人。现在六十余万字的《章乃器年谱长编》终于问世了，曾经的遗憾成了过去。（本文作者为历史文化学者、著作人、资深媒体及出版人）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早年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6年参加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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