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厚（1915～）原名李杰三，今六安市新安镇人。民国17 年（1928 年）参加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民国1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营政委，红十五军团总电台政委，红一方面军左路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二团营长兼政委，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兼独立第一团团长，淮西总队总队长兼（寿县）独立团团长，第二师六旅十六团团长兼政委，第六旅副旅长兼路西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鄂豫皖边区东线剿匪指挥部副司令员。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第九十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六安地委常委，淮上军政委员会书记，-队第十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东-队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共江苏省委第六、七届委员。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李国厚将军生平
李国厚将军，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乡（今六安市裕安区）一户贫苦雇农家庭。家里靠开荒种粮养家糊口。他7岁时随母亲讨饭，9岁开始帮工。1927年8月，参加了由中共党员组建的夜校识字班学习，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1928年11月，李国厚加入了农民协会。1929年1月，在六安县二天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秘密农协交通员。1930年，李国厚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他历任红一军第一师一团三营通讯员，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交通队指导员。李国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扫荡”斗争。在苏家埠战役中，他和“红小鬼”班的战友们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受到上级嘉奖。一天，李国厚在带领队伍筹办粮食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伏击，他立即甩掉上衣，挥舞大刀高声呼喊：“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在白雪皑皑的地里率先冲入敌阵。忽然，他被敌人的长枪“噗”地扎入右肩，鲜血直流，但他全然不顾，抡起大刀便将长枪劈成两截，左手顺势从肩头拔出枪头，猛地向敌掷去。战斗中，他越杀越勇，一把大刀上下翻飞，浑身沾满血迹，犹如“血人”一般穿梭在敌群中，把敌人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战后，李国厚得威名“李疯子”。1934年11月，李国厚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政委，随红二十五军长征。1935年9月与陕北红军会师，11月参加直罗镇战役。后任红十五军团总电台政委，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九团政委。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国厚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9月毕业分配到山东泰安地区，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1939年在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中，李国厚带领6名侦察兵化装成日军，摸进县城火车站，正遇一群准备去根据地的“扫荡”日军下车临时休息。他选准一个挺神气像瘦猴子的军官，率领战士贴上去，利用另一列火车起动机会，迅速掏出麻袋套到日军官头上扛起就跑，一溜烟进了车站边上“青纱帐”。后经审问，该军官正是指挥此次“扫荡”的司令官。1939年11月，李国厚到淮南地区任安徽全椒县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十二团营长兼教导员，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淮西总队总队长兼淮西（寿县）独立团团长，新四军第二师六旅副旅长兼淮南路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参加了淮南攻势作战和津浦路西反顽作战等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国厚任淮南军区第六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46年11月，李国厚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李国厚率鲁中军区第一0五师担负在孟良崮西侧阻击增援之敌。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子弹碎片打中脑门，鲜血直流。警卫员急忙要将他送到医院，他一边大喝说：“这点小伤算什么，我还挺得住！”一边从衣服上撕下布条匆匆包扎后，又投入战斗。战斗中率部共歼敌2300多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记一等功。1948年2月起，李国厚任豫皖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大别山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参加了淮海战役和剿匪反霸斗争。
