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崛起，与“大禹治水”具有历史的因果关系。
在中国上古典籍中，夏朝的创建者大禹是个把中国从一次空前的特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英雄。关于夏禹治水的传说，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已记载其详。如《尚书》云：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义。”
《尚书》之外，《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山海经》、《楚辞》、《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等，几乎所有的上古典籍都记载了夏禹治水的壮举。
传说尧、舜、禹时代，天下洪水泛滥，水害横行，“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之父夏鲧奉帝命治水，从上帝那里偷来“息壤”以填洪水，未能平息水患，结果被尧、舜“殛之于羽山“。
鲧死后，夏禹继父业治理洪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壑。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淫。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结果治水成功，中国百姓得到拯救，夏禹由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代君主。
从典籍记载中不难看出，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历史，是传说义似乎是神话。其为历史，夏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禹治水的事迹由夏、商、周三代史官(瞽史)口碑相传，载诸典册，先秦一切史书均言之凿凿，钟鼎铭文亦见记载。如《秦公簋铭》：“鼎宅禹迹”，《齐侯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足证夏禹治水之事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确确实实是传说中的历史。
但是，典籍中有关夏禹治水的传说，显然又有许多属于附会夸张之说。例如《禹贡》就把当时“九州”的名山大川都说成经由夏禹所治理，无论从夏初的国家行政机构还是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要组织、规划和实施如此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典籍，尤其是一些子书记录的大禹治水事迹，还充斥着神话色彩，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说上古洪水泛滥之时，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河亭，“疏九河，㵸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云云，其中的许多内容，显系神话而不是历史。
上古文献所记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历史与神话相混、俊说中杂糅史实，一般的历史家都公认，上古时代曾经有过场极可怕、极严重的特大洪水，水患横行，给人民带来浩劫灾难。
夏禹在历史上以治水著称，这位治水英雄以治水的功绩博得人们的拥戴，进而荣登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之宝座。如果说，夏禹治水和那场特大水灾毫无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退一步说，即使“大禹治水”纯属神话，它的产生也应有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当代神话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神话是在先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是上古自然与社会现实的一种曲折而非直接的折射或反映。
因此，科学地解答和澄清夏禹时代那场长期的、毁灭性的特大洪水发生的原因及其泛滥地域等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文化的发祥地和夏族的原居地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传统的历史家，由于认定夏人为中原土著，夏文化起源于山西、河南，故其对于洪水起因和泛滥地域的考证，均在黄河上作文章，认为夏禹时的洪水发生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多把洪水解释成山洪爆发造成的河水泛滥。
例如，有研究者就撰文提出了古代洪水发生于山西汾河盆地平原说。还有的学者则考定“洪水”原为一专名，地域在今辉县及它的东邻各县境内，其水与淇水会合后入黄河，但从文献所记当时洪水的规模看，用山洪爆发或某条小河泛滥来解释，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这样一种“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且“泛滥于中国”的特大水灾场景，决不是是场山洪爆发、一条河水泛滥能够形成的。况且，从历史地理学和古生态学的角度看，黄河中上游地区也不可能发生如此一场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
因此，更多的历史家认为夏禹时的特大洪水发生在黄河下游地区，是下黄河溃决造成的黄河泛滥、但是，从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古生态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多方面综合考察，下黄河泛滥的说法也同样疑窦丛生，颇可进一步推敲商椎。
首先，下黄河泛滥的说法与文献所记洪水的来势不合。《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黄河流域的地势西高东低，自古河水由西向东顺流而下，而《孟子》明确记载夏禹时泛滥于中国的水灾，是“水逆行”，是从大海向内陆倾注进来的。
其次，从历史地理学和古代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在新石器时代到夏朝初期这一历史时段，黄河流域发生持续尧、舜、禹时代“浩浩怀山襄陵”、“泛溢于天下”的特大洪水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对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森林植被、气候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黄河流域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河南下黄冈、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喜暖湿的动植物遗存；现今生长在长江流域的竹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的分布：这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暖湿，暖湿的气候条件使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比后代要好得多。
正如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和《论两周时期黄河沉域的地理特征》等一系列论著中所指出的，直到两周时期，黄河中游的西北部为草原地带；而从渭河上游或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地区，均为森林地带。森林地带中兼有若干草原，草原地带也杂有森林茂密的山地。故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战国时代的农牧分界线在龙门(今韩城、河津之间的龙门山)、碣石(今昌黎县碣石山)一线，大致也就是当年草原与森林地带的分界线。
两周时期及其以前黄河流域的植被良好，与现今当地天然植被稀少的情况迥然不同。因此，两周时期以前黄河迁徙、决口、改道的可能性远比后代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后发表的《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的安流局面》等论文，也认为：历史时期黄河的全部历史，可分为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前期即唐以前黄河的徒决次数并不很多，只是到了后期，黄河才变成决徙无仍，且越到后来越严重。
