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作为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承担着保卫中国南部海疆之责。他被人称之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主要是因为他在收复东沙岛和巡视西沙群岛这两件大事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今日海南《三沙设市记》里有“清末李准率师巡航，踏勘诸岛宣我主张”之句
一，东沙岛的收回和利用
东沙岛的位置在香港东南方向180多海里，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明代以后就一直有广东、福建的渔民在这里捕鱼，它是南海诸岛中最早被开发的岛屿。
但是，1907年夏，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占据，他派人在岛上开采磷质（即鸟粪）和海产品，“竖旗，建屋，装运货物”。首先得到消息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因此地不属端方管辖，他发电给清朝外务部，外务部便责成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处理。由于当时外务部不知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岛名称，且发来的经纬度又不准确，张人骏在海图上找来找去，不得要领。回电说广东所辖海域无此岛屿。于是又请端方重新标示，弄清了此岛精确经纬度以后，张人骏方确认，有这样一个岛，英文海图里，名叫做蒲拉他士岛。但广东省志和舆图都查不到此岛，他怀疑此岛不属于广东，“似在闽粤之间”。他给端方回电说：“闻风涛甚大，本拟由粤派人前往密探，惟粤无堪往大洋之船，应否由尊处派往，或电闽省细查有无证据。望酌裁。”［1］
显然，张人骏的态度是踢皮球。张人骏作为两广总督，是一位很有主权意识的官员，他在很多涉及南海主权的问题上支持李准，显示出民族气节。唯独在东沙岛问题上，他最开始的态度相当消极。他在电文中说“粤无堪往大洋之船”肯定是托词，李准的水师舰队可以去距离远得多的西沙，怎么会去不了东沙？他这里主要是不想担责，因为没有明确东沙岛是否归广东省管辖。
可是管辖的责任更不在端方。端方见张人骏不管，他也置之不理，将此事搁置了一年有余。到了1908年8月，因为英国政府想在这个岛上设立灯塔，找到端方询问此岛是否归属中国，才迫使端方发电给朝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请他派军舰前往东沙岛查看。
于是，1908年底，萨镇冰派管带黄钟英率领“飞鹰”号军舰经香港到东沙勘查。1909年正月间，黄通过实地调查，确认此岛就是中国人称之为东沙的岛屿，并在岛上确实看到了当初有人向端方反映的情况，日本人真的在开工厂，岛上建有小铁道，盖有厂房，而中国渔民被驱离，早先中国居民在岛上盖的天后庙被拆毁。他们了解到基本情况，但是由于军舰上的官兵操一口广东口音的英语，和日本人沟通不畅，岛上虽有很多台湾人，但那些人说闽南话，官兵也听不懂。为了向外交部形成系统报告以便和日本交涉，张人骏决定再次派懂日语和闽南话的人上岛调查。
李准（左）张人骏（右）
从这时起，张人骏对东沙问题的态度变得主动了。1909年农历二月，张人骏派广东水师的吴敬荣、林国祥、王仁堂等乘坐“飞鹰”舰和“开办”舰再次到东沙登岛巡查。这一次了解的情况更加详实，他们审问岛上的日本人，并做了详细笔录，而且还拍了照片。他们看到岛上建有一支木桩，上书“明治四十八年八月”，背面书写“西泽岛”三字。有房屋20余座和淡水厂，有日本男女工人101名，另有台湾人33名，都受聘于台湾的日本商人西泽。他们在岛上开采的磷质肥料和海产品，有日本商船负责运输，每月一次至三次不等。如此经营，从1907年7月开始。这样，张人骏便可以向外务部形成报告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李准起了什么作用呢？
虽然张人骏的报告全部是他个人署名，但是显然这件事是他和李准商量的结果。被派往东沙岛做调查的吴敬荣等三人，都是广东水师的管带级的官员，且都是李准最为得力的部将。
说李准参与其事，还因为他本人对此事有所记录。
