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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海河南系降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暴雨,引发特大洪灾,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11月17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轰轰烈烈的“根治海河”运动由此开始。经过相关各地的协同努力,海河治理取得了一些关键性进展。目前,学术界对“根治海河”运动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尚未从环境治理角度作深入分析。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流域的灾害及其应对措施,总结施工中的特点与不足,有利于全面做好新时期的环境治理。
一、63. 8 大水灾与“根治海河”的决定
1963年海河流域特大洪水是由上游大暴雨引发的。是年8月,海河南系突降大暴雨,从安阳开始,暴雨中心逐渐北移,依次进入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境内,持续到北京、张家口、承德减弱。此次降雨强度大、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总降水量达577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的2倍多,1956年的1. 9倍[1]( P138),达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值。
大暴雨使得各河水位迅速上涨,形成特大洪水。由于该流域地势西高东低,洪水奔流而下。以邢台境内的七里河和沙河为例,历史上七里河最大为100个流量,8月4日上午竟达2400个流量; 沙河最大洪水为2200个流量,此次竟达6000个流量以上[2]。漳河、滹沱河等多条河流堤防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多个城市被水围困,冀中、冀南一片汪洋。据河北省邯郸地区8月5日统计,“京广铁路以东,'东风’干渠以西,漳河以北普遍积水,近千个村镇被水围困”[3]。8月6日深夜至7日凌晨,滹沱河北大堤在深泽县彭赵庄、安平县刘门口和杨各庄三处决口,“三处口门总宽1000多米,流量3000多秒立米,直奔文安洼”[4]( P3)。南运河、 子牙河和大清河系都形成特大洪峰,京广铁路多处被水冲毁,海河中下游低洼地带和天津面临巨大威胁。
在大水灾面前,建国后兴修的水利工程起到了显著的蓄洪和滞洪作用。以四女寺减河( 即漳卫新河) 为例,经过1955年的疏浚复堤和1957年的扩大治理,“分泄流量1170立方米每秒,效益显著”[5]( P148)。加上各地民众在中共中央和各地领导部门奋力抗洪、团结一心、 多措并举,终于确保了天津和津浦铁路的安全。
63. 8大水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河流域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灾害。其巨大破坏性触目惊心,抗洪救灾虽取得局部胜利,但是在牺牲大量良田进行分洪的基础上实现的,“洪水淹没天津市以南、津浦路以东大片土地,工农业损失严重,但当时泄水尾闾只有海河和独流减河,积水迟迟不能排除,月余后水势才渐消失”[6]。
水灾具体损失仅河北省统计: 造成5座中型水库失事, 330座小型水库垮坝,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三大水系主要河道决口2396处,支流河道决口4489处,滏阳河350公里全部漫溢; 冀中、冀南农田大部被淹,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地区的101个县受灾,进水县城32座,被水包围33座; 邯郸、邢台、保定三市市内水深2—3米,以上三市及石家庄市88%的工矿企业停产。农村地区损失惨重,全省受灾村庄22740个。其中,水淹13124个,全部荡毁2545个,倒塌房屋1265万间。受灾面积达317. 1万公顷,成灾249. 3万公顷。受灾人口达2200万,死亡5030人,受伤42700人。
在大水灾中,交通、通信设施受损严重,京广、石德、石太铁路被冲毁822处,全长116. 4公里,冲毁桥涵209座,其中大桥12座。通信线路毁损959. 7公里。公路被冲毁淹没6700公里,冲毁公路桥112座。上述七个地区的公路交通几乎全部停顿[7]。
洪水给河北省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9. 3亿元,间接损失13. 1亿元[8]( P137)与此同时,河南省与山东省北部及北京市南部受灾。大水灾的教训惨痛,给人们敲响警钟,海河不治,农业生产无法保证,而且城市、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都要面临严重威胁。
同时,大水灾暴露了此前海河治理上的很多问题和不足,即水利工程抗灾标准较低,未能根除水患威胁,尤其是“对开辟洪沥入海河道和解决平原阻水问题注意不够,仍无力控制特大洪水和沥涝灾害”[9]。因此,必须全力加强海河流域持续治理。
与救治水灾同步,全面、彻底治理海河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共识。灾情发生后的八个月中,毛泽东四次到河北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进展,并被河北省水灾之严峻而触动,他“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 从1949年到1963年十五年间,三年大灾,五年中灾,三年丰收, 四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十分沉重”[10]( P278)。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或领导救灾工作。11月17日,在天津市举办的河北省抗洪展览上,毛泽东题词: “一定要根治海河”。“一定”二字,表达出党和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上的坚定决心。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威望,“一定要根治海河”成为海河治理十五年中的一面鲜明旗帜,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海河工程的一把“保护伞”,使“根治海河”工程在十年动乱中仍有条不紊地进行。