为什么同是一条黄河，而前、后二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呢?谭氏把原因归之于“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事情很清楚，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夏王朝崛起之际，黄河流域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植被气候，使得该地区不可能爆发一场持续尧舜禹时代、“浩浩怀山襄陵”、“泛溢于天下”的毁灭性的大洪水。因此，黄河流域即传统史家假定的夏族原居地山西、河南等地，也就不可能成为“大禹治水”传说的原生地。
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落后。从距今8000年时起，长江流域先后哺育了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而后起的良渚文化，更以具创造出琮、璧、钺等精美绝伦的玉礼器、高台土冢、大型建筑基址、神人兽面纹和高台祭坛而在史前时代的中国独领风骚。
从历史上看，长江文化为中华文明贡献了稻作农业、蚕桑织绸技术，原始瓷器烧制技术、玉礼器文化和衣冠文化；长江流域是古代产铜中心，迄今为止已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我国最早、最大规模的铜矿遗址，是铁器的发明地、很可能也是青铜业的发明地。凡此种种，足证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主要发源地之一。江西吴城文化和新干大洋州商代大型青铜器群的出土，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青铜时代的江南文化也同样可以与中原地区相匹敌、相媲美。
关于“禹和洪水传说起源于东南地区”的更直接的证据，是由当代历史地理学家们提供的。地理学家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曾经先后经历过三次海侵：星轮虫海侵，假轮虫海侵；卷转虫海侵。
星轮虫海侵发生最早，约起于距今10万年前，随后的海退则发生在距今7万年前后，假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年以前，海退则发生于距今2.5万年前，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由此后退了大约600公里，东海中的最后一道贝壳堤位于东海大陆架前缘距今海平面的-155米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14780±700年前。
这是迄今发现的假轮虫海侵的最后海岸线。继之而起的卷转虫海侵，是全新世最后一次海侵。这次海侵“大约从15000年前开始，海面上升速度很快，到12000年前左右就达到现代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了11000年前上升到-60米位置……随后海侵迅速扩大，淹没近海平原，江南地区海水直拍山麓，在华北海岸达到天津以西。”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已上升到-5米的位置；到了距今6000年前，海侵达到最高峰。
当时，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海岸线，太湖平原在江阴、谢桥(常熟本部)、太仓、马桥一线；杭州湾北岸地区在金山、王盘山、赭山至转塘一线；宁绍平原西起会稽山北麓、东到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
历史地理学者乐相谋敏锐地感觉到了海侵与“禹和洪水”传说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大胆地把顾颉刚先生20年代提出的“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这一假说与宁绍平原海岸变迁和史前文化之关系综合起来考察。
乐氏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其他地方志中，找到了绍兴、余姚、上虞三县境内的舜、禹故迹18处，他发现，这些“舜迹”、“禹迹”，绝大多数均分布在宁绍平原的南部山麓地带，即卷转虫海侵以后发生的海退后最早成陆的地方。再从《尚书》、《孟子》等文献对禹时那场洪水规模、持续时间以及洪水发生的方向看，仅仅一条河流泛滥要造成这样大、这样久的洪水既不可能；所谓“水逆行”，亦与江汉朝宗于海、由陆地往海洋顺流的事实不合，面与海侵时水从海洋往陆地同流的运动方向相符。
据此，乐祖谋认为：
“古代传说中的这次洪水和治水，很可能是全新世末'卷转虫海侵’和海退在古代越族人头脑中的一个形象化的、曲折过程的反映。不难想见，当古越族的祖先由于海侵发生而被迫退向山区后，对昔日平原生活的印象是不会消失殆尽的，对于平原被大水从海上淹没的印象会通过各种形式世世代代流传下去，这就是“洪水’的起因。而当许多世代以后，海退的时刻到来了，越族人看到南山脚下又重新出现陆地时，因为不能解释，便只能归之神功，这就是'禹’和'治水”的起因。
乐氏从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探讨“禹和洪水”传说的起源地问题，并据东南沿海平原地区的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遗址及禹、舜故迹的民俗学资料等方面因素综合考察，在方法论上就已胜人一筹。
他考定古代传说中的洪水是一场海侵、这个解释与《尚书》、《孟子》及其他上古文献所记尧舜禹时代那场洪水的巨大规模、持续时间尤其是“水逆行”的洪水运动方向都一一相符，显然比山洪爆发、黄河溃决等旧说更逼近历史本相。
但乐氏的解释也还存在不少漏洞：
第一，把传说中的洪水等同于第四纪末的“卷转虫海侵”，从年代上看似乎有些牵强，据传统典籍记载，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崛起之际，而卷转虫海侵则发生在6000年前，两者整整相距2000年；其次，把洪水传说看作仅仅是钱塘江南部宁绍平原一隅的产物，与典籍所记“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的传说也悬殊太大。第三，把禹及其治水纯粹看作神话和神话人物，恐怕也未必符合实际。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意识最为发达的国度，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历史学最为发达的国度，早在夏朝时，朝廷就已设置史官，记载王者政迹。夏禹作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被传统史家尊崇为把中国从洪水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从《尚书》、钟鼎铭文到诸子杂家书，历代史家和儒、墨、法、道各家知识界精英对他治水的功绩赞不绝口，如果说夏禹与洪水和治水之事毫无干系，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对东南地区其中主要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史前地理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已经证实，在良渚文化末期，即夏王朝崛起前夕，整个长江三角洲平原的环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变化。由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的影响，长江下游平原在良渚文化末期遭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海侵及随之发生的平原沼泽化，使长江三角洲平原处于一片汪洋之中，经历了一千余年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终于毁于一旦；许多聚落被洪水淹没，文化设施被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
这场大规模的水灾已经由田野考古发掘揭示的良渚文化地层沉积环境所证实，考古学家们指出，长江三角洲平原的许多良渚文化遗址之上，普遍发现了当年水灾的痕迹——淤泥、泥炭和沼铁层；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埋在太湖湖底。
可以想见，当这场“浩浩荡荡”、“怀山裹陵”的大洪水降临时，良渚文化先民为了生存而同自然灾害进行的是一次何等艰难、何等悲壮的大搏斗。
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东南地区，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正是在同洪水浩劫的生死搏斗中，消现了大禹治水这一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般的传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