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气象台4月25日发布沙尘蓝色预警，预计当天11时至17时北京市有沙尘天气。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出现的第11次沙尘天气，这样的频次也是近10年来同期最多的。
有网友调侃，“早上吸了一口气，吐出来一块砖。”
对于许多城市里的人来说，沙尘暴是不期而至的遥远名词。而对于住在风沙线上的人而言，这是他们曾经的日常，如何在沙尘暴的笼罩下生存，曾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68岁的山西摄影师王文明就曾经记录下这些风沙线上的人们的生活底色。2013年，他拍摄完成纪录片《风沙线上》，讲述甘肃省民勤县生态移民的故事。王文明说，在那里，更能感受到“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的力量。
在一片雪白的沙碱地上，王文明曾看见一只鸡在嘬抽出来的地下水，水进了嘴巴，鸡仰着脖子半天才下肚。原来，那个水是苦的，又涩又咸。
一场风沙后，沙山就会向前移动。王文明 摄（文中图片均为2006年-2013年间拍摄）
每次沙尘暴过后，宋和村的陈国兴和老伴就要清理门前的沙堆。王文明 摄
由于水源短缺，沙漠面积不断扩大，位于石羊河下游青土湖畔的村民的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都无法得到保障，有时要到离家10公里外的村庄拉水，或是冬天整宿不睡，烧化被冻住的水管，等待第二天一早的统一供水。很多村民选择投亲靠友、考学打工、或是根据政府的搬迁计划离开故土。但也有一些人因为耕地和生计的原因，迟迟不愿离开。民勤县西渠镇煌辉村一社村民何承祥说：“村庄哪怕有一个人在，它还是一个村庄，如果人都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距离纪录片《风沙线上》成片，已经过去十年。因为对方换了电话号码，王文明一度跟拍摄对象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何承祥是否离开了村庄，他现在过得怎样？何承祥的孙女何芳菲，在片中说长大后想当干部的小姑娘，是否从风沙线上的家走出来，去有水的地方看看？
几天前，澎湃新闻多方辗转联系上了何承祥。原来，2014年，根据当地政府政策，他们一家搬迁到了民勤县夹河镇中坪村十一社。如今74岁的他和老伴生活在中坪村，家里接通了自来水，耕种的13亩地里，苞谷和小麦都已出苗，红崖山水库开闸放水和打的一口机井，共同保障了农田灌溉。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分到了一套位于夹河镇的8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而何芳菲在复读一年后，考上了兰州的一所二本院校的英语专业，在读大二。电话那头，她腼腆地笑着说，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英语老师。目前，煌辉村依旧有四户留守的人家，但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家里都通了自来水，治沙留下了绿色植被，留守的人家靠养羊为生。
王文明从朋友那里得知，过去沙化的青土湖也重新长满绿色的苔草和芦苇，风吹动时，湖面漾起层层涟漪。当地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曾在采访中称，截至2022年，红崖山水库已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水量3.8亿立方米，青土湖水域面积已达26.7平方公里。
王文明的内心被一种声音牵动，他希望能再回去看一看故人，将第二部作品《青土湖畔》提上日程。
【以下是王文明的自述】
那口“又涩又咸”的地下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里还没有“沙尘暴”一词，民间通俗的说法是黄风、红风和黑风。在西北地区，黄风天气最为常见，《西游记》中黄风怪和其他妖魔出现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就是对沙尘暴最生动的描写。
在西北地区，不论春夏秋冬，妇女们农作时都戴着头巾，防止风沙大，沙粒吹进头发。早晚温差大，头巾也有遮阳和御寒的作用。男性出门时，也会佩戴护目风镜，避免沙尘飞入眼睛。当地储存雨水的水窖、机井和家用水井都带有盖子，条件好的人家还会给水井上锁，防止沙粒进入。
我在西北地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为旅游杂志供稿，经常到河西走廊一带拍摄。我跟拍过的四五户人家，没有一家不缺水，其中有一户还要到10公里以外别人家的水井接水，别人高兴了让他接，不高兴他出钱都接不到水。
后来，我发现锁阳城、骆驼城、黑城等很多古城的消失都与沙尘暴、水源短缺有关，萌生了用图片和影像记录沙尘暴带给当地人和村庄的影响的想法。