李准在他自己的三篇回忆《任庵自编年谱》（即《李准年谱》）、《任庵六十自述》和《李准巡海记》里面，都记载了他本人曾经发现日本人竟然插着太阳旗在东沙岛经商，而他亲自登岛，拔下日本国旗，驱赶日本人，即所谓“我遂下彼旗，索还我海瀛”的事，同时也讲到他回省后立即向张人骏报告，请张协商外务部处理。但是，因为陈天锡主编的《东沙岛成案汇编》几乎收录了全部的官方档案资料却唯独未涉及李准这次东沙巡阅，而张人骏与端方和外务部往来电文数十封甚至没有提到李准之名，所以很多学者以为李准的记录不足为信，或是误记。但是以笔者对李准回忆文章的一般了解，事情似不至于此。他的回忆录中的观点狭隘偏颇肯定会有，他对某些并非重要的史实有意无意地漏记也会存在，对于若干往事的细节产生“误记”更是不可避免。但是对重要历史事件连续三次在不同文章里“误记”，这几乎不可能。李准是一个笃实、诚信的人，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不符合他的性格。另外，对照晚清以来大量的官方和民间史料，笔者细读李准的《任庵自编年谱》等回忆性著作，还没有找到其他可以称之“误记”的重大事实。
东沙岛
那么如何解释李准巡阅东沙没有反映在官方史料中呢？我想这是因为张人骏没有把它记录进去。因为李准的巡阅，不是受张人骏委派、奉外务府之命进行的，而是他的一次例行巡海。作为水师提督，这应是他的分内之责，尽管以前他未曾想到要去，以至东沙岛被日占而无人知。但是他很可能风闻东沙被占之事，端方电请张人骏调查东沙，他也应能得知。然而张人骏开始抱着一种推诿的态度，拖了一年搁置不论，而李准巡阅东沙，按照他自己的记忆，恰恰就发生在这段时间，也就是1908年9月以前。至于张人骏并未根据李准巡阅而向外务部报告，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大致知道此事，正在和端方、以及福建总督“踢皮球”。而后来他正式接手处理东沙问题，向外务部形成报告时，他已经掌握了吴敬荣等人调查的笔录和照片，用不着再讲李准当初去巡阅的情况了。
查明了情况，就该与日本交涉了。交涉主要在张人骏、外务部和日本领事濑川浅之进之间进行。李准参加了其中一些讨论。对于中方称东沙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方要求中方拿出证据，张以中方历来渔船在此停泊、渔民在此岛建立天后庙等作为证据，日方以为证据必须是地方志有所记载才可为凭证。这实际是刁难，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自古重陆地轻海洋，地方志不会记录这些内容。张人骏找出广雅书局印行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说其中海图可以证明；但对方又说，这是新书不算数，要有中国的古书证明才行。李准回忆，他请自己手下的王雪岑找到了康熙年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但张人骏的说法不同，他给外务部的报告说，他找到的是清朝王之春的《国朝柔远录》所附录的海图。但是最后使日本人承认东沙为中国领土的证据，既不是李准提供的，也不是张人骏提供的这些国人自制海图。陈天锡在《东沙岛成案汇编》的《结论》一章里说：
“日人向我索提东沙岛领土证据，我国提出种种佐证，不能邀其顾盼。卒恃以为折服之具者，乃在英人之《China Sea Directory》一书。何以我之领土权不能凭我之证据，反而持他人著作之证明，此则由于国人学术倾向之关系，惩前毖后，吾人应有之职责，固不独于政府也”。
这一段话对当时中国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的学术做出严厉批评，同时也说明中国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东沙岛是多么侥幸！
无论如何，在证据面前，日本认输了。于是双方又商谈交还岛屿的条件。
日本公使强调日本人在东沙岛盖房投资，还引进了机器设备，要求中国补偿。这时李准的态度比较绝决，他认为日本人从岛上盗取中国海产品，应该不是一个小数，所以两相抵债了。补偿款不需要给。但这种大而化之的方法日方不能同意，于是张人骏开始和他们算细账，即日方的投资和货物如何作价，而中方需要向日本商人征收多少税款，以及日人捣毁中国渔民的渔船和岛上的天后庙该如何赔偿等。最后议定条件，是中方给与西泽物业和投资的价值银元16万，西泽纳税及赔偿渔民共3万银元。条件基本确定，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新任的两广总督袁树勋和日本领事签订了协议。
李准乘坐的伏波号战舰
这样，东沙岛上日本人投资的物业和机器设备都留给了中国。李准派部下王仁堂等乘坐“广海”舰前往接收。1910年十月初二抵达东沙，根据清单清点岛上实物。七日中午举行接收典礼，升黄龙旗，“广海”兵舰鸣礼炮二十一响，令在场国人振奋。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有关收复失地的外交胜利。