李国厚，原名李杰三，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乡（今属六安市裕安区）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家里靠开荒种粮养家糊口。7岁时，他随母亲讨饭，9岁开始帮工。1927年8月，中共六安特区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刘席儒、蔡蕴山、王亦良、储鸣谷等，以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组建农民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李国厚和他的小伙伴们参加了夜校识字班，聆听老师对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如沐春风，进步很快，立志要干革命求解放。1928年11月，李国厚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1月，在六安县二天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秘密农协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他勇敢、机智地多次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还到顺河、单王等乡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口号。因为他年龄小，又机警过人，任凭敌人跟踪探寻、查找，也未被抓住，是个人人夸的“小精灵”。当时，他还不满14周岁。1930年红一军东征皖西，他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李国厚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一团三营任通讯员。此后，他历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交通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尤其是在苏家埠战役中，他和“红小鬼”班的战友们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受到上级的嘉奖。一天，李国厚带领一支队伍出发筹办粮食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他甩掉上衣，挥舞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雪地里率先冲入敌阵，并大声地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忽然地主的一名家丁手持长枪“噗”地扎入了他的右肩，鲜血直流。李国厚毫无惧色，抢起大刀便将长枪劈成两截，左手顺势从肩头拔出枪头，猛地向家丁掷去。持枪的家丁早已被李国厚的神勇吓傻了。李国厚越杀越勇，一把大刀上下翻飞。浑身沾满血迹，犹如“血人”一般穿梭在敌群中，地主及家丁见李国厚如此勇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李疯子”的威名不胫而走。
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在与部队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留在苏区的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李国厚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突出重围，到达黄安地区与军部特务营汇合，就地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李国厚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政委，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鄂豫陕边区，投入开辟新区的斗争。此后，继续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1935年9日与陕北红军会师，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一、二、四方面军。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李国厚第四次负伤。此后，李国厚历任红十五军总电台政委、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战爆发后，李国厚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9月被分配到山东泰安地区，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李国厚到任后，很快将这支由国民党军的散兵和土匪、大刀会组成的武装改造成抗日队伍。1938年秋天，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剧烈的大“扫荡”。李国厚带领6个侦察兵，化装成日军，进了县城的车站，站台边正好有一群日军准备进入根据地“扫荡”，临时停车，下车活动、休息，李国厚选准了一个挺神气的、又像瘦猴似的鬼子军官，率领几名战士贴上去，利用另一列火车起动的机会，迅速地掏出麻袋往那日军军官头上一套，扛起就走，一溜烟似的进了“青纱账”。待火车过后，他们已跑远了。回到敌后根据地，经审问，原来这个瘦猴似的日军军官正是指挥这次“扫荡”的司令官。
