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堪比历史政治文献，创下过轰动全国的奇迹，也影响至今。
文章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不但让当时的中国社会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使把“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了1+2=3的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家喻户晓。特别是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激发了全社会的科研热情，还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我国教育改革的序幕且文章的一些设想进入了国家教育改革决策。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恢复高考等一系列国家举措全面实施。与此同时，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批判前三十年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导火索”。
现在，陈景润大师和当年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徐迟先生都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文章也已经过了44年的岁月沉淀，当我们重读这篇影响一个时代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我们不觉百感交集。我们既感慨《哥德巴赫猜想》的积极作用，也感慨《哥德巴赫猜想》因“失真”而隐匿掉的人才成长要件。这是一种时间评判出来的感慨，这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慨，这是一种可能说出来还不是时候的感慨，这又是一种不能不说的感慨——因为，此事关乎国家的人才建设。
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其艺术成就来看，确实堪称“高峰”。叙事平实，深入浅出，开一个时代之文风。
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又不是一篇纯粹的报告文学，更像一篇政治檄文。文章的标题虽然是哥德巴赫猜想，但哥德巴赫猜想极其证明过程在文章中的占比却不大，伴随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简史”的交待也是惜墨如金，倒是对陈景润的遭遇写得浓墨重彩，精心绘制了一幅“知识分子受迫害图”。但构建对之“声讨”的逻辑却是“失事”而肤浅的人为预置，迎合当时一些人需要的成份比服务于真理的成份多得多。这一切，都是需要澄清的——既是对历史负责的需要，也是人才建设工程的需要。
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新中国人才培养机制到“陈景润时代”是已经初步成形了的，也已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建设亟需的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些人也是当下国家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
毋庸讳言，通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一轮骚操作，把新中国尚是“婴儿”的人才培养机制直接和间接地给否定掉了。虽然出发点是想给“婴儿”洗个澡，结果却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后陈景润时期”（姑且这么说吧），我国始终没有培养出“陈景润”的根本原因。
同样也是历史的、辩证地看问题，《哥德巴赫猜想》当时乘坐的政治风向，其主观愿望也是好的——设想通过另一种方式让人才大面积地快速成长，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来，也基本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响应。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都知道，当时的社会政治热情和响应教育改革的程度都是空前的。甚至有人还把所有的否定都冠以“拨乱反正”，等等，这都是真实的历史。
也有人说，老作家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原稿不是这样子的，发表的正稿是经过“上头”修改过了的。原稿的真实性是发表后的正稿不能比拟的。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只能是不置可否了。因为，原稿怎样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正稿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是要把被正稿弄没了的人才成长的要件找出来，让它重新绽放育人的光芒。
那么，被《哥德巴赫猜想》弄丢了的新中国建立起来的人才成长要件有哪些呢？就让我们结合历史和现实，重读《哥德巴赫猜想》吧。
《哥德巴赫猜想》详细阐述了陈景润从寒门到大师的人生经历，却对陈景润产生伟大思想转变和支撑陈景润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视而不见。《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对数学产生兴趣的所有缘由归咎于一次际遇——陈景润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时遇到了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数学老师沈元。
《哥德巴赫猜想》如是说：沈元老师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告诉他的学生们：一七四二年，德国数学教师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歌德巴赫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是对的。但他证明不了，当时也没人证明这个发现，所以只能称之为猜想。此后两百多年，不知有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但都没有获得“终极性”成功。
沈元老师还告诉同学们，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沈元老师是临时代课老师，不久又回清华去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番话，为一位伟大的数学新星铺上了升腾的轨道。
