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童黎】1月23日，武汉“封城”一周年，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特殊日子。外媒当然没有放过这个节点，纷纷发布专题报道。
于是，欧洲出了个“不知道湖北在哪”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则冠冕堂皇地采用“欲抑先扬”、“明褒实贬”的写作手法，充分演绎春秋笔法。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武汉的恢复活力已被外媒多次报道。
作为一篇回顾报道，文中不可避免地对比了一年前后的武汉。这时候，鲜有外媒可以否认这个城市的复苏。
“中国武汉，2020年1月”
“中国武汉，2020年2月”
“中国武汉，2020年3月”
“这是现在的武汉” 报道截图
例如，《纽约时报》写道，在武汉，居民们享受着一年前不能有的平凡快乐，比如漫步于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封城”期间停运的地铁上，上班族们又得抢座了。河边餐厅、KTV和音乐俱乐部里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声和乐曲，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疫情严重的世界其他地方，目前仍旧不可想象。
成员大多是退休人士的“青山游泳协会”，又回到了长江岸边。“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一度停止。一名退休公交车司机调侃自己，在家几个月胖了十多斤。
对于游泳协会里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健康”。而现在，“武汉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55岁的黄青（Huang Qing，音译）也觉得，“武汉疫情处置做得不错，确实不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之前，呼吸都让人感觉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除此以外，外媒写到了“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事实，描述了奢侈品店挤满购物者的场景。
还有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员工表示，“武汉恢复得差不多了，很多人出来玩。”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现在环境蛮安全的，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纽约时报》变了？其实不然
美媒虽然谈到了武汉居民一年后生活的积极变化，承认“中国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却处处透露了“阴郁”的气息。
全国一致认为武汉是座“英雄城市”，但《纽约时报》意有所指地将这描述成“许多武汉人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事件版本”。
此外，一如既往，外媒污蔑武汉的抗疫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暗示病例数据不明。报道甚至渲染外界遗忘了逝者，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报道截图
新冠疫情给全世界上了惨痛一课，但《纽约时报》预设立场的一番阴阳怪气，大可不必。
又一个冬天，疫情似有卷土重来之势。随着河北石家庄、黑龙江绥化等地相继进行封闭式管理，外卖骑手老计又想起一年前的武汉。
时隔一年，汉正街再次拉起警戒线。
4月8日武汉解封后，汉正街也跟着复苏。到12月底，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热闹。商铺重新播放起热门金曲；裹着棉衣的大爷坐着电动板车窜出马路，惊起一阵鸣笛和叫骂；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站在成堆的衣服和纸皮箱中间打包，拉扯透明胶带发出的“呲呲”声响个不停……
53岁的付阿姨曾在去年一月底感染新冠肺炎，三月底康复后被上一家物业公司辞退，在家做了几个月零工后，在汉正街附近一家批发商城找到一份保洁员的工作。 1月11日下午两点多，她被商城周围一排排的救护车吓到了。拎着蛇皮袋、坐着板车、抱着纸箱的人围在旁边，举着手机录小视频，惊慌的声音混杂在人群里，“他妈的，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商城的进出口被围起来。付阿姨一进去，就接到通知，要求所有商户和工作人员到各个楼层指定的地方进行核酸检测，拿到结果，才能离开。付阿姨是第一批接受检测的人，晚上十一点多才获准离开。出了商城，马路两边的警车和救护车灯仍然闪烁不停。
次日早上7点，汉正街各大商场才重新恢复营业。随后，官方消息公布，已经完成全面的排查、封控、流调、消杀，隔离548人，扩大搜索人员8107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全体解放，虚惊一场”，社交媒体上有人感叹，武汉人确实再经不起第二次打击了。
最后八小时