石羊河下游能看到一片片枯死的沙枣树。王文明 摄
甘肃省武威市下辖县民勤位于甘肃石羊河流域最下游，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是中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2006年8月，我陪一名广州的媒体朋友从武威市出发，行驶近100公里到达民勤县。正值酷暑，太阳烫得皮肉火辣辣的，我们看到一片白花花的沙碱地上，有一眼机井正在抽水，一只鸡在那里喝一小口水，昂着头停留半天才下肚，享受极了。
配图：2006年的煌辉村四社。王文明 摄
我们便把它撵走，捧起一口井水，水刚入口就吐出来了。那水很苦，又涩又咸，喝上一口一整天吃东西都是苦味。我才知道刚才那只鸡为什么仰头吞咽那么长时间，苦水难咽。有村民告诉我们，这水是从地下300米处抽上来的，只能浇灌棉花，人不能喝。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到了民勤县中渠乡煌辉村四社，村庄里大多数房屋都已拆掉，唯一一堵完整的墙上写着“抢救民勤绿洲迫在眉睫”的标语。
当时，村里只剩下盛汤国和哥哥盛玉国两户没有搬迁，他们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而村里其他的村民大多投亲靠友去了黄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等更接近水源的地方生活。原来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变得萧条清冷。
盛汤国印象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清晨都会有人离开。男人黑着脸拆掉自家住了几辈人的房屋，女人含泪打点行装。但他们家，大女儿已经嫁人，小女儿还在念书，家里的几十亩棉花就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以至于没有条件离开。
我们在他家待了三个小时，他一直殷勤地给我们敬烟让座，但就是不招呼我们喝水。那会儿，他们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原本风调雨顺的时候，一亩棉花地能挣三四千块钱，因为缺水，几乎没有收成。
他要带着水桶到几公里之外的村庄拉生活用水，洗完菜的水洗衣服、喂家禽，洗完衣服的水浇房前屋后仅有的一点绿色农作物。他说，过去一到下雨天，水塘里蛙声一片，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再也没听到过蛙声。
第一次采访煌辉村四社的盛汤国，他诉说着风沙的带来的苦楚。王文明 摄
他从院子里拿了一个长得半生不熟的小西瓜给我们解渴，我们一点都不敢浪费，将瓜皮啃得透亮。离开的时候，我给盛汤国两口子和小女儿在院子里唯一的绿色植物旁边拍了一张照片。想着再次见面时，洗好给他，对他们来说，进一次城不容易，拍一次照片更不容易。距离煌辉村四社八公里的地方，就是卫星遥感照片中拍到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即将合拢的大风口。我们驱车快到风口的时候，沙尘暴来了，狂风怒吼，天边出现一座风墙，沙粒噼里啪啦敲打着挡风玻璃，我们打着车灯，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好不容易才挪动到西渠镇上。
当时，天空又下起了“泥点雨”，挡风玻璃上全是泥浆，雨滴落到衣服上就是一个泥点子。但路上放学回家的孩子都不打伞，他们在雨里蹦啊跳啊，像是泥猴，唱着：“天爷天爷，大大下，蒸下的馍馍车轱辘大……”
我问他们：“你们很高兴吗？”
他们回：“下雨了，为什么不高兴？”
“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
2007年，再次去煌辉村的时候，我决定拍一部纪录片。
河西走廊水源的源头是祁连山。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融化形成了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滋养了河西走廊的三大绿洲。其中一个绿洲就是受石羊河滋养的武威民勤，古时称之为凉州，是“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战略要冲。
在石羊河中上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鼓励开荒种田的痕迹还在，随着人口增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原来牧区有几百头牛羊的人家，逐渐发展成有上千头牛羊，祁连山脉的积雪融水已经赶不上人们消耗的速度。而原本有着200多公里长的石羊河，在距它发源地100公里的大型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建造的水泥渠道。
麦苗刚长出来，因为浇水无望，田地都龟裂了。王文明 摄