东沙岛收复以后，就要加以利用，日本人可以在那里开采磷质肥料和海产品，运回国内生利，中国为什么不行？所以中国最初也是想按照日本人的做法继续经营。他们甚至还把岛上的日本技师留下来继续聘用。先是官办，后来又招商改民办，折腾过几次，始终经营不理想，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磷肥在中国不被认可，销售不畅。于是转以开发海产品为主，最终也没有找到经营之道。
此时已是清朝结束前的最后两年，李准参与了东沙岛经营的全部策划。在其中他主要承担的责任，是利用“广海”号兵舰给岛上的人提供粮食、蔬菜和药品，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三次。不过作为军人，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岛上的通讯联络。他曾与总督袁树勋商量，准备进口三台电机（无线电报发射机），分别置于省城、“广海舰”和东沙岛，以便通信。因为东沙岛太远，原来的无线电报发射机功率不足，所以需要以大功率设备替换，花费白银约一万七千多两。此议几经讨论，几乎可以决定了，忽然两广总督换成了张鸣岐，张以“粤省库储支绌，筹款维艰”为由，呈请朝廷邮传部出资，结果自然是没有了下文［2］。令李准非常沮丧。
至于为岛上提供粮食和基本生活物资，他是从不间断的，他知道这事情人命关天。但是民国后他解甲归田了，此事交给广东地方当局。1933年，他在《李准巡海记》里谈到：
“改革后，党人只知争地盘，谋利益，遂不以此岛为意。留岛之人绝粮而死，可哀也。我虽不杀岛人，岛人由我而死，余滋愧内疚于心也。”
这是真实的事件，发生在1925年，岛上因建设观象台，包工头逃跑，导致岛上“菜蔬药料断绝二十余日，工人死者数十名”。［3］
在这事上李准自责，原因在为什么没有给岛上接通无线电通信呢？否则悲剧不会发生。当然，责任并不在他。
二，到西沙群岛宣示主权
东沙岛被日本人占据，这对李准是一个警醒。他由此担心，南中国海还有其他岛屿存在类似的情况。他询问手下的将领林国祥，林告诉他，距琼州榆林港大约二百海里，距香港约四百海里有群岛，西人名之Paracel Islands（帕拉塞尔群岛，今译西沙群岛），凡从新加坡东行来香港者，这个群岛是必经之地。但因为群岛暗礁极多，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李准听了，“极欲探其究竟，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因请于安帅（指总督张人骏），而探此绝岛。安帅极然余说”［4］。按李准的说法，巡视西沙之举，提出创意的是他。但从官方史料来看，总体上主持这次西沙之行的是张人骏。
西沙“老龙头”
李准的意图很清楚，他是军人，考虑的多是主权问题。“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是他的主要目的。从个人的角度，他热衷于此事，也和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功名之心有关。他曾对自己的长子李景武说，凡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死后朝廷可以给一个“襄”字作为谥号，为国开疆拓土可以算是大功了，所以他做了巡视西沙这件事，或许将来就能得到一个“襄”字。就像张之洞、左宗棠死后都被谥为“文襄公”。他说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做不了“文襄公”，做个“武襄公”也不错。
但是张人骏的想法则更多是考虑如何利用西沙，他看到日本人在东沙岛大发其财，觉得西沙应该也有东沙相同的资源，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所以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李准等勘查西沙之前，先成立了一个西沙筹办处，调来王秉恩、李哲濬两个道员，负责筹划西沙经营之事。
此前，广东水师对于西沙群岛的确所知甚少。但是李准绝不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至少“老于航海”的林国祥可以告诉他西沙的概况，说明他可能到过此地，而东沙岛事件发生后，张人骏商请李准派吴敬荣也率舰去西沙实地查看过一次。只不过，吴敬荣并未登岛，也未作勘查和测量，他只是在海中瞭望，算是巡航而已。
在这个前提下，李准去西沙，实际是“复勘”，并且作为西沙筹办处的一项工作任务。但是此举却意义非凡，主要表现在李准登岛升旗、鸣炮、立碑宣示主权，而且做了大量勘测。因为只有这样的巡视，其海岛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为享有主权。
