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徐徐落下，站在九江江洲渡口，远眺长江，孤岛江洲镇，位于长江江心，如一叶扁舟，面临着被江水冲击的危险。
2020年的盛夏，长江中下游的江西省进入汛期，长江九江段、鄱阳湖的水位逼近1998年的最高纪录。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面临着危险，外部是长江江水冲垮堤坝的风险，内部是降雨带来的内涝。
之前，镇上的老弱病残都撤离了江洲，没有撤离的年轻人，都在参加防汛工作。
江洲镇蔡洲村村民黄克林，是一位承包了1500亩田地的种田大户，今年的内涝淹掉了他300多亩地。防汛期间，黄克林一边要参加大堤的巡堤，保护大堤的安全，一边还要守护自家的地，被淹的农作物里，已经成熟的要做好收割工作，把损失减到最小。
7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江西省的救灾工作已经由应急救灾转入了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九江市农业部门已经开始对灾后水毁工程进行调查摸底，逐步落实各项救助措施。另外，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灾后自救，加大机具和人力投入力度，疏通排水渠道，修复农田道路和水毁农田。
江洲镇，又名江洲岛。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东北部，地处长江中下游，为长江冲积岛，因四面环水，得名江洲。
7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九江市江洲渡口搭乘轮渡江进入江洲镇。进镇的汽车、摩托车和行人，都统一乘坐轮渡过江，这是进出江洲镇的唯一交通方式。
进镇后，驱车绕岛一周，可以看到小岛上的圩堤阻挡着长江水，圩堤内最高点海拔只有20米，最低点14.5米。岛上充满了常年与洪水抗争的痕迹，每200米就建有一个哨所，堤岸堆着大片为装沙袋而准备的沙石料。在不少村民的家里，房屋和家具上还有被1998年洪水泡过的印记。
此时，正是江洲镇防汛的关键时刻，按照江洲镇政府的统一安排，江洲镇内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65岁以上的老人都已经在13日前撤离。留下的，是18至65岁之间的人群，他们和前来驰援的部队官兵一道，参与防汛工作。
记者在圩堤上看到，一些地势较低的堤坝上，都有驻扎的部队官兵在填沙袋加固。而沿着堤坝，每隔一二百米，就有当地的村民在巡查堤坝，防止发生江水渗透引发溃堤。
公开信息显示，江洲镇户籍人口有3万多，而目前镇上的常住人口约为7000人。且大部分为留守老人和妇女。
记者在江洲镇走访时发现，依然能发现一些看就知道年龄已过65岁的老年人。他们或在家门口剥着玉米，或三三两两地坐在房屋的背阳之地，聊天唠家常。
73岁的村民黄贵华告诉记者，现在家中就是他和老伴，儿女都在外地上班工作，也想接老两口去城里住，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去。这次当地政府要求老年人撤离江洲镇，村干部一家一户地劝离，但是他们选择留下。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舍不得离开。”黄贵华称，在家门口种点菜，自家的田地已经租给村里的种田大户了，只在忙时去给种地大户帮忙，赚点钱补贴家用。他们一年也可以赚个一两万元，维持自己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同村村民黄克林就是黄贵华所称的种地大户，在整个江洲镇，都小有名气。他承包了1500多亩旱地，种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
1967年出生的黄克林，是生于江洲镇蔡洲村的村民，他父亲60多年前，从长江对岸的湖北黄梅来到江洲开荒，从此扎根江洲。
用黄克林的话说，50多岁的他，在村里面就已经算是“年轻人”了。整个江洲镇，留守的“年轻人”大部分和黄克林一样，是在家承包了田地的种粮大户，这些种粮大户的数量有二三百人，他们耕种了整个江洲镇的10万亩田地。