到了石羊河下游，由于大型沙漠水库切断了对石羊河下游青土湖的补给，下游村庄只能依靠降水，当地每年水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使得下游河道干涸，植被枯萎，下游地区村庄可用的水源减少，粮食灌溉，生活用水都难以得到保障。为改善生态环境，2007年，有关部门发布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煌辉村总共八个社中选出了七个社，政府决定将他们搬到100多公里外的红崖山水库上游的蔡旗煌辉新村。
也是在这时，我循着钟声，偶然发现了纪录片中当时在读二年级的何芳菲他们学校。因为周边的很多人家都已搬迁，彼时，东荣小学里只有三个老师和九个学生。
我就想把这九个孩子记录下来。我挨个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老师在的时候，他们说的理想比较大，想当科学家、工程师。
其他同学有的想开小车，有的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一个同学说想当农民，大家都笑了，但其实他是想有一天能开拖拉机种地。
我发现年轻一代对土地的感情和老一辈农民不同，基本上学的孩子，目标都是要考出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我记得20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一位牧羊女在武威和民勤交界处的红水河旁的草地上放羊，如今，那里已被黄沙掩埋。
而何芳菲的家住在煌辉村一社，在过去水源充足的时候，他们村比周围村庄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一般嫁姑娘娶媳妇，优先选他们村庄。但青土湖没有水了，村庄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当地村民有了危机感，更多人选择去外面发展。何芳菲的父亲有开车的技术，到外面帮人拉货，妈妈留在家里料理家务和照顾老人、孩子。
当地有一句话叫“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因为生态环境恶劣，外面的人不愿意到这里来生活，而大多数民勤人也只能到外地工作。
孩子们的画依旧贴在教室的墙上。王文明 摄
在何芳菲教室，最让我触动的是，展示墙上每一幅学生的画作都醒目地写着“水是生命之源”之类的标语，他们非常渴望水源。第二年，我带了一面崭新的国旗，再次去到东荣小学。因为上次去我看到升国旗用的红旗已经破烂，想给他们换一面新的国旗。
废弃了的乡村小学，孩子们期盼水的图画还贴在墙上。王文明 摄
但我兴冲冲跑到学校,却发现学校里面一点声响都没有。我翻墙进了被沙粒埋了半墙的院子，看到旗杆歪在一边，教室里是空的，唯有展示墙上的画和窗台上干枯的沙枣花还在。我把教室墙上的画收集起来，走到哪带到哪，这几幅画像是这些孩子在诉说自己对水源的渴望，有了水源，意味着他们能有一个稳定的读书环境。
2010年，我第二次见到何芳菲时，她正坐在民勤西渠镇完全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朗读课文《金色的草地》。当时，随着村庄一个个消失，村小合并，她已经换了四所小学，最后只能去镇里唯一一所“完全小学”（包含一到六年级）住校。
何芳菲换了四所学校，这是她在已废弃的煌辉小学门口的留影。王文明 摄
“哪怕有一个人在，它还是一个村庄”
2011年9月，我去到煌辉村一社居民收缩点，认识了何芳菲的爷爷何承祥及她的父母何文远和张玉惠。后来的采访，我都住在她爷爷家里，近距离观察和融入他们一家的生活。
那会儿，北方的冬天，村里的水管每五天供水一次，每次仅供应几个小时。村民们每家每户都要出人，半夜三更到水塘边，把冻住的水管用火烧化，保障第二天水管能顺利供水。
清早，家家户户推着架子车排长队，车上放着接水的大桶，接一次水要够一家人五天的生活。开始放水后，羊闻到水的味道大老远就跑过来了。因为特别缺水，当地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节水意识，包括考出去的学生，不管在哪里生活，都根深蒂固地觉得不能浪费一点水。
何芳菲家做面条，锅里放的水只有我平常煮面一半的量，因为水质不好，有盐碱味，煮面条不需要放盐。当地人喝茶只喝云南产的一种砖茶，因为那个茶的味道特别浓，喝不出来水的怪味。她的奶奶的身体不太好，她自己感觉上了年纪，水质不好，喝了容易难受。但家里的其他人好像没有对水质提出过异议，有水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家居住的集中安置收缩点（以下简称“收缩点”），是政府为了集中管理，给这些不愿意搬迁的村民建的“过渡房”，距离村庄旧址一公里左右，隔着一条公路，国家出一部分钱，个人出一部分钱，房子一砖到顶，比他们过去的房子修得好。
留下来的村民，本以为能在收缩点永久地住下去。但2011年接到通知：一社20多户村民，要搬往100多公里外的夹河乡，煌辉村要改建为——辉煌生态园。