但这次航程是相当危险的。林国祥所说对于西沙群岛“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自有道理。特别是广东水师的军舰破旧，准备出海的“伏波”和“琛航”两艘军舰，船龄都已三十几年，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远航，还是未知数。以经验丰富的林国祥的看法，如果天气好没有问题，如果遇上大风大浪，就难说了。可是李准坚持一定要出海，而且越快越好。他和林国祥一起下舱检查军舰，林国强亲自动手查找存在的隐患，锅炉机器、桅帆绳索，无不检查。该修的修，该补的补，甚至把甲板下的铁锚也全部拉上来，用锤子一节节敲打，凡是听声音有异者，立刻更换或加固。总之尽可能地保证设备安全。
然后，李准命令准备粮食数百担和各种罐头食品。他想得非常周到，还带了许多牛、羊、猪、鸡等牲畜，各色稻、麦、豆种子，准备到岛上去放养和种植。令水手把淡水舱储满淡水，炭舱储满煤。除水手以外，他们还另雇小工上百名，木匠、石匠、油漆匠若干人，又准备木材、旗杆、国旗之类若干，以便到海岛上去升国旗。李准请林国荣作为航海总指挥，吴敬荣为伏波舰管带，刘义宽为琛航舰管带。他自己乘伏波舰，随行者除了西沙筹办处的李哲濬等几位官员以外，还包括两位外国无线工程师，一位是德国人布朗士，另一位是丹麦人那森。因为考虑到要进行大量的勘查测量以及岛屿物产的检验，所以他们带了十几位测量师和学生，还有两位化验师。全部随行人员达170余人，都有姓名可考。
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巡海航行启程，四月初五到达琼州榆林港（在海南三亚）。因为西沙筹办处同时有开发榆林港的计划，所以他们先在当地考察，并躲避海上风暴。大约一周以后，他们正式出发去西沙探岛。
据回忆，他们到达的第一个西沙海岛是今天的晋卿岛。李准记录说，抛锚的地方水极深，锚链几乎用尽，但是水很清澈，阳光之下可以看见海底的红白珊瑚，竟然大如松柏之树。有一种一丈来长的白色的鱼，在珊瑚树之间回环穿梭。他们坐上随行带来的扒艇上岸登岛。拄着木棍，踩着海边巨大的圆石上一路走过，圆石高高低低，他们也跳来跳去。忽然觉得脚下圆石动了起来，惊问“石何能行”？林国祥告诉他，这是海上的大龟，背上的龟壳都长了绿苔，不知有几千年了。
这个岛不大，长约六七里，用不了多久，可以环行一周。岛上还有一种低矮的似草似木的植物，一丈来高，亦很粗壮，枝叶横向生长。地上泥土是深褐色的，由千年的鸟粪堆积而成。岛上的鸟很多，大鸟有一人高，长嘴，不怕人。有时几千只大鸟聚集在一起，他用散弹鸟枪打过去，连打三枪，也不见鸟飞动，以为没有击中，但走过去一看，已经击倒30多只，这是因为鸟群不知道枪的厉害，甚至不知人的威胁。
岛上“似草似树”的植物
在这个岛上，他们发现1850年前后德国人在椰树上和珊瑚石上刻画的文字。他们船上的德国人布朗士能够辨识这些文字。由此可以知道，早有西方人在打这些小岛的主意。又在岛上发现一座石屋，长宽各八九尺，四围以珊瑚石砌成，屋顶用极大的贝壳覆盖。估计这是当年德国人留下的。李准在小屋里休息了一下，然后让他带去的石匠在珊瑚石上刻字：“大清宣统元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5］，并且立了一块石碑。他将这个岛命名为“伏波岛”，以纪念他乘坐“伏波”舰到此［6］。又让木匠制成木架，搭建一座木屋，在屋子旁竖起五丈多高的白色桅杆，挂黄龙国旗在桅杆上，表示此地是中国之领土。
在伏波岛上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继续寻找新的岛屿。临行前，他们把带去的牛羊雄雌各选几对留在岛上，为了使它们可以在岛上繁殖。但他们没有在岛上发现淡水，事后很担心这些牛羊将来会渴死。
看过伏波岛以后，他们觉得，西沙各岛上的林木雀鸟，基本是大同小异。
距离伏波岛30海里，他们来到另一海岛。岸边有沙滩，舢板可以登岸，于是他们登岛巡视。但不同的是这个岛上有淡水。李准让工人尝试挖井，只挖了三四米，就发现有地下泉水，味道甘甜。所以李准当即给这个岛命名为“甘泉岛”，也竖旗立碑，举行命名仪式，并且放了一些牲畜在岛上。然后到对面另一小岛，发现这个岛上珊瑚比其他岛更多，于是干脆命名为“珊瑚岛”，同样在珊瑚石上刻下岛名，并且挂起黄龙旗。
当天下午，又到一个海岛，在水边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甚至搞不清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于是采集了一些样本。在岛上巡视一周，最后给这个岛命名为“琛航岛”，因为他率领赴西沙的两艘兵舰中，另一艘名为“琛航”舰。