1939年11月，李国厚到淮南地区新四军工作，先后任安徽全椒县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四支队十二团营长兼教导员、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淮西总队总队长兼淮西（寿县）独立团团长、二师六旅副旅长兼淮南路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为建立和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李国厚随军转战于苏皖豫鲁各地，1946年11月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于山东战场，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军区一〇五师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突破。在5月中旬孟良崮战役中，一〇五师部署在孟良崮西侧阻击增援敌军。李国厚亲赴一线，身先士卒，炮火和子弹在他身边飞窜，他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突然一颗流弹的碎片打中了他的脑门，鲜血不停地沿着面颊流下，警卫员急忙要将他送往医院。李国厚却怒目圆睁，大喝一声：“这点小伤算什么，我还挺得住！”他推开警卫员，忍着伤痛，从衣服上撕下一块面条，匆匆包扎一下，又投入战斗。在他率领下，部队取得了歼敌2300多人的战绩，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任务。战役结束后，鲁中军区为嘉奖李国厚指挥作战的功绩，给他记了一等功。1948年2月，李国厚任豫皖第二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1949年4月任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大别山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参加了淮海战役和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厚历任华东军区第九十师师长兼政委、中共六安地委常委、淮上军政委员会书记，公安部队第十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62年3月，李国厚在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根据军委的部署，在基层部队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并亲自到试点单位——有着“夜老虎连”称号的某部光荣连队蹲点。
这个光荣连队起初凡事都要向“硬骨头连”看齐，训练标准高，强度大，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训练中有的战士晕倒了，全连很快出现了20多名病号。
恰逢这时，李国厚赶到该连队蹲点，在了解情况后，他当即指出：“抓训练不是蛮打硬干，更不能上硬杠杠，战士也是人，训练上不去并不是他们怕苦怕累，而是我们在训练中缺少方法。”接着他向官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明确指出要善于在训练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发扬民主教学，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注重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相结合，同时要做好后勤保障，使伙食调剂做到位。于是，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李国厚的现场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2年底，在南京军区举行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过程中，该连队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等科目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李国厚不仅善于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而且还勤于调查研究，多次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困难，了解战士疾苦，深受官兵的爱戴。
1980年4月，担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国厚来到独立二师驻常州市某部视察工作，突然被一份官兵体检报告惊呆了：全师有35名干部战士不同程度地患有结石病。他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山下那口老井。井水里钙、铝、铁等多种微量元素严重超标，根本不能饮用。
李国厚决心组织专人打一口好水井，解决官兵饮水问题。经过反复勘测查找，终于在距旧井十几公里处打出了一口新水井。但由于地下岩层太硬，仅能打40多米深，出水量不够。于是，又于1981年2月打出82米的深井，水质很好，水量充足。
接着，该部又着手重新铺设管道，重新改架供电线路并扩容，修建供水泵房等。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井水终于送到营区，流进了二师官兵的心田。
为了改善官兵们的生活条件，李国厚还帮助改造营房设施，指导帮助官兵种植花草、蔬菜，养猪羊，还开挖了一个小型养鱼场。为纪念将军的业绩，二师的官兵在井旁竖立了一块一米高的纪念碑，上书“饮水思源”四个大字。