“真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是没有留在江洲的。”黄克林说，镇上的村民，按人头，一个人可以分到1.5亩的田地，一个四口之家，家中的田地都是个位数，在家种几亩田地，是难以维持生活的，因此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居住在江洲的居民，大多是靠农业为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来到江洲的黄克林父亲，也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家中七八亩田地，由于地势较高，基本上都是种植的旱地作物，以棉花为主。
父亲生了两个儿子，黄克林是老大。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就跟着父亲干农活的黄克林却有一个灵活的脑子，上世纪90年代，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前往城里打工时，黄克林却选择了留在家中，专心耕作好自己的田地。
那个时候每家每户的田地都不多，黄克林就去靠近北堤坝的益民场租了20多亩地来种，用他的话说，他是可以在农田里找到乐趣的人，而且与其他人不一样，黄克林懂种地的技术。
黄克林在种地之外，还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铺，卖一些日用百货，另外也卖一些农业方面的物资，包括农药、化肥、种子等等。
在黄克林父亲眼里，他这个大儿子在干农活这一项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这一辈要强很多，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给庄稼施肥，知道什么时候要锄草，还有科学的增收方式，“并且胆子很大，做事还非常细致。”
黄克林在农业种植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技术，在2019年江西省一项关于棉花种植的大赛评选中，黄克林种植的棉花获得了第一名。
黄克林的胆子大，体现在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种了30多亩地，开了一家小卖铺，在农村盖了两栋房子，手中还有一些闲钱。黄克林的父亲认为，这样的生活在农村，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但黄克林并不这么认为，他说钱放在口袋里，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一定要把这钱投出去，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014年，黄克林和江洲镇上另外两位村民，合伙成为了种地大户。三位村民各自在本村组从村民手中承包他们的耕地，以每年200元一亩的价格，合计承包了1000亩耕地。
这个租地的价格后来涨到了每年300元一亩，直到现在都维持在这个价格。
“我们的地都是在一起种，购买农机、化肥等农资，也都是一起投入，最后所有的支出和收入平均分摊。”黄克林表示。
他们仨当年就购买了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机产品，成为了种地大户。整个江洲镇有10万亩田地，规模在千亩以上的农户并不多，黄克林一跃成为了本地数得上号的种地大户。
不过，黄克林的两位合伙人，对于种地却并没有和他一样的理念。
两位合伙人播种之后，对于施肥和增收的农资，并不愿意进行太多的投入。而黄克林却认为，一定要施最好的肥，让庄稼有营养，才能实现丰收增产。所以，因为种地的理念问题，黄克林和他的两位合伙人，第一年就分道扬镳。
他们这些种地大户，是江州镇真正的农业经营者，也是受洪涝影响最直接的人。
盛夏的午后，烈日炎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黄克林家中，他家位于江洲镇北面的堤坝上，这也是江洲镇最高的地势。黄克林的房子沿着堤坝的两侧修建，堤坝的外侧房子是用来开小卖铺，内侧的房子用于居住。
黄克林的父亲在小商铺里帮忙看店，他妻子在准备农药和工具，正准备去田地里面喷洒。
而黄克林本人，已经去了田里，准备把清理除草的机器给抬回来。听说记者来采访，黄克林的妻子骑着电动车，就去把黄克林叫了回来。
2020年的汛情，给黄克林带来了怎么样的损失？他的1500亩耕地中，有300多亩被江洲镇的内涝淹了。
“现在屋前面的一大片饲料玉米就倒在地里，一直被水淹着，机器也没有办法进地里收割。”黄克林表示，如果请人工的话，成本会更高，而且收摘的效率也会非常低，现在只有等着水退，看能不能抢收一些回来。
即便如此，谈到2020年的汛情时，黄克林还是说，只要江洲镇的堤坝不决堤，长江水进不来，就不会有危险。对于今年的洪水，黄克林认为不如1998年大洪水，加之现在防汛能力较1998年要强，因此并不担心。