在琛航岛上住了一夜以后，第三天他们继续在西沙巡海。来到一个岛，他们居然在岛上遇到渔船和渔民。他问渔民自何处来？渔民说他们是琼州陵水人，每年都会趁好天气，到这里捕捉玳瑁海龟、海参以及海带等等。问他们平时吃什么，他们说吃龟肉、鸟肉以及鱼虾。问他们喝什么？他们说这里不缺椰子，不会渴死。不过他们每次都是备足淡水而来。李准告诉他们，以后不必如此，附近的甘泉岛上就有淡水。李准在岛上四处游览，发现这是西沙的一个主要岛屿，最后他将该岛命名为“邻水岛”，因为他自己的家乡是四川邻水。当然，也要立石碑，竖起长杆升黄龙旗，鸣炮，举行一个命名仪式［7］。
今日西沙群岛上的海港
此后，李准陆续勘察了西沙其他岛屿，并进行了地理测绘。因为岛屿情况大同小异，所以他的日记没有继续一一详记。只写他对一共15个岛他都一一命名，命名的除上述5岛以外，还有霍丘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丰润岛，除了丰润岛是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家乡河北丰润命名以外，其他各岛的岛名，大多是依据他随行官员和部下的家乡名称命名。
这次巡海的经历，也令李准一行大开眼界。
李准在“巡海记”里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西沙诸岛上的许多异闻趣事。例如海里居然有几尺甚至一丈长的大乌参。他在邻水岛问渔民们为什么只抓小乌参不抓大的？渔民告诉他，国内人不喜欢大的，只要小的。他忍不住用棍子和铁铲拨弄海边浅水里的一丈长的大乌参，那东西居然动也不动，只有将它的肉铲下一块，它才稍稍挪动身体。让他感叹这真是冷血动物。又如他们一天晚上听到海水里有异样的声音，林国祥告诉他，这是海龟要上岸下蛋了。于是起而观之，借着月光，看到一群大海龟从海里鱼贯而来爬上沙滩。用灯一照，海龟皆缩头不动。水手们用棍子撬它们的肚子，把他们翻过来，这样捉了20只，每只约400-500斤，够他们这一百多人吃三天。他们吃了12只，留下8只，用起重设备抬到船上，准备带回广州给大家开开眼。结果海龟太大，占了前舱很大的面积，以至于水手吃饭的地方被挤占。这些水手就拿仰卧的海龟做凳子，坐在上面吃饭，甚至在海龟肚子上打牌。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奇异的物种，例如有的形似金瓜，其蒂上开紫色之花，如蝴蝶状。花很硬，类似石质，但艳美无比。此物生长于石土，根长四五寸，用力拔断其根，流出白浆，腥味异常，类似蟹爪的味道。他们最终也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属于植物还是动物，于是带了几个回来，准备给总督张人骏欣赏一下，再交给江南劝业会展览。他们还看到岛上随处可见巨大的海龟蛋和各种鸟蛋，以及藏在海螺里的寄生蟹。他们用大竹筐装了很多此类西沙特产，准备回家时赠送亲友。
巨大的海龟
这次巡海，自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起航，四月二十三日回到广州。历时21天。回来以后，向总督张人骏报告，张非常高兴，决意要开发西沙。
于是西沙筹办处拟定了一个“西沙筹办八条办法”，内容大致有［8］：
（1）要制作海图，包括总分各图，然后将各岛正式命名，书立碑记，以保海权。
（2）化验西沙各岛磷肥的磷质，招工采取以收天然之利，并发展畜牧业和林业。
（3）西沙无粮食淡水，必须选择近地接应。可以榆林和三亚两港为其根据地。此两地可广筑盐田，在西沙开办分厂。
（4）西沙岛上可建厂房宿舍、淡水厂。粮食等有专轮运送，请派水师广海舰负责此事，并请添置兵舰巡阅各岛。
（5）安装无线电以通消息。
（6）在东沙岛、西沙岛、榆林、三亚等处分头派员负责筹办开发事务。
（7）拟聘外国高等化验师对西沙磷肥做化验，评定其价值。
（8）开办经费，约20万两白银，申请拨款。
然后，筹办处对西沙15岛的岛名重新做了命名。归之为东七岛和西八岛。
东七岛为树岛、北岛、中岛、南岛、林岛、石岛、东岛;西八岛为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南极岛、琛航岛、广金岛、伏波岛、天文岛。［9］
笔者在西沙永兴岛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些岛名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不再是李准命名的那些名称。其中原因是筹办处确定了命名的原则，即以军舰、当地出产或岛屿方位等命名，而不用地名命名。于是包括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家乡“丰润”和水师提督李准家乡“邻水”以及筹办处负责人李哲濬家乡“宁波”命名的岛屿，全部改了名。最后“丰润岛”以其位置变成了“东岛”，而“邻水岛”以其林木茂盛变成了“林岛”，这也就是今天的永兴岛。至此，西沙群岛上由李准命名的岛屿剩下4个，即“伏波岛”“琛航岛”“甘泉岛”“珊瑚岛”。后来到了1947年，“伏波岛”被国民政府改名为“晋卿岛”，这样李准命名的岛屿，在西沙群岛仅存3个。