《哥德巴赫猜想》如此安排故事情节，当然很生动，也很吸引人。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可不是唾手可得就能办成的事情，而是一项大工程。完成这项大工程，不但要有惊人的毅力和能力，也要有高度的觉悟，还要有必要的后勤保障工作，缺少任何一项都是不行的。
证明歌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大工程所需坚韧顽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能力，也不是什么兴趣能支撑起来的。它需要相当深厚的学术根底，且这种学术根底是个人自学无法完成的，需要系统培训；也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无我”，且这种“无我”是真正被一个大我占住了全部精神世界的自然状态。进入这种状态，离不开生活的启发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此等等，集中在一起，构成了陈景润学术研究的充要条件——这些充要条件，新中国全新的政治环境全部给予了陈景润。
陈景润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对此，《哥德巴赫猜想》也有交待。
陈景润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免费大学教育，给予了家境贫寒的陈景润就读于厦门大学的机会（厦门大学，旧中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得起，陈景润这样的寒门子弟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在陈景润的整个科研过程中，国家也给予了陈景润有力的科研保障，让他能一心一意钻研……如此等等，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支持，陈景润别说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上大学也很难很难。
新旧社会两重天，陈景润是亲身经历了的。通过对比和鉴别，新中国在陈景润心里的份量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任何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穷苦人，都对新中国充满炽热而朴素的感情。加上新中国的大学教育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对于树立陈景润这种悟性极高的学生的“三观”，立宏志，树雄心，又起到了风助船帆的作用，给予了陈景润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路上的无穷勇气和斗志，也使陈景润真正进入了“无我之境”——精神世界全部被为国科研占领。而对于这一要件，《哥德巴赫猜想》却是只字未提，这就显得片面化了。结合今天的一些高校忽视或淡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不良后果来看，这种忽略还是很不应该的。
上述这一切，概要地说，就是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
这一结论，并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现实的教训作出的验证。比如北大、清华这两所国内顶级学府，师资力量全国第一，给学生上课的基本上都是院士级的国内顶级学者。生源也是国内顶级的生源，能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地方的高考状元。国家给予的补贴也是其他学校望尘莫及的。在清华北大读书，基本不花自己的钱，而且吃得住的都是全国其他高校望尘莫及的……
然而，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的清华北大，可没能培养出服务于国家的顶级人才。在航母、5G、嫦娥探月、长征火箭、歼-20、墨子号、蛟龙、港珠澳大桥等22个大国工程的总设计师名单中，没有一个北大的，来自清华的只有天眼的总设计师南仁东一个人，而南仁东还是1963年清华毕业的。其他总设计师，都是改革开放之后非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而与此相对立的是，目前留在美国硅谷的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有三万多人。这些人，很多已经是世界前沿科技的顶级科学家，但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而且还在帮助美国恶搞中国……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华北大的教育“去政治化”……着实让人痛心疾首……
《哥德巴赫猜想》在不经意间“丢掉”了人才成长的政治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学术环境，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个人因素取代时代大气象。
新中国给予的学术环境，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学术环境；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学术壁垒的学术环境；是万象竞逐，万马奔腾的学术环境；是小荷刚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学术环境。正是这样的学术环境，才会有陈景润的脱颖而出。
大学毕业后，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
事实证明，陈景润是科研型人才，并不适合当老师。在老师这个岗位上，陈景润有“怯场症”，本来就不善表达的他，站在讲台上面对数十双渴望的眼睛，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肚子的学问就像茶壶里的饺子，一个也倒不出来。
整所中学没有什么比陈景润老师的课更糟糕的事情了。陈景润自己也特别着急，还自责不已。还由此积忧成疾，大病不止，一年住院六次。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新中国的学术环境，不但给予了知识分子施展的平台，也涌现了很多伯乐。“不幸”的陈景润又成了万幸的宠儿。
所谓伯乐，就是那辈为了新中国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大师、人师。
当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听到陈景润任教的情况后，这位对自己的学生了如指掌的大学者，《资本论》的翻译者，不是责怪陈景润，而是责怪自己对陈景润分配工作上的失误，而是立即把陈景润调回到厦门大学，安排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王校长此举，不但使陈景润的病情好转了，也让陈景润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把一颗震惊数学界的新星安放在其运行轨道上，有了这轨道，就有腾空而起的可能。