相比起来，对于内涝，黄克林无奈地说，已经差不多习惯了，几乎每年都要被淹掉一些庄稼。
能让黄克林如此淡定，与他承包耕地成为种地大户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黄克林说，第一年和别人合伙承包田地时，江洲镇就发生内涝，当年也淹掉了300多亩地。由于是三个人合伙，加上黄克林的地产量较高，所以当年并未亏损，处于盈亏平衡的状态。
第二年，和合伙人散伙之后，黄克林独自承包了500多亩地，种了大豆和玉米，又花费二三十万元重新购置了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产品。这一年，江洲镇又发生了内涝，淹没了黄克林200多亩地，有的地颗粒无收，有的产量大幅减少。这一年，一向自信的黄克林，抵不过自然灾害，亏了几万元。
2016年，黄克林承包地的数量继续增加，到了1000亩。对于已经上了现代化机械的农户来说，种1000亩就比种500亩更划算了，因为机器成本的摊薄，让每亩地的耕种成本更低。
但此后连续两年，黄克林的地都被淹了，分别是300多亩和200多亩。而且这两年投入也比较大，因此，他没有赚到钱。不过，亏损也没有太大。
也就是说，黄克林自2014年开始大面积承包耕地，但连续4年被水淹。黄克林表示，之前连续几年受灾，当地政府也都有给予一些补贴，包括派出技术指导员，指导农民科学耕种，挽回损失。
另外，2018年和2019年是完全没有农田被淹，黄克林说，这算是不错的年份，农业的收成也比较好。
地处长江中心的江洲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镇上的农田每年都可能面临着水灾的险情。但是像黄克林一样的种地大户，一旦走上了这一条路，就不会选择后退。
黄克林说，一旦有了农业机械的投入，耕种的田地就再也放不下了，几十万元的机械设备费用，是农业中一笔巨大的投入，必须要加以利用，才能回收成本，并且希望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收成可以多一点。
2019年，黄克林种了几百亩地的棉花，棉花的人工成本最高，一斤棉花卖3元，而请人工摘费用是1元/斤。“现在村里都是留守老人，我种棉花，请村里和周边的人来采摘，也让他们有一点收入。”黄克林说。
像黄克林一样，江洲镇上的种地大户有二三百人，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扩大自己的种地规模，绝不会减小。
杨振兵是江洲镇九号村的一位村民，他也承包了近500亩田地，他家的田地地势较低，今年有200多亩水稻被淹了。
杨振兵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江洲镇农民，他之前在外面打过两年工，感觉在外面赚钱也比较辛苦，于是又回到村里。从2015年开始承包了100多亩田地，2016年也上了机械化农机后，承包面积随之再次增加。
记者在杨振兵的家门口看到，前面一大片水稻田都是杨振兵的田地，他说水位刚刚退下去了，田里的水稻比正常时要短半截儿，只有正常高度的二分之一。杨振兵“担心这些水稻的生长会不会受到影响”。
杨振兵在外出打工之前，在村里面也是以种棉花为生，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他第一年承包了村里的田地后，发现地势低田容易被淹，于是就把那一片地改为了农田，种植水稻。
“不过，即使种了水稻，今年还是被淹了，现在还有100多亩的水稻全部被水淹了，可以说是‘生死未卜’，不知道水下的情况怎么样。”杨振兵说到被水淹的田地，也是一脸无奈。
杨振兵的妻子感慨，种田地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了，第一年就遇上洪水，前两年刚刚有点好转，今年又被水淹，只能想办法保住没有被淹的田地，希望有个好收成。
杨振兵告诉记者，在江洲镇上种地，农机、种子、化肥的购买都非常方便，镇上也有加油站。所以，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就不会轻易退出。
黄克林的心思同样如此，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他又搬起了农药和化肥，装上三轮车，夫妻俩一个骑着三轮车，一个坐在三轮车上，一起向田地驶去。
黄克林远去的背后，他70多岁的老父亲，依然坐在小板凳上，替他照看着小卖铺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