然而，给岛屿命名之后，西沙筹办处也就寿终正寝了。他们定了“筹办八条”，考虑天气原因，决定在当年八月以后开始实施，但是当年六月，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与此同时筹办处的李哲濬也被调往江苏，继任的两广总督袁树勋考虑到人力和经费两方面的原因，在九月决定裁撤西沙筹办处，将其业务划归劝业道管理。但这样一来，西沙“筹办八条”也便无法落实了。
然而李准从西沙归来，还是做了一件大事。他在1910年编写出版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列入了西沙群岛，兑现了自己要把西沙“收入海图，作中国之领土”［10］承诺。书中的海图，都是他带去西沙的测量师和学生画的。
这本书在中国的海图中首次使用了现代科技经纬度，李准这样表述：
“西沙岛在琼州陵水县榆林港之东南，星罗棋布，延袤直自纬北一十五度四十六分至纬北一十七度一十七分五秒，横自经东一百一十一度一十四分至经东一百一十二度四十五分。共岛十五处，分为西七岛、东八岛。水深一十三拓至二十拓不等。岛产燐质、雀粪极多。宣统元年，张前部堂派员查勘，现拟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11］
由于有了清晰的经纬度标示，这本“图说”后来成为中国政府证明南海主权的重要文献。书名中的“国防”二字很重要，因为它明确地将南海诸岛作为国防要地纳入中国版图，所以成为中国政府对南海早已实施管辖的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李准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此外，李准还把他从西沙带回很多珍稀的植物、矿石、珊瑚石、海产品和龟蛋、鸟蛋等等，专门搞了一个展览，供人参观。展览会开过后，他将一部分展品拿回家里，长期保存作为自己珍贵的纪念。大约100年后，也就是距今十年前，笔者到李准的女婿段平泰先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家里，还亲眼看到过李准从西沙带回的一些花花绿绿的海滩石子、贝壳等。
［注释］
1 《张督复端督元电》，见陈天锡：《东沙岛成案汇编》第一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 参见《李提复袁督文》、《张督致外部邮部电》，《东沙岛成案汇编》第十六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3 陈天锡：《东沙岛成案汇编》第十九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4 《李准巡海记》，见《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3期。
6 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海岛名录，将此岛名改为晋卿岛。
7 邻水岛在1946年被改名为“永兴岛”，是因为“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行占领了西沙群岛多个岛屿，“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永兴号”军舰接收西沙，所以重新命名这个岛为“永兴岛”。
8 《往勘后详报原文》，参见《西沙岛成案汇编》第三章第五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9 《拟定各岛之名》，见《西沙岛成案汇编》第三章第六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10 《李准巡海记》，1933年《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3期。
11 西沙15岛，西沙筹办处定为东七岛和西八岛，而李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定为西七岛和东八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