不久，另一位伯乐又发现了陈景润这匹千里马。他就是大数学家华罗庚。当华罗庚看到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撰写的数论专题文章后，爱才如命的华罗庚立即把陈景润选调到了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
数学研究所荟萃了新中国数学界的顶级学者，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俊彦、陆启铿、万哲先、王元、越民义、吴方、陆汝钤、杨乐、张广厚……他们不是手握灵蛇之珠，就是抱荆山之玉，个个都是数学界的翘楚。陈景润来到数学研究所，如鱼得水。而且，这“水”不是小溪小水，而是海洋，给予陈景润的是乘风破浪的舞台和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景润这篇得到华罗庚赏识的数学论文，是专门挑华罗庚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毛病的。当时的华罗庚已是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大师，而陈景润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蚂蚁”。华罗庚却一点都没有责怪陈景润冒犯自己之意，而是为发现人才而高兴不已。
这当然是这些大师的高风亮节。
但我们也要看到，大环境好，才会有大面积的好人。权威没有架子，学术没有造假，学科没有门户之见，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只有学术交流，成果共享，互促互进……这就是当年中国学风爽朗的大环境，这才会有大面积的伯乐岳峙星陈。
“两弹一星”的元勋回忆当时那种学术氛围的时候，无不感慨万端，深感那是中国学术界和有史以来的人类学术界最好的时期。
这种学术环境，也是我们永远不可丢掉的学术“金银台”，对此，我们也是有深刻教训的。比如我们的芯片技术本来与西方国家不分上下，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芯片技术却被西方国家卡住了脖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丢掉了原先那种好的学术风气。
可以说，在新中国赋予的学术环境里，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一定不会埋没，陈景润的成功，也是迟早的事。
上述这些，当然只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无心之失”，由此带来的中国教育的失误也不是《哥德巴赫猜想》之所愿。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点则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有意为之”——这就是“迎合”。
在时代转换的时候，历史从来就不能排除有些人因个人遭遇和个人思想境界的原因而错误地渲泄不满情绪，又或者是因为个人视野的局限产生误判等等，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以此作为“论据”，这当然是主观自觉的行为，也必然导致叙事的“失真”和结论的“失误”。这种失误如果渗进国家决策，不出问题才怪呢。
《哥德巴赫猜想》煞有介事地说陈景润遭到了非人的迫害，他的科研工作遭到了严重干扰，却忽视了陈景润的论文是1973年初（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就已经完成了的这一事实。说陈景润遭受了迫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陈景润的夫人由昆女士在回忆先生时就讲过：江青给予过陈景润帮助，江青去世后，陈景润伤心落泪，以后年年为江青扫墓，直到五年后陈景润离世。
《哥德巴赫猜想》出现如此罔顾事实的“硬伤”和历史笑柄，着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徐迟先生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也不至于如此不严谨呀。现在，斯人已逝，到底是什么原因，恐怕也只能是“哥德巴赫猜想”了。不可不认的是，《哥德巴赫猜想》由此全盘否定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形成的教育机制，其正面影响随之大打了折扣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显现出来。
毋庸置疑的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看来，原先的教育机制是不好的，甚至是“有罪”的。对此，《哥德巴赫猜想》一面“批判”，一面辩护，主要目的不外乎是为原先的教育机制否定了的“白专道路”正名——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一心一心不受干扰地做学问。往后的中国教育机制也基本上是按《哥德巴赫猜想》这种设想建立的，甚至劳动课也从学校的课程中取消掉了。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这样的设计是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的。
1978年3月，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的同一时期，中国科大创建了少年班，把全国的少年天才集中在一起，国家管吃管住，给予最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科学家、院士给这些神童上课。满以为这样就能培养出学术领军人物来。
当时的宁铂13岁，是公认的“中国第一神童”。谢彦波11岁，是被认为最有希望摘取诺贝尔奖的天才学员。干政12岁，因“切瓜问题”的对答如流，被招考老师惊为天才。可是，就是这种天赋异禀的孩子，给予的又是高规格的教学条件，却没有一个成才的，而且，还酿下了一生的人格缺陷，有的还疯了、出家当和尚了。
弄丢了前三十年的教育机制在普通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触目惊心的。小学生戴眼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境界、能力水平都大不如前。
至于今天整天在书房、办公室喝着咖啡做学问的专家、教授们，这些人出的问题更是惊人。他们不是不说人话，就是胡说八道，有的还“做空”自己的国家，有的还成为“带路党”，被社会讥讽为“砖家”、“叫兽”。
如此等等，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教训！
其实，《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控诉”，无非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因为参加过那么几天生产劳动，觉得损伤了自己人上人的尊严，发泄不满情绪而已。
回顾历史，让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合理性，还有人才成长的必要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毛泽东主席敏锐地发现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滋长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风，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
