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继续释放“四人帮破坏”的迷雾。事情过去32年了，一直拿“四人帮”当替罪羊，拿的着吗？地震预报是专业性和群众性很强、社会责任极大的事业。“四人帮”里面没一个是搞地震专业的，没一个是主管地震工作的，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凭什么要去干扰地震预报？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他写道：
归纳一下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某、梅某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门户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还是说到底，是由于科研路线分歧所导致的争论？恐怕这些都兼而有之吧。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汪成民对张庆洲说：“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要命之处就在这里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当权者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楼刷大字报。尽管如此，当时的局领导和处于决策地位的专家（梅某等）仍等闲视之、不以与闻；他们指责基层观测数据不准，“线路很乱”，“干扰所致的误报”，甚至以十分傲慢、语带讽刺地对马希融说：“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对于群测点的工作瞧不起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阻力。唐山地震后，他们又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让有功之臣汪成民去做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这就不再是什么“学术之争”的问题了。对于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中有诸多叙述，有兴趣的可一阅。
全部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不能说与政治运动一点关系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其间的关联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批邓”，重要的一条就是批刘邓的“专家路线”。1975年后邓对于中科院的“整顿”，就是从强化专家地位和作用着手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如果说“批邓”批掉了科技领域的“群众路线”，这简直就是一句笑话；说“批邓”批掉了唐山“群测群防”批出了漏报，就更是笑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然而大地震发生前，在唐山，“群测群防”确实受到了冷遇，确实没人想起去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也是事实。谁该负责呢？
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被副局长查某一拖一个星期、再拖又过去了五天，直到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应说开个会。此时预报室主任远在云南，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梅某却偏不到会。汪成民感到十分紧迫，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7月27日清晨去堵局长刘某（老红军），经再三要求，刘这才答应10点钟听汇报。刘某是忙“批邓”去了吗？不是，他是忙着看自己的鼻炎去了。
第二，有人指责说，这次本来可以对汶川大地震作出预报的，却由于要举办盛世奥运而被压下不报。对此论调，国家地震局发言人当即给予了回应，称这是“没有道理的。”以此类推，把漏报唐山地震与“批邓”相联系，是不是也同样“没有道理”呢？不能顾此不顾彼，说得通才是硬道理。更何况“批邓”远比不上奥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全球性、这样的高潮迭起。“批邓”在1976年7月份似乎不算什么高潮吧，全国人民该干啥干啥，工农业生产同比都在增长（地震后开始滑落），怎么其他都没受到影响，偏就地震预报受到了影响呢？可见是出了大事，只好弄个说法抛出替罪羊，来蒙混过关罢了。
第三，假设1976年10月，在中国没有发生过“粉碎四人帮”这档事，那么，24万条人命，轻视群测群防，漠视基层报告引出漏报，如此天大般的事，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必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攻击政敌的靶子，这是必然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水落石出。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呢？不好说，至少不会到了32年后的今天，责任问题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状况太对不起24万蒙难的唐山同胞了！。当然了，我们这里只是在说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并非说果真如此，我国的“群测群防”就绝不会闹到今天这般的凋零，地震预报水平就绝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责难，汶川大地震就绝对不会被漏报，……，这里没这样的意思。
第四，如果说1976年的“批邓”政治运动耽搁了唐山地震预报，那么1974年以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何就没有耽搁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奇迹 —— 1975年成功预报出海城大地震了呢？
事实上，海城地震的预报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中共辽宁省委相应组建起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工作主要是以专家为主，那么从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做出了中期预报、把短期预报圈定在渤海北部地区圈内那个时候起，辽宁省委便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部署“群测群防”工作：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大力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尤其在辽南地区成立了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的群测群防网站，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展开了仔细的监视和测报活动。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功绩吗？抑或如陈词滥调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广大群众坚决抵制”的结果？对于这种论调，早就不值得费心加以评判了。公认的说法是，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群测群防的胜利，是“科学的奇迹”。
这个时候提出追究32年前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似乎不太合时宜。不过，前有海城地震预报这样的奇迹，后有唐山大地震的漏报和24万个生命的陨落，接着就是“群测群防”方针被抛弃，接着就是汶川大地震的事前的不声不响，是得下决心好好想想了，总不至于让“四人帮”钻出坟茔来做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替罪羊吧。
现有的关于唐山地震漏报的所谓“结论”，也实在是在哄小孩。张庆洲问汪成民：【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回答说：【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张庆洲问：【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答：【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