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63. 8大水灾直接促成了“根治海河”运动的开展,标志着海河流域从局部治理向全面治理的转变。
二、“根治海河”工程的实施状况
经过精心筹备,1965年秋,大规模“根治海河”运动展开,该工程是在水电部参与下实施的国家级水利工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海河流域各地分别成立相应的“根治海河”指挥部,以此作为海河治理的领导机构。参加施工的有河北、山东、河南、北京和天津五省、市。“根治海河”开始时,天津市还是河北省会,后因行政区划调整于1967年1月成为直辖市,原天津专区的一部分县、市划归河北省,名称仍为天津专区 ( 1973年改称廊坊专区) ,另一部分则划归天津市。天津直辖市成立后,其辖区劳动力有限,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建设的需要,故仍与河北省合作共同实施“根治海河”工程。
“根治海河”工程分河道工程、建筑物工程和水库工程三部分。由于海河流域河流众多,且需重点解决下游尾闾不畅问题,因此河道工程土方量大,是“根治海河”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工程。在工程具体实施中,为了尽快产生效益,吸取了“大跃进”期间水利战线长、效益低下的教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集合各地民工对海河五大河系依次治理,以便做一项成一项,当年施工,当年受益。
由于当时机械化水平较低,水利工程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完成,所需劳动力数量庞大。于是,在河道工程中采用了“大会战”的组织模式,由受益地区和非受益地区同时出工。为了尽量减少农村出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在夏季汛期发挥作用,工程一般安排在冬春农闲季节进行,所需劳动力由各地按比例在农村抽调。从河北省的会战规模来看,每年骨干工程出工人数基本都能达到二三十万人以上,加上其他省、市的出工以及相关的配套工程,海河流域每年用在水利建设上的劳动力可达百万以上。
“根治海河”中的骨干工程在用工与治理顺序上实现了各省、市的团结协作。其中,徒骇河和马颊河主要由河南、山东完成,其他骨干河道工程大多由河北省或河北省与其他省、市合作完成。其中,山东、河北合作完成漳卫新河、卫运河工程; 天津、河北共同完成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等工程; 北京、河北共同完成北京排污河工程; 河南、山东、河北共同完成卫河工程, 等等。河流治理涉及地域范围广,必须正确处理好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共同协作,才能实现全面治理的目标,“根治海河”运动在这一点上实施效果是比较好的。
由于有国务院和水电部的统一领导,虽然各省、市间在具体工程的安排次序上曾存在一定分歧,地方上也曾发生过一些水利纠纷,但在上级协调下,相关省、市均能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一时一地得失,尤其是河北省,在天津成为直辖市后依然承担了天津市境内相关工程的出工,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施工,而天津市则保障了河北省几十万民工的后勤供应, 为以后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树立了典范。
“根治海河”运动以1973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河道工程以骨干工程为主,即扩挖旧有河道和开辟新河,主要实施了黑龙港除涝工程、子牙新河工程、大清河工程、永定新河工程、漳卫新河工程、潮白北运河工程、卫运河工程等,涉及到海河五大河系全部。这一阶段的组织工作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绝大部分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高,各级组织部门的规划和管理工作比较到位, 治理的先后次序安排比较合理。第二阶段的最初目标是在继续完成海河水系中下游扩建和扫尾工程的同时,开始海河水系中上游及滦河的全面治理。但实际工作中,由于规划和管理工作不到位,工程临时变更多,以续建和扩建为主,上游河道工程安排比较少。第二阶段的组织管理工作比起第一阶段明显逊色。
“根治海河”期间,河道工程规模最大,占用劳动力最多。除此之外,还有相关建筑物工程和水库工程,其施工特点与河道工程有一定区别。
建筑物是指河道上的桥梁、闸涵等,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以国家委派的专业施工队伍为主。大型桥梁工程由水利部门与交通部门合作,由交通部门进行施工, 所需土工则由“根治海河”指挥部门从农村劳动力中统一安排,从事一些辅助性劳动。小型工程也有农民工自身完成的,由于每年的河道工程量大,需要扩建重建的小型建筑数量庞大,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专业化施工队伍,因此在专业队伍发挥骨干作用的基础上,还培养了一支亦工亦农、群众性的水利建设队伍,他们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至1973年统计,“根治海河”骨干工程和支流配套工程中,共修建桥梁、闸涵等建筑物5万多座[11]。