1982年，李国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按副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他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如他日记中所写的：“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人退下来了，思想不能退，贞守革命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离休后的李国厚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游泳、读报、看新闻。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他还经常为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写评语、做笔记。多年积累的报刊资料剪贴就有数十本之多，内容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重要论述、革命历史故事、重要会议的资料等。
李国厚的老伴常年患病，按有关规定，她可享受家庭病床、公费医疗等条件，可李国厚从不向组织提起。一天深夜，老伴腹痛难忍，只要打个电话，便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可李国厚不愿打扰别人休息，硬是自己一个人熬汤喂药，一直伺候到天亮。
助学路漫漫。多年来，李国厚及其子女、家人与三乡两镇贫困地区的35名小学生结成助学对子，帮助近百名辍学孩子重新走进课堂。这期间李老将军也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李国厚因身患重感冒，就让老伴带上钱物代表他去看结对的孩子杨雪亭。当他听说小雪亭没见到他急哭了，老人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专程到学校为小雪亭送去了学习用品。
1991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看着播放的受灾群众一幕幕催人泪下、无家可归的惨状，李国厚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和子女家人商量：“看着受灾的群众，我们捐些钱物，尽点心意。”两位老人便把家里的衣物和多年积蓄的两万多元，义无反顾地捐往灾区。
1992年5月，六安家乡来人想请李国厚帮助解决化肥厂技改工作资金缺口的困难。李国厚立即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使困难得以很好解决。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打电话给远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儿女，要求他们收集有关技术材料，寄回国内，传回家乡。
二，神勇无敌赛云长 高风亮节伟丈夫
大别山麓，淠河之滨，新安镇这颗璀璨的“淠西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李国厚将军就是从这里踏上了为自由、求解放的革命征途。历经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在党的指
“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
一年冬天，部队的给养跟不上了。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打仗没有粮食怎么行啊？可这冰天雪地的，到哪儿去找粮食，派谁去呢？大伙儿犯了难。
“我去吧！”这时，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沉寂，掷地有声。 “唰”地，大伙儿把目光投向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心想：“也只有他了！”
“他是谁啊？”
“他就是李国厚。你不认识啊？在苏家埠战役中，就是他和'红小鬼’班的战士们活捉了厉式鼎，还立了功呢！可厉害啦！”
“活捉了皖西剿共总指挥的，就是他呀！”
众人议论纷纷。
部队首长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李国厚说：“找几个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跟着队伍吧。”因为他知道，不依靠群众，我们的队伍就寸步难行。
李国厚带着队伍，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除恶霸，不仅筹足了军粮，而且解决了当地贫苦农民的过冬粮食问题。
太阳出来了，暖暖的。雪后初晴，冰封的道路有些湿滑，运粮的队伍缓缓地行进着，战士们心里乐开了花。李国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突然，在不远处的雪地上，他发现了几行凌乱的脚印，蹊跷的是，有些脚印好像又被什么人用东西扫过……不好！李国厚心里一惊：有埋伏！他示意队伍停下，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说时迟，那时快，一伙地主武装端着长矛，打着呼哨，嗷嗷叫地奔着粮食就来了。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只见李国厚甩掉上衣，挥舞着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雪地里率先冲入敌阵，并大声地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你看他，如虎入羊群，一把大刀抡圆了，如车轮一般，“呼呼”挂着风声，左劈右砍，围上来的敌人纷纷倒下。俗话说，一分长一分强。抢粮的这些家丁用的是长矛，而李国厚拿的则是短刀，使的家伙就吃着亏，加上雪地路滑，李国厚一个趔趄险些跌倒。恰在这时，一个家丁暗地里偷袭，手持长矛“噗”的一声，冷不丁地扎入了他的右肩，霎时鲜血直流。再看李国厚毫无惧色，怒目圆睁，抡起大刀便将长枪劈成两截，左手顺势从肩头拔出枪头，大吼一声，猛地向家丁掷去。偷袭的家丁提溜着半截断枪把儿，呆立在那儿，那小子早已被李国厚的神勇吓傻了。李国厚越杀越勇，一把大刀上下翻飞，浑身沾满血迹，犹如“血人”一般穿梭在敌群中，地主和那些“狗腿子”见李国厚如此勇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李疯子”的威名不胫而走，敌人闻风丧胆。