那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冬夜。零点过后，空中飘起小雨，最低气温降到3 ℃ 。大部分人裹紧被子，沉沉入睡，三到四级的风自北面吹来，从武汉三镇上空轻轻拂过。
一则突如其来的公告打破了沉寂，让这个夜晚变得与众不同，甚至被写入历史。
凌晨两点零五分，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发布了第一号公告：从1月23日10时起，暂时关闭市内公共交通以及航空和铁路的离汉通道。
用普通市民的话来说，武汉“封城”了。
茫然、焦虑、恐惧、绝望等情绪扩散到整个城市。从凌晨两点到上午十点，紧张层层升级。
凌晨三点，街上空荡荡的，车灯刺穿黑暗里的湿气和寒气。张好好接单量不多，打车的基本上是买好车票的年轻人，睡得晚，看到封城的消息，为了保险起见，想早点去火车站等着。大约一个小时后，打车的人多起来。张好好把车开得很慢，路边有不少招手拦车的人，他们大多还没买票，也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只要能买到票，哪个站都行。
四点，汉口火车站的四个“售票改签”窗口开启服务，每个窗口前都排着十多个乘客，其中包括25岁的山东威海人陈炳。在新京报彼时的报道中，陈炳原本买了1月24日回家的票，看到“封城”的消息后，马上改签。时间紧急，他只收拾了一些值钱的贵重物品，包括显卡和自己写的程序手稿，就冲出了门，拦下一辆外卖员的电瓶车。 500块钱， 30分钟，陈炳拎着行李箱挤在后座，一路“飞驰”，赶到汉口站。
广场上聚集着很多像陈炳一样的人。他们戴着各种样式的口罩，从出租车、网约车、电瓶车上下来，奔向售票厅。附近的旅店老板在匆忙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嘴里念叨着，“要不要住宿？”
没人顾得上理他，火车站成了一个争分夺秒的地方，进站口的喇叭重复播放着提醒乘客注意体温的录音。凌晨五点多，十几位身着制服的警务人员围聚大厅一角，安排着当天的安保任务。有记者来采访，一位警务人员摆手拒绝，只说，“祝各位旅客身体健康，不要生病吧！”
早上七点多，张好好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四个小时里，他的车基本上没空过。乘客们不顾车顶“载客”的红色标志，看到车就拦。相比于沿途空荡荡的街道，目的地火车站像是另一个平行时空，“乌泱泱的一片，像春运，又像逃荒”。透过对讲机，张好好得知，全城的出租车基本上都饱和了。
此时， 33岁的张可戴着两层口罩，坐上了开往武汉火车站的地铁。车厢里有不少像他一样拉着行李箱的人，大家彼此默契地保持着距离。
一两天前，就有朋友传来“内部消息”，说要封城。当时，这个消息还被称为谣言。
张可半信半疑，但也开始为“逃离武汉”做准备。看到官方消息时，他立刻预定了1月23日最早一班高铁票。三天前，他刚坐高铁从北京回到武汉的家，还没来得及出门，又原路返回。列车发动时，他不会想到，下一次再回武汉是240天后。
当张可走进火车站候车厅时，某公司老板王深和女友已经在人群里等了很久。根据财经杂志的报道，凌晨四点，王深看见新闻，迅速摇醒了身边的女友，决定送她离开武汉。 8点55分，前往福建泉州的列车准时发车。这对情侣长达76天的异地生活由此开始。
另一个站台，张可也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高铁，一节车厢85个座位，只有十几个乘客。眼见身边的小孩哭闹着要扯下口罩，张可下意识地捏紧口罩的鼻梁条。抵达距离武汉1200公里的北京南站后，他松了口气，“像是泰坦尼克号最终上岸了”。同时，他又有一种“头等舱乘客一般的羞愧感”——父母、朋友，还有很多人没来得及离开。
有一位女乘客差点儿没走成。上午九点，张好好把她送到武汉站，她的车票是十点半的，张好好劝她别进去了，“没意义”，但她坚持要试试。没过多久，张好好接到了这个女乘客的电话，她那班列车被取消，走不了了。
当时时间已经接近十点，火车站门口的警察开始赶人。张好好让女乘客上车，打算直接送她出城，赶去147公里外的孝感北站。途中，又挤上来一对赶不上城际大巴的情侣，和一个来武汉实习的西安学生。一辆出租车，挤着四个乘客，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城区里的情况通过声波传达到张好好这边——路上已经见不到出租车了。随着十点这根红线一步步逼近，还留在城里的乘客像疯了一样，“只要能出城，多少钱都行”。一个又一个出租车司机和张好好一样，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准备把一车车乘客送到周边的孝感、荆州、黄石等地，还有的出租车直接开向更远的长沙、重庆、上海。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钱已经不重要了，逃出去，就是保命。
十点终于到了。八小时争分夺秒的大逃离后，武汉30个高速公路卡口的栏杆落下，武汉火车站、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同步封站。机场的封闭相对滞后， 12点55分，最后一班飞往广州的 CZ356航班飞离跑道，年吞吐量近3000万的天河机场关闭了离港通道。
自那一刻开始，九省通衢的武汉一节一节地与外界断开联系，内部的公共交通和城市服务也停止运转。就好像一部电影，画面在最激烈处转为慢动作，声音戛然而止，整座城市陷入沉寂。
迷雾
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往往都是后人建构的。彼时彼地身处其中的人，如同置身于迷雾之中，无法清晰地感知变化，也不知道这些变化会把他们带往何处。对大多数普通的武汉市民来说， 1月23日就是这样的时刻。