在对中下游河道集中治理的同时,上游水库的遗留问题也开始着手解决,以扩大防洪保坝标准。“根治海河”期间实施的水库工程多数是对现有水库进行续建和扩建,同时新建了一些重要水库。水库工程为常年施工,区别于河道工程的季节性,所需劳力由所在地区安排,这一点也不同于河道工程的大型会战。续建、 扩建及新建的水库有岳城、黄壁庄、岗南、云州、朱庄、 东武仕、洋河、陡河、友谊、安各庄、西大洋、王快、横山岭、临城水库等。建筑物工程和水库工程虽不像河道工程那样声势浩大,但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总之,“根治海河”运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自1965年秋至1980年春,先后开挖疏浚了骨干河道52条,总长3700多公里,修筑防洪大堤总长3400多公里, 增辟了河道入海口,排洪入海流量从1963年的4620秒立米增至24680秒立米,提高5. 4倍; 排涝入海流量从1963年的414秒立米增至3180秒立米,提高7. 7倍。修建了大型桥梁、闸涵等建筑物3400座。加固、扩建了一些水库,并对“大跃进”期间兴建的一些大型水库做了扫尾工程[12]。这些工程的修建,为减轻洪涝灾害、确保天津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的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根治海河”工程的特点与不足
“根治海河”运动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河道治理上,依照工程的轻重缓急,采取先下后上、先通后畅、 先受益后提高的原则,把长远建设与当年受益相结合。具体到施工工程安排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 一) 采用最新数据和技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河流域治理工程标准偏低,无法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1963年大水灾后,有关部门采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与水文数据对海河工程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新设计以水文数据测量的最高值为标准,海河流域南系依据1963年雨型设计,海河北系按照1939年雨型设计,黄河以北的冀鲁豫平原按照1964年雨型设计[13]。按照此设计标准,各地实施的工程在理论上都能抵御最大灾害。
在治理中,充分发挥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及民工的积极性,在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和施工方面涌现出很多新的发明和创造,有的设计还获得国家颁发的奖项。以子牙河系的治理为例,子牙新河与北排河、滏阳新河与滏东排河都是两河两堤,即将排洪河道挖出的土筑新河的左堤,将排河挖出的土筑新河的右堤,排河右侧不筑堤,以便顺利排涝。“做到排水河通,防洪堤成。”[14]两堤间有2公里宽的滩地,大汛时行洪,平时仍可种植农作物,减少土地资源浪费,这是设计上的一大亮点。
两河两堤的设计还确保了洪沥分流,洪水从筑堤的新河入海,沥水流入不筑堤的排河, 不但分泄了子牙河的洪水,而且使长期以来沥水无出路的问题得以解决。子牙新河与南运河之间的穿运枢纽工程,采用“半立交半平交”的设计,子牙新河深水河槽与南运河立交,滩地部分与南运河平交。水量小时只用深水河槽,子牙新河与南运河互不干扰,水量大时扒开南运河堤泄洪,进行滩地行洪。这样,既能有效解决排洪问题,又减少了施工难度,节省了投资。该设计被评为全国水电系统优秀设计。
( 二) 兼顾农业增产之需求
水利工程投入大,首先要关注的是效益问题。在骨干工程的安排顺序上,优先安排了黑龙港除涝工程, 不仅因为该地区历年来受灾严重,而且粮食生产一直无法实现自给。据统计,该地的粮食平均亩产,丰收年能到一百几十斤,灾年也就四五十斤,有时颗粒无收, 靠国家救济过日子。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特大沥水均调入4亿公斤粮食,即使收成较好的1955年、1957年亦调入粮食1亿公斤以上。因此,治理黑龙港,是解决河北省粮食自给的一项关键措施[8]( P219)。
河北省 “根治海河”指挥部在向农民宣传治理黑龙港河的意义时指出,打好黑龙港战役不仅可以丰富骨干河流治理的经验,锻炼队伍,迎接以后更大、更复杂的工程,“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先搞了黑龙港河,就可以当年见效,多打粮食,这样,我们就更 加有力量 根治海河”[8]( P235)。治理海河的最终目的是兴利除害,改变黑龙港地区的面貌应该是兴利效果最为明显的安排。
具体到每个河系,减灾增产的目的同样明确。以漳卫河系的治理为例,工程安排上依次是先下游、后中游、再上游。先是拓宽漳卫新河,再是治理卫运河,后期安排了卫河工程。即先解决了中下游经常被淹的问题,减少水灾损失,再依次扩大治理范围。同时,在增强排水能力的基础上,适当考虑抗旱和兴利除害,以保障农业增产。
( 三) 注重保护城市的安全
“根治海河”工程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另一目标是解除天津市经常遭受洪水威胁的局面,以保护工业城市的安全。首先,开辟各河系的单独入海通道,就是解决洪水集中天津入海的局面。天津市地势低洼,排水压力大。“根治海河”工程通过开挖人工入海口改变了这一状况。至1971年,先后完成了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治理工程,“来自南、西、北的洪水可以分别通过子牙新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入海,泄洪能力由原来的每秒2600立米提高到每秒1. 9万多立米,减轻了洪水对海河的压力”[15]。