有的人家搬走了，但还有包括何芳菲家在内的九户人家拒绝搬迁。何芳菲爷爷说，他们去夹河乡看过，发现新的地方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少了，没有充足的耕地，意味着收入减少，还不如留在收缩点。
按照煌辉村的分配原则，原来村里耕地面积一共有2400亩，到了新的地方，分给他们的耕地只有800亩，相当于种植经济作物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此外，离开生活了九代人的故土，能不能融入新的环境，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的。
留在收缩点，到了春秋两季治沙的最佳季节，政府会大规模招工做压沙的工作，用稻草压埋纵横交错的方格沙障，打零工赚钱，还可以采摘沙漠里的沙棘、苁蓉、黄茅菜籽卖钱。而留在村庄旧址的棉花地，用地下苦水浇灌，依旧能长出棉花。
当地人没有把沙漠当成敌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治沙办法。他们用麦草方格、尼龙方格、鹅卵石、编织袋各种各样的方法压沙，目的是固定沙子，不让它飞上天。或者种一些耐旱的植物，时间一长，沙子也会逐渐土壤化。
2012年，我最后一次去煌辉村。离开的时候，何芳菲70多岁的爷爷带我去了他们家已经荒废的果园，园子里楸子树枯死一片，只剩下干裂的树干能当柴火烧。他跟我描述当年楸子树结果，长得有多茂盛，眼神里充满怀念和忧伤。
我当时不理解一个人对家乡能有这么深的情感，后来我一遍一遍放素材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才理解土地对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
她爷爷最后说了一句：“村庄哪怕有一个人在，它还是一个村庄，如果人都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煌辉村的抽水设施已废弃。王文明 摄
没有人住的村庄旧址，因为在公路边上，很快就被推为平地，成为一片空着的宅基地，宅基地上面重新种上了一些耐旱的树，像是从来没有人存在过。相比于煌辉村，宋和村的位置距离风口更近，沙尘暴来了，天昏地暗，根本站不住。待风暴过后，村庄房屋木门上的纤维被打下来了，门牌标识的颜色也淡了许多，村民要用架子车一趟趟从院子里往外拉沙子。
没有风沙的日子，是三兄弟相聚的时刻，对未来的忧虑，是他们的主要话题。王文明 摄
宋和村陈家三个老汉天天盼着政府帮他们集体搬迁，搬到远离风沙的地方。但宋和村的位置远离公路，不属于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的规划范围内，想要搬迁，他们只有依靠自己。老大陈国兴，70多岁，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他曾和老伴去北京看过儿子，但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回家了。老二陈国方最为命苦，女儿离家出走后，他天天盼着女儿回家，有一次他好几天没出家门，被人发现时已经离世了。老三陈国进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对家乡没有任何留恋，出去打工从来不和家里联系，他隐约觉得，陈国方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每当想儿子的时候，宋和村陈国进总是要拿出照片来看一看。王文明 摄
“明知道不会出水，为什么还要挖下去？”
2013年过年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见到何芳菲，我们一起逛了一次庙会。那时，他们一家的生活已经转移到县城里，父亲在外开货车，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在民勤县租房住，只有爷爷还住在收缩点。他们家把家里的20亩土地租出去，用租金维持一家人在县城的开销。
何芳菲是家里的老二，当时她在县里上初中，如果按正常发展，现在她已经进了大学校园。
2013年，《风沙线上》正式成片。最早我给这部纪录片起名为《风沙线上的人家》，希望让大家知道住在风沙线上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通过小人物的生存、成长，以小见大讲述生态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后来觉得《风沙线上》这四个字更直奔主题。
这部纪录片在一些院校引起了反响，有学生问我：“王老师，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我听了这句话非常高兴，我说，你把你今天带进来的矿泉水喝完，喝不完把它浇花，不要随手扔掉，有节水意识也是有进步。因为一瓶矿泉水对于沙漠上的人来说，可能是救命的水。