完整地经历过76天封城后， 29岁的武汉人苏怡杰常常在饭局上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见证了历史——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实行封闭管理，算得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隔离事件。但他也承认，刚得知封城消息时，完全想不到之后的走向。
彼时，封城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在微博上引起了恐慌。苏怡杰觉得这是因为外地人不了解情况，“危言耸听”，于是在评论区展开一轮又一轮骂战。“我们武汉人最看不起这些大惊小怪的人了”，他接连“战斗”了几个小时，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去附近一家超市囤物资。碰到同样来囤菜的邻居，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没事的，肯定没那么吓人。”
住在洪山区的外卖员小张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政府肯定会考虑这些问题”，凌晨看到消息，他安心地睡了过去。早上七点多，他骑上电瓶车上班，只觉得订单变多了，其他一切如常。汉阳区的外卖员小林则在接近上午十点时，感受到了紧张的氛围——手机突然响个不停，他点开软件，一下子弹出40多个订单提醒。但因为超市没货，订单又一个个取消，系统几乎崩溃。
哪怕是跟封城直接相关的公共交通行业从业者一开始也是懵的。上午十点，汉阳区陶家岭公交总站的值班员王师傅正在指引最后一辆车停靠。 1月23日早上到了工作岗位，他才接到通知，说十点之后全市公交车停运。一些司机在停车场抽了几口烟，就稀里糊涂地回家了。
地铁列车长刘明靖得知封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假新闻。毕竟，武汉地铁开通15年多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说停运就停运”。十点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清空站内乘客、拉下卷闸门，刘明靖和其他乘务员将列车一辆辆地开回仓库。
中午12点多，他忙完工作回到家才意识到，“武汉好像真的封城了”。
封城的消息下达前几天， 25岁的小江刚翻出小说《鼠疫》和非典十年的纪录片，重看了一遍。得知真的要封城时，她整个人都恍惚了，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全都搅和在一起。她越想越慌，穿着棉睡衣跑到楼下超市，加入了囤货大军。
“请大家戴好口罩。”超市里挤满了人，工作人员拿着喇叭一遍遍喊着。穿着各种花色棉睡衣的人捂上口罩戴着帽子，穿梭在空荡荡的货架间。有人一把抓起塑料筐里最后两颗包菜和花菜，喘着气自言自语，“吃到初七肯定够了”。小江则胡乱买了一板鸡蛋和几包泡面，匆匆回了家。
大多数人和小江一样，囤完货，就赶紧躲回家里刷手机、看新闻，期盼着官方能为封城政策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但那一天，他们在手机上看到的，是更多难辨真假、让人恐慌的信息——“今天下午五点到九点，全市转运发热病人到定点医院”，“中部战区空军会在武汉上空开始播撒消毒粉液，请大家不要出门”……
流言、病毒和恐惧，混杂着雾霾和水汽，飘浮在空无一人的街道和楼宇之间。
生死场
当大部分市民还在试图消化和接受封城来带的恐慌时，各大医院早已沦为生死攸关的战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是武汉人最常去、最信赖的医院之一。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 2019年（ 2018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年度排名中，同济医院位居全国第七位，在武汉市排名第一位。而彼时，突如其来的封城消息使得这里混乱得如同难民营——等候区、过道、院子里，到处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人戴着起了球的棉布口罩，有人把花花绿绿的塑料雨衣披在棉袄外面，有的自带折叠床睡在过道里，有的干脆铺一张旧毛毯直接躺在地上……
人群中， 57岁的陶汉新和妻子马美莲正在焦急地等待CT和血检结果。他们从22日中午开始排队，夜里11点才见到医生， 23日凌晨三点多终于拿到结果。当时，医生诊断陶汉新只是普通的发热，开了药，让他回家继续观察。两天后，他再次高烧至39.4℃ 。 1月29日，他又回到同济医院，在过道里睡了四天。
病床成了当时最紧缺的资源。几乎所有医院都是爆满状态，整个武汉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某定点医院的医生王阳倒下了。 1月23日上午八点下班之后，她被检查出肺部有有斑片状的感染灶，属于疑似病例，要求居家隔离。在王阳所在的医院，一个名为“职工感染之家”的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加入，到1月30日，被隔离的医护人员超过50人，涉及手术室、肾内科、整形美容科等十几个科室。