为保护城市,在各干流的堤防规划上也作了特殊安排。如漳卫南运河系的治理中,在加固漳河、卫运河和漳卫新河的堤防时,将三河左堤作为主堤,同时将漳河左堤高于右堤1米,以防止洪水北窜,形成了海河南系保卫京津的第一道防洪屏障。即超标准行洪时,洪水首先会在南岸出现漫溢,确保北岸的相对安全。在子牙河系的治理过程中同样将滹沱河北大堤、子牙新河北堤高于南堤1米,成为保卫京津的第二道防洪屏障。在大清河的治理中,加固了千里堤,形成直接保卫京津和华北平原防洪安全的第三道防洪屏障[16]。由此看出,在海河流域的治理中,全力保障北京、天津的防洪安全,一直是被列为重点来抓的。
( 四) 注重全面综合治理
“根治海河”的直接导火索是水灾,由此决定了施工重在防洪,这是一条贯穿十五年大规模治理工作的一条主线。但大洪水的出现毕竟有一定概率,海河流域整体是一个缺水区域,因此在关注排水、减轻洪涝灾害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抗旱灌溉,同时兼顾排盐治碱。
黑龙港工程即贯彻了洪、涝、旱、碱综合治理的原则,采用洪涝分家,单独开辟排沥河道,而且在骨干工程中还采用挖窄深河槽与建蓄水闸的方法。窄深河槽的具体做法是: 在河床中单独开挖宽2米、深1米的子河槽,由此更有利于排水、排碱,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蓄水抗旱。建蓄水闸,则是拦蓄河水的常用方法。黑龙港工程中“试建了十五座简易灌溉闸”[17]。至1971年,山东省徒骇河、马颊河和德惠新河的骨干工程结束,“基本上解决了1964年雨型( —个月降雨300毫米) 的涝灾问题。在河道上搞了31座闸,可蓄水5亿方”[18]。在漳卫新河工程中,兴建了“吴桥、袁桥、王家营盘、辛集等七座拦河闸,供两省沿岸蓄水抗旱之用”[19]( P132)。
对此,群众比较满意: “这回挖河,既解除了洪涝灾害,也治了碱。天旱了,河道是个大长井,可以提水抗旱。河滩成了丰产地,垫起了台田,栽上了树木,真是既除害又兴利。照这样治水,没个治不好。”[17]此种治理方式,可同时减少水灾与旱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影响,是综合治理海河流域的典型表现。另外, “上蓄、中疏、下排”的指导思想则从减轻排水压力的角度诠释了上、中、下游的全面综合治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该工程贯彻了一些重要原则, 但从治理效果看,亦暴露出诸多不足。1973年,河北省对“根治海河”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时指出: “坚持排水与灌溉、治水与改土、蓄水与治碱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山区搞林、梯、坝,平原搞园田化,洼地搞台、排、改、灌、林、路,实现深渠河网化,使水利建设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在全面规划指导下,各地还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人力物力的可能,采取了分别轻重缓急,分批分期治理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治理一条线,改造一大片。
在开挖骨干河道的时候,很多地方实现了河成、堤成、桥成、树成、地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1]客观地分析,“根治海河”的确是按照以上原则进行治理的。但在上述所列项目中,有的方面相对实施的较好,有的方面实施的相对差一些,如山区的绿化工作就因“以粮为纲”的号召而未得到很好地贯彻, 甚至出现伐木种田等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 “六成”标准有明显的前紧后松现象; 配套工程的施工量大,各地实施程度不一,多数地方达不到规定标准,致使骨干工程无法充分发挥预期作用等。同时,从“历史长时段理论”看,该工程对航运、生态亦造成一定破坏性影响,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水文生态系统。例如,由于骨干河道的截弯取直和新行洪河道的开挖,泄水能力大大提高,但不利于流域内水资源的储存,亦因河道蓄水量不足,加速了内河航运的衰落。
四、结 语
海河流域63. 8大水灾的爆发,直接促成了十五年“根治海河”运动的开展。“根治海河”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造,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通过冀、鲁、 豫、京、津五省、市的协同合作,海河流域各河系都有了单独的入海通道,形成各河系分流入海与天津海河入海并存的新格局,减轻了洪涝灾害的威胁,基本确保了城市、交通运输的安全,并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其成效值得肯定。但海河远未“根治”,或因指导思想未全面贯彻,或因人类治理水利水平的局限性,致使治理效果打了折扣。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对鼓舞民众全面综合治理海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关于“根治”这一概念,“应该是一个形象号召,而不是一个科学技术术语。因为世界上任何建设事业,都没有一劳永逸、万年不变的”[20]。人类认识自然,进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所以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时,一定要在全局观念指导下,多地联合、多措施配合开展综合治理。这依然是保障海河流域安澜与发展的科学、理性选择。（《河北学刊》2015.5，作者：吕志茹; 李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