“抓训练不是蛮打硬干”
李国厚不仅打仗时身先士卒，神勇无比，而且善于抓军事训练。他多次深入基层连队帮助解决困难，关心战士疾苦，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
1962年，时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国厚，轻车简从下基层。他来到某部“夜老虎连”蹲点，光听这名号，你就知道这支连队有多棒——“老虎连”的战士们都在十七八岁上下，细腰乍背，眼睛倍儿亮，个个像欢实的小老虎。这个连队还有个“绝活”，就是特别擅长夜间格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作战条件下，出其不意，一招制敌。
这个光荣的连队起初事事都要向“硬骨头六连”看齐，训练标准高，难度大。武装越野时腿上绑沙袋，练射击枪上挂砖块……他们牢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许多小战士的脚底磨出了水泡，汗水一次次湿透了军装，结成一片白白的“盐霜”……高强度的训练下来，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铁打的“金刚”也吃不消啊！训练中有的战士甚至晕倒了。很快，全连陆续出现了20来个病号。
看着小战士脚上那磨破的水泡，李国厚心疼啊！我们的战士“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多好的娃儿！
李国厚心急如焚：他们也是爹生娘养，也是血肉之躯啊！一味的高强度、超负荷的训练是不是就科学？他马上召开军事训练现场会，强调：
“抓训练不是蛮打硬干，更不能上硬杠杠，战士也是人，训练上不去并不是他们怕苦怕累，而是我们在训练中缺少方法。”
接着，他向官兵详细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明确指出，要善于在军事训练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发扬民主教学，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重言传更要重身教。
像过去带兵打仗一样，他吃住都和战士们在一起，手把手地教练技术动作，面对面地探讨战术要领，一对一地做思想工作，实打实地抓作风建设。在当时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李国厚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后勤保障，把伙食调剂做到位，确保战士们吃饱肚子搞训练。
教官们边训练边总结，组织编写贴近实战的训练大纲，战士们积极配合，苦练加巧练。一个广泛深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李国厚的现场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训练场上，“老虎连”的战士们，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身上的腱子肉突突着，精气神十足，个顶个的与下山猛虎相仿。
1962年底，在南京军区举行的军事训练汇报会上，“夜老虎连”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等科目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我不能搞特殊化”
李国厚戎马一生，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人退下来了，思想不能退，贞守革命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李国厚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2年，他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也一直保持着那些好习惯，那就是游泳、读书和看新闻。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不落伍，李国厚在读书看报的同时经常做摘录、写评论，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资料收集起来，多年来积累的报刊资料剪贴就有几十本。
在生活上，李国厚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的老伴长年患病，按有关规定，她是将军夫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特殊优待”——搞个家庭病床、享受个公费医疗什么的，这些对于将军来说，都不是个问题。可李国厚从不向组织开口，怕给国家添麻烦，他常说：“我不能搞特殊化！”
一天夜里，老伴腹痛难忍，脸色煞白，李国厚知道，老伴的老毛病又犯了。将军看在眼中，疼在心里。是啊！老伴老伴，朝夕相伴，陪着自己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只要自己打个电话，马上就能把工作人员喊过来。将军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已是子夜时分，他心想，工作人员都忙了一整天，够累的了，怎好深夜又去打扰他们的休息呢？于是，将军翻开备用药箱，亲自动手忙活开了。老伴没有埋怨他，这么多年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从不会违背原则，去为家人和亲属谋哪怕一丁点儿的私利。
这，就是她的丈夫。她，理解她的丈夫。