这其中，防护物资不足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离开工作岗位前的13个小时里，王阳连续接诊了200余位输液留观的病人，装备只有一次性外科口罩、帽子、白大褂和手套。在有些医院，只能用4小时的口罩会被重复使用好几天；没有护目镜就用游泳镜代替；每个医务人员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为了不往返于污染区和清洁区造成防护服浪费，很多人不敢吃饭、不敢喝水，有的干脆直接在裤子里垫上尿不湿。
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差不多是从一月中旬开始的， 1月23日，缺口达到峰值。当天，各大医院纷纷绕开红十字会等机构，直接向公众求助。
这些医用物资原本有着严格的标准，但由于极度紧缺，标准逐一被放弃。协和医院把向社会求助护目镜的公示作出修改，“无规格要求，无品牌要求”。武汉市第六医院采购科科长周金和则在回应记者询问时，沙哑着嗓子说，“什么都缺”。
从那天开始，口罩、防护服、护目镜从各地涌入武汉，但巨大的需求像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缺乏防护物资的医务人员和感染者们宛如赤膊上阵，继续与死亡进行着焦灼的拉锯战。
信息差
惠先生的母亲在1月6日出现发烧等症状， 13日被收治进同济医院的发烧门诊，两天后死亡。医生要求当天晚上立即送往汉口殡仪馆火化。死亡来得猝不及防，又迅速地被抹去痕迹，惠先生甚至没来得及搞清楚，母亲到底死于什么病。
刘蓉的婆婆也是在封城前去世的。 1月21日，老人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重症监护室里因救治无效身亡。很多医护人员都认定，她感染了新冠肺炎，但由于没有机会做核酸检测，她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死亡原因一栏写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
直到封城那天，婆婆的骨灰还放在汉口殡仪馆里，无人认领。刘蓉和丈夫被困在深圳回不来，在武汉的亲戚们则以公共交通停运为由，拒绝帮忙取领取骨灰。最终，刘蓉只能委托一家殡葬公司，代为处理后事。
在全城封锁那天，送老人最后一程的，只有一位陌生的王姓工作人员。
但在信息不流通的社会里，这样的数字未能引起更多人的警醒。对一些人来说，封城来得太迟，病毒已经在他们体内潜伏。
比如黄薇的母亲。 1月23日，黄薇在父母家吃年饭时，母亲已经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但谁都没在意，新闻里传达的信息一直是“可防可控”。 14天后，母亲离世，黄薇和父亲也相继确诊。再比如64岁的金阿姨。她是中心医院的清洁工。截至1月21日，中心医院急诊和发热门诊的接诊总数达到1524人。即便如此，金阿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提醒。封城六天后，她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2月9日，丈夫也被确诊，四天后去世。
相似的悲剧在一个又一个家庭轮番上演。 76天的封锁结束后，这些悲剧化作冰冷的数字——累计确诊50340人，累计死亡3869人。
又一个冬天
又一个冬天，疫情似有卷土重来之势。
随着河北石家庄、黑龙江绥化等地相继进行封闭式管理，外卖骑手老计又想起一年前的武汉。
去年封城期间，老计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给医护人员送餐买东西，给市民跑腿代购。用他的话描述，当时的武汉，“乱七八糟的民生问题”层出不穷，“几乎一地鸡毛”——普通市民买不到粮食和蔬菜，滞留的务工者流落街头，其他疾病患者看不了病，医护人员没地方住、吃不上热饭、上下班只能靠走路……
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需求，在当时的武汉都成了难题。普通人只能自救。
封城当天下午， 29岁的杨林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回不了家，他就逐一发私信联系，并拉来一群喜欢摇滚乐的朋友，组建起医生出行互助群。另一个车队的志愿者司机王娜则从1月23日凌晨开始四处帮忙——到高速路口接外地运来的物资，接送上下班的医护人员，几乎一天不停。
至于老计，除了给医生送饭、帮病人买药、替滞留外地的人喂猫外，他坚持在微博上更新动态，尽量回复每一条留言和私信。在他看来，这场突如其来、望不到头的封城生活里，普通人或许比医护人员更难，“医生护士有使命感，有精神力量，但普通人什么都没有，只能熬过去。”
一位叫小青的网友经常给老计发私信，“外面是不是很可怕，我每天都在家里哭，我真的很害怕。”封城初期，小青突然感冒，不停地咳嗽，她不敢去医院，不敢跟家人说，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关注到老计的微博，她才意识到，原来还有人在工作，整个城市还在运转。
再后来，老计经常陪小青聊天，拍下路边的风景发给她，几次帮她买了食材和药送到家里。慢慢地，小青的心态逐渐恢复过来。
武汉恢复喧嚣后，老计很少再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但那片阴影很难被完全抹去。
看到石家庄封城的消息后， 他在微博上写下将近二十条给石家庄同胞的建议，“要多关注没有跟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可以请外卖小哥或者邻居帮忙送物资”；“出行遇到麻烦的人可以租电动车，连车带电池500左右一个月”；“不要歧视甚至仇视康复的人，因为生活终究要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