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腐败、享乐和告别自我革命之现象。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要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生产劳动，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即“文革”。
正当毛主席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元帅给毛主席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元帅寄给毛主席的这份报告，用事实说话，阐述了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
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的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主席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来看，“五·七指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打破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壁垒，推动了全国一盘棋融合。二是极大地促进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三是大面积培养了全局型人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了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的“扁平化”。四是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且是全面的，既有体质上的爱护更有思想立场上的爱护。所谓体质上的爱护是不难理解的，劳动锻炼可以增强体质。而思想立场上的爱护则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从千年的“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的知识分子的“狗腿子”思想立场中独立出来，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那样，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为大众说话，为正义发声，为万世开太平。
没想到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是扶不上墙的稀牛屎，参加了几天劳动就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毛主席逝世后，这些人便破口大骂开了：又是伤痕文学，又是泼污妖魔化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现在这些人仍在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但不管怎样，“五·七指示”对中华大地的惠泽却是有目共睹的。就人才培养来看，现在中国的朝野上下，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基本上都是“五·七指示”培养出来的。
《哥德巴赫猜想》缺乏深邃视野，不但没有看到“五·七指示”点石成金的强大功能，也没有预料到背离“五·七指示”带来的后果，而是迎合和全盘接受那些不满“五·七指示”的“精英”的一己私念，跟着这些人一起一唱一和，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人才成长规律的反面，着实让人深感遗憾。
时间是伟大的鉴定大师，也给我们今天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沉淀了很多的思想启迪。《哥德巴赫猜想》作为当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药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检验，这剂“药方”是有问题的。对于人才培养，《哥德巴赫猜想》过于想当然了。
事实再次证明，人才成长是有特殊的不可违背的规律的，不管是什么人，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都会自食苦果。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两千多年前，孟子就看到了人才成长必须经历的锤炼过程。
两千多年后，另一位扛鼎世界文化、引领人类文明的超级文化大师，再次以他卓越的实践感悟和文化感悟，告诉人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告诫人们“温室里长不出大树”，号召一切有志者“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这位超级文化大师，就是伟大的毛泽东。
顶级文化大师的千年一致呼应，说明了什么？在我们看来，说明人才成长的规律仍然没有变，仍然是一个锤炼的过程，少了这个过程，就培养不出人才、特别是栋梁之才来。
这一启发，在我们看来，其意义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设想的人才成长“浮世图”可比的，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机制的转变——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大学生村官开始出现在国家文件里；
2020年，全国大学生村官占比达到村官的2成以上；
2020年，教育部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2022年，劳动课回归，列入中小学正式课程；
2022年，国家禁止宣传高考状元。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迈开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就会有跬步千里……
我们坚信，不忘初心，未来可期。
我们在努力，就像陈景润大师证明他的“陈氏定理”一样——
命Px（1，2）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x-p=p1或x-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用X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h及充分大的X，用Xh（1，2）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