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其实是想用影像记录下风沙线上的人当时的生存状态，也想知道在未来，他们的生存环境能否得到改善。我觉得跟拍的这几户人家，都有一点像堂吉诃德似的人物，我想看看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真正的堂吉诃德是我。随着拍摄难度越来越大，片子的前途越来越渺茫，2009年，合作者退出以后，所有的费用就我一个人承担。成片以后，当时这个题材的关注度不高，片子也没有收回成本，我自己投入了十来万。我很感谢我的家人，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把这个片子做下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好像我在挖一口井,明知道不会出水，但我为什么还要挖下去？但我又觉得万一我挖出一点水？万一生态环境变好？万一这个片子能影响一部分人？
就像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过抱怨和对未来产生质疑的时刻，但请你们静下心来看看这部片子，还有一群人在沙尘暴的影响下，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在底层是怎么挣扎过来的。
煌辉村的孩子们最后一次在村里的秋千下合影。王文明 摄
尤其是这些孩子，我从头至尾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何芳菲和她的同学们从来都是笑容满面，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我问他们对家乡的最大希望是什么？何芳菲说，我希望我的家乡是充满绿色的。他们未来也想考出去，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家乡充满绿色，希望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不要消失，不要被人们相忘于江湖。
在2012年，我再一次见到盛汤国。他已经搬迁去了新的地方，正在太阳下种向日葵，由于耕地面积减少，他的收入也减少了，每亩地一年有一千元左右的收成。
时隔六年，我把洗好的照片给了他。
陈家三兄弟中，几年前，老大陈国兴也不在了，只剩老三陈国进一个人了。
其实，《风沙线上》之后，我一直想拍第二部《青土湖畔》，追踪这几户人家的近况。毕竟投入和付出过那么多，和片子中的人们也建立了很深的情谊，会时常挂念他们。但这部片子短暂地受到关注，获得了几个奖项后，很快便沉寂了下来，这也影响到我拍下集《青土湖畔》的信心。
昨晚（4月24日），我联系上了何承祥，他掩饰不住地高兴，邀请我一定要再去一趟。他很感谢片子能把他说的真心话记录下来，推动了他们生活的改善。
目前，收缩点的9户人家中，包括他家在内，有五户人家搬迁到了民勤县夹河镇中坪村十一社，这里距离沙尘暴大风口80多公里，相比距离大风口八公里的煌辉村受沙尘暴的影响稍微小了一点。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分配到一套夹河镇上的8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这是很多农民想了一辈子的事儿。如果没有这一次搬迁，可能他们家里第二代、第三代人没有办法都完成从村庄到城市的一个迁徙，因为每个子女的能力不同。
何芳菲的父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后来还考了半挂车A2驾驶证，靠拉建筑材料维持一家人在城里的生计。何芳菲去到兰州的一所二本院校读英语专业，是他们家学历最高的。
他们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命运的变迁，也能折射出国家政策对百姓生活产生的影响。我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何承祥依旧乐观，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
另外四户人家还没有从收缩点搬走，一方面，他们对土地有感情，另一方面，随着当地水源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家里也通了自来水，不用像过去冬天半夜起来烧水管。他们靠养羊为生，随着羊肉价格越来越贵，收入也得到改善。村庄里大多数无人居住的房屋门窗、房梁早已被拆走，但房前屋后种的红柳树、沙蒿、白刺等耐旱植物都还在，羊群有充足的觅食空间。
我记得，不久前新闻里说，经过生态治理之后，青土湖水域面积已达26.7平方公里，周边的村庄都已搬迁。有朋友也去拍了一些照片，照片里青土湖碧波荡漾，又有了绿色，有了涟漪。
这些年我没回去过，还没有看到。可是，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召唤我重回青土湖畔看一看故人。如果能找到理想的合作者，没有了疫情影响出行，我想不用太久，就会再见。
（澎湃新闻记者黄之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