将军硬是自己一个人，又是熬汤，又是喂药的，服侍着老伴，是那么体贴，那么细心，一会儿问汤烫不烫，一会儿问药苦不苦……外人或许很难想像，曾经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铮铮铁汉竟会如此的心细如发、体贴备至。
天蒙蒙亮了，老伴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柔和的晨曦辉映着两位白发老人相互扶持的身影，这对走过枪林弹雨的患难夫妻，用忠诚和信仰诠释着沙场英雄的铁骨柔情。
将军就是这样严于律己，并且不断发挥余热，为社会作着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心系灾区，捐资助学，他时常出现在学校的讲堂上，为青少年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让孩子们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时刻铭记着党的恩情、人民的伟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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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厚将军：西征第一关，恶战独树镇
赵连军
1年前 · 宿迁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李国厚将军
西征第一关
李国厚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鄂豫院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我们三千健儿，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的领导下，从大别山出发，日夜兼程，越过平汉铁路，横穿河南，冒风顶霜，受冷忍饥，长途跋涉。敌人见我转移，立即组织萧之楚、庞炳勋数路大军，分头阻击，同时集中东北军及刘锁华六个师紧紧尾追，企图在行军中消灭我们。斗争非常残酷：我们一动脚，敌人便扑过来；往往是刚打完一个仗，还来不及吃饭，第二个仗又开始了……真是六千里行程，上千次成斗！打过的仗数也数不清，其中数独树镇、拐河、鸡头关几仗为最激烈。提起河南独树镇，确实，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当年的战斗情景，至令犹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
这时，在南方，还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河南独树镇，西风凋木，地霜河冰，却已满眼冬天了。由于补给困难，在这寒冷的日子里，我们还穿着单衣。
这天正是大雾，十几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部队正越过河南平氏、泌阳，进入方城东北地区，在通往独树镇的公路上行进。
那时，我在二二四团一营二连任指导员。我和连长带着二连走在前面。当我们快到独树镇时，突然，那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你听！”连长一听到枪声忙叫住我。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有情况，赶快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一边说一边在小坟堆郡里站了下来。
一忽儿，前面的尖兵也气喘喘地跑了回来，说前面确已发现敌人，但它是什么样的部队，一共多少，因为雾大一时还摸不清。枪声又零落地响了几分钟，以此判断：不象是敌人的大部队。这时连长回过头来对我说：“准是民团。也好，咱们快动手，先收拾他们。”我听了点点头。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迅速埋伏起来，准备发起一次猛烈的袭击。
真象蒙着纱布捉迷藏，敌人也摸不清我们，一股劲地组织火力向我们这里射来。顿时静静的公路上枪声大作，里面还夹杂着尖尖的机枪声。
“同志们，跟我来，收拾这些乌七八槽的家伙！”打了一阵，连长沉不住气了，猛地从坟边跳起身来，握着驳壳枪冲了出去；但当他刚迈过第二个小坟堆时，阵地上却响起了迫击炮弹猛烈的轰鸣。
“连长，回来！”我蹿出坟堆，赶上去抓住他：“听，打炮，不象民团！”话未落音，接着前面又送来几发炮弹。
“是啊，迫击炮！”连长一边抬起头来，一边用左手拍去身上被炮弹溅上的泥土。
“不能冲了，继续观察！”我建议说。他点点头，然后命令通讯员把情况立即报告军首长。于是我们两个又伏在前方一个小坟包那里。
敌人的情祝越来越清楚了：既有机枪，又有小炮；伏在地上还能听到“的的笃笃”的响声，经验告诉我们，敌人还有骑兵。现在我们才知道进了敌人的埋伏圈，看来一场恶战即将在这里进行。
没多久，敌人果真发起了冲锋。他们发觉我们是前卫部队了。不管敌人多凶，都得顶住它！我和连长来回奔走在火线上，组织力量反击。
敌人冲入我们的伏击圈了。“打！”连长一声命令，几十条步枪都“乒乒兵兵”地响了起来。随着枪声，前面的敌人倒下去了，可是后面的还继续向前涌。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了。敌人见我们大部队到来，停止了冲锋，随着军号声，一批批消失在大雾里。但在浓雾的后边，枪声，还继续着；追击炮，还三下两下地打过来。
根据侦察到的消息，敌人的援兵正在源源开拢。显然，他们准备在独树镇摆开来与我们决斗了。
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见机行事，势必危及全军。为了避敌锐气，闯过关去，军的领导上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去从正面吸住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不用说，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我们前卫连身上。军首长临走再三嘱咐，要我们连续坚持两三个小时，待主力一跳出圈子，马上跟上去。
我们立即向战士们进行了战斗动员，并把全连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果然，敌人发现我们大部队后，组织了更多兵力向我们扑来。一场殊死的战斗开始了。敌人步兵加骑兵，交叉地进行猛攻；我们用大刀、手榴弹与他们厮杀。战士们人人勇敢顽强，奋不顾身。当敌人的骑兵冲过来时，我们的一个突击组迅速行动：他们握着大刀从地上滚过去，只见刀光闪处，一声马叫，骑兵连马带人倒在地上，战士们眼快手快，一刀砍去了敌人头颅。一个战士揭开手榴弹盖，向冲过来的一股敌人步兵奔去，吓得敌人退了回去，但他却不饶，飞也似地追了上去。手榴弹响了，一群敌人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英勇战士，也终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珍贵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一以当十，百以当千，紧紧地拖住了大批大批的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但是，正当主力开始转移后一个小时，我们准备组织下一次反冲锋的时候，敌人却很快很快地压过来了。这一阵可紧张！待我们用肉眼看到敌人时，正前方已是黑压压的一片。
“正面敌人！”我嗖地跳过身子，来到连长旁边。
“唔……”连长正待说话，一排长指着北头说：“指导员，这边也有！”再往南一看，啊，也不少！还没有待我们全看清楚，敌人便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现在，我们处在三面临敌的极端不利的形势下。只有往西，插到我们大部队的中间，但这是万万不能的，大部队才走不远，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掩护的任务。
“老李，杀过去！”连长牙一咬，冲了过去。
“连长！……”没待我说完，对面扫过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好险哪，幸亏我往西一偏，全打在土坟上。我忽地想起一排的战士正在后边，于是挺起身子，减道，“同志们，跟我来，坚决抗住！”也冲了过去。
一场混成，打得难解难分。也就在这混战中，我们与连长他们冲散了。
混战结束时，我们被压到了公路的一角。我们不但与连长冲散了，而且与主力也失去了联系。
“主力走完了么？连长他们又怎么样？”我们心里象塞进了一块千斤铁石。
黄昏，枪声渐渐稀疏了，算算时间，已过去八九小时，估计主力这时早走远了。想到这儿，我们觉得肩上担子轻了许多。但是，我们已被紧紧地包在敌人圈子里。几次企图派人向西突出去，与主力联系，但都失败了。此刻的处境确实严重：弹药不多了，战士也越来越少，而我们还得打下去，对付死死缠住我们的敌人。我把一个连的战士检查了一下，只剩下一半了，又派几个战士收集了一下兄弟部队撤走时留下的零星人员。我们决定撤到离公路大约三里地的一个小庄子里，以便等待时机突围。薄雾退尽了，月亮偷偷地露出半个脸来，夜既冷又静。我们派人前去那个小庄子作了周密的侦察，知道那里有一个牢固的围子，足可供我们隐蔽，于是，我们很快地从公路边撤过去了。我们来到了小庄子，全体人员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借着油灯浅绿的灯光，我看到战士们个个困倦不堪。而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一百来个战士中间，半数已经负了伤，有的还伤得很重。现在他们也坐在这里，挺不住的，就蹲在地上；再不行的，就躺着。我朝着大家看了一眼，然后说：“同志们，我是二连指导员。不管哪个单位的，我们都是红军二十五军。同志们，主力安全地转移了，这是我们的伟大胜利，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现在，我们远离主力，大家看怎么办？”我的话刚刚说完，一个小战士跳起来说：“再打，指导员，他们命一条，我们一条命，红军不怕死，和他们拼了！”我朝他笑笑，然后又问：“拼了——大家看拼了怎么样？”于是下面嚷开了：有的说同意，有的说反对……。这时，二排副霍地从地上站起来：“我们要西征，不是来送死的！死——死多容易！我不干。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突出去！”
“对！突出去，突出独树镇！”下面响起巨大的声音。于是这个自动形成的会议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会上，决定由我统一指挥。我们还成立了党支部，研究了修筑工事和继续与大部队联系等重要问题。
留下来打，这事好办，摆开来干到底也不困难；而要突围，从敌人箍得紧紧的铁圈里跳出去，绝非容易之事。为了对付敌人天明前后可能发起的攻击，战士们就在四周挖工事、掏枪眼。我和二排副刘志增同志还研究了轻重武器的配置。
敌人已发现我们转移了，但闹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于是他们又作试探性的攻击，可人数不多。为了节省弹药和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采取了“远不打，近就砸”的办法，似理非理、似打非打地应付了一阵。
我们知道这里决非久留之地，必须设法在天明前离开。正当我们在工事边召开临时支委会研究怎样突围时，一班长匆匆忙忙地跑来告诉我：敌人又发起攻击了。
“敌人又来了，打，坚决打回去！”我一面命令，一面跑了过去。
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地扫过来，北面围子边一片火红，我们部队的喊杀声与敌人的枪声混成一片。看来敌人决心要攻下这个庄子。也许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只有小股部队了。我冲到围子前，却不见二排副。正在射击的小战士指着前边告诉我，二排副带着突击队冲出去了。
敌人的攻击又失败了，借着淡蒙蒙的月色，可以看清阵地前沿留下的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
“指导员，敌人退了！”二排副一回来就兴奋地向我报告。“太好了！”我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但是，我发现他的手上有粘糊糊的东西，定睛一看，啊，全是血！“二排副，你受伤了！”
“没什么，一点点。”他一边说一边又用那只手抹去肩上正在涌出来的鲜血，他伤得不轻，而现在谁都是个硬汉！我心中暗暗起敬。
“一班长！”当我回过头来看看一班的战士时，突然发现少了一班长牛志堂。牛志堂是个老战士，与我一起很久了，我摸透他的脾气：有仗打咧开嘴笑；交给他任务，从不打折扣。而现在，他在哪里？我在人群中目找着，但总见不到他那诚朴的带笑的脸庞，我好象意识到了一种什么。当我第二次又跑回围子时，实在忍不住了。
“二排副，一班长呢？”我问正站在围子边的刘志增。“他——”他停了好一会才说：“他受伤了，正嚷着要见你，我怕影响你的情绪……”
“他伤了，在哪里？”我急急地追问着。
刘志增同志踌躇了一阵，然后指着那棵离围子不远的大树说：“他，他就躺在那里。”我迫不及待地奔了过去。果然，跑不几步，就看到牛志堂这个虎彪彪的小伙子，现在却躺在树根旁边，他已经中了好几枪，全身再不能动弹了。我扶起他来，激动地唤着他的名字。他听见我唤他，微微睁开眼，盯住我看看，然后又抖抖地伸出手来抓住我，但实在虚弱得不行，抓了一下又无力地松开了。
“牛志堂同志，你有什么话，你说，我是指导员！”我摇动着他的身子。
“指……指导员，我不能跟你一起突围了！你写个组织证明把我留下，以后可以我……找你们…”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地流下泪来。然后用颤抖的手，从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指导员，请交给党。”我接过小包，打开一看，是十颗子弹、两张苏区票子和一块钢洋。
“同志，你是好同志”说着，我感到自己的眼晴也润湿了。我还想多安慰几句，但这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我便和通讯员把他搬到老乡家里，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当我刚回到屋里，二排长气喘喘地从门外冲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兴奋地叫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们，我们与军部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好。这时，迎面又进来两个战士，我抬头一看，正是军部的通讯员。
“报告指导员……”其中一个喘着粗气向我报告。“主力安全转移了吗？”我等不及他报告，打断他的话。“报告指导员，全部转移了，首长命令你们赶快撤回伏牛山！”哦，原来军首长正在等我们呢！此刻我们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竟奔了出去，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战友们。
外面响起了枪声，敌人又在那里打开了，火力真猛，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我弯着腰奔向围子，喊道：
“同志们，主力与我们联系上了，顶住这一次，我们立即突围！”
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振奋极了。就这样，我们一个顶两个，每人用双倍的勇敢，向敌人猛烈反扑，敌人终于又给我们打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
战斗一停下来，支部就快定立即带着伤员，按军部通讯员跑来的方向突出去。我们收拾了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把轻重武器组织在一起。又在准备突围的方向东北围墙上掏个大洞，先用火力作试探性的射击。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了，全体战士站立在场地上。趁敌人短暂的休息，我作了最后一次的动员。我说：“同志们，突围马上开始了，我们一定要冲破这一关，军首长在伏牛山等着我们，每个人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突围开始了。“冲啊！”随着二排长一声喊声，战士们就象出了笼的小老虎，一个个猛向东北方向突去。跑在最前面的是一排副，他是个高个子，一面射击，一面带着突击组员猛跑。
我们已突出去了，蒙在鼓里的敌人，还以为我们在老地方打转，一股劲地把火力集中到围子那边。子弹象大雨倒在地上。可是，他们已经白费心了。
我们朝着东北方向的一个目的地——一座点着火的小庙飞奔。一口气猛跑十几里，找到了通讯员说的那座小庙，但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不在了。小庙里停着一副担子，一个炊事员正在那里整理一些零碎的东西。一问，才知道部队往伏牛山方向出发了。于是我们又朝着那个方向猛撵。到这时，敌人已经给我们甩得远远的了。
我们整整跑了一夜，天明来到了伏牛山。路口，远远看见徐副军长骑着马在观察地形。他看见我们，意外地怔住了。我带着三十几个战士走近他：“报告首长，我们都回来了！”我站在他面前吃力地喘着气。“都回来了，好，快休息。小李啊，你们做出了榜样，冲过了第一关！”徐副军长说完激动地弯下腰来，热烈地与我握手。我握着他粗壮、火热的手，象有一股电流传到了我的全身。我刚回过头，吴焕先政委正在旁边，“政委！”我激动地扑到他的怀里。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一个革命者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我们终于回来了！”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就在山上造饭。但正当我们吃完一碗饭时，山下吹响了集合号，原来敌人又撵上来了。于是我放下正在吃的饭，嘴一抹，朝着二排长说：“老刘，走，咱们过一关又一关，痛痛快快干它第二关，干完二关再吃饭！”
冲锋号吹响了，我们又投入了另一场激烈的战斗。（选自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