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忌影像编辑丨Geethan
在国内摄影圈，陈海滢开了“科学摄影”的先河：他的“追日系列”作品，如《长安街悬日》，早已成为众多后来人效仿拍摄的对象。
从小就对星空天体感兴趣的陈海滢，之后将精力投入到计算难度更高的星空摄影领域，留下了《夜空之镜》《长城上的银河与气辉》等精彩的作品。
他将庄子名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理工男的思维在摄影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陈海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成就了他？他今后又将走向何方？
在他41岁生日的当天，我们有了这篇对谈。
陈海滢
80后摄影师
科学摄影倡导者
《National Geographic》特约摄影师
《中国国家地理》《中国个国家天文》签约摄影师
国内唯一一名为《Science》拍摄封面的摄影师
▲ 陈海滢 作品，北极日全食全过程。
主持人（G）：无忌影像编辑_Geethan
访谈嘉宾（C）：摄影师_陈海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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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对我来说，有压倒一切的吸引力。”
G：海滢你好，很高兴你接受无忌的采访，这也是2021年无忌影像对话栏目的最后一篇采访。先聊聊你的家庭成长环境吧？
C：我是1980年出生的，出生时家在北京房山。房山是远郊区，如果论经济发展，肯定和城里比不了，但远郊区的好处是，让我从小和自然环境接触比较多。那里的光污染少，环境干扰少。我家住的是平房，夏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萤火虫。这样的环境，和日月星辰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后来直到我上高三，我家才搬去楼房。上楼之后我们都不太适应，觉得空间变小了，也不接地气了（笑）。
G：父母对你从小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样的？
C： 我的父母都 是老师。 那个年代，教师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很好，但我父母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非常支持我去了解各种课外知识，扩展自己的兴趣。 他们不觉得孩子就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 他们觉得，你有兴趣，我们就给你创造条件。
八十年代的时候，从房山到市里非常不方便，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周末，我父亲就带着我去转博物馆，一转就是一天。那时还是单休，一周只休息一天。
寒暑假，他们就会从图书馆借一摞书回来给我看。那个年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很稀缺，我的很多同学家里，除了课本外是没有书的。
我的父母很不容易，给了我很大的尊重和宽松的成长环境。
G：你曾说，你在小学时很爱看《十万个为什么》。
C：三十多年过去，我至今记得这个场景：我在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从外面回来，骑着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从车后面卸下来一个白色的小纸箱，这个纸箱里装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那一套书，对我知识面的扩展，带给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平均知识水平是达不到那套书的。
G：你小时候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C： 就 是看书，看书对我来说有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不要说书了，哪怕是药品说明书，我都会盯着看半天。 我母亲曾说我，地上有张报纸，都会捡起来 看。
上中学时，我不爱运动，身体很差。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家里边不让他们玩，回家好好念书；我们家是我父母说，能不能把你的书放下？出去玩去！
现在回想起来，对知识的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
G：小时候就对天文地理感兴趣吗？
C：《十万个为什么》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天文那本，已经翻烂了。
G：你在高中时第一次接触到天文摄影。1997年，在老师的指导下，你用单反相机、望远镜和赤道仪拍摄了海尔—波普彗星。
C：海尔-波普彗星出现的时候，非常地亮。它是一片的，不是一个点。亮到什么程度？我有朋友开玩笑说，看着跟探照灯似的。我在房山看到的时候，它挂在天空上，非常明显。
G：当时你已经在北京四中上学了对吧？
C：对。这就要提到四中对我成长的作用：它同样提供了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允许我充分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我上高中时，下午不到15:30就放学了，放学后没有主科的课，学校为我们开设了很多选修课，我的选修课就是天文课，每周两节。我还记得当时的考试，让我们推导开普勒三大定律（笑）。
在傍晚八九点，老师组织我们在学校的小天文台上观测海尔-波普彗星。那也是我第一次用专业的胶片单反相机拍照——那时也不懂，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对对焦，最后按下快门。最后如果愿意交个几块钱，老师还可以帮你把拍下的照片洗出来（笑）。
G：看到彗星时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C：非常地神秘。海尔-波普亮度比较高的时间持续了几十天，后来我还跑到北京天文馆，用望远镜接着看。这个彗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再一次想要见到，可能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事了。
很多宇航员进入太空后都有一个感受：当他们在飞船里回看地球，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纷争、激烈的对抗，都太渺小了。
- 02 -
“摄影于我，
应是一个纯粹的东西，需要专注地投入。”
G：你曾说，在清华上大学期间，尽管学习比较紧张，可还是看完了图书馆里那两大架子的摄影类书籍。当时什么类型的摄影书最吸引你？是否有很崇拜的摄影家？
C：那个年代高质量的信息非常稀缺，清华的图书馆里也大多是摄影技法类的书籍，画册很少。我当时非常喜欢亚当斯的作品，他对风光摄影那种严谨的创作理念，对我的影响很大。
后来，在2003年的春天，北京办过一个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以下简称NG）的摄影展，我连着去看了三四次，看不够，非常喜欢。
现在我家里，有我能买到的几乎所有NG的画册。我爱人也是摄影师，她说老陈，我觉得你的片子风格很像他们。我说你说得太对了，因为我的风格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
▲ 英仙反辐射点，2016年。
G：这里面，最打动你的东西是什么？
C：其实这就要说到，我这个人是怎么看摄影这件事的。摄影是我和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这话不是套路，是我内心的想法。
NG的片子，内涵和外延 都很广泛， 不只是自然景观，还有很多野生动物、人文、科技相关的东西。 它把人类很多重大的科技发展事件、科研的成果拍得非常美。本质上，它就是一整个世界。
摄影作为一种行为，提供给我一种方式，让我的好奇心和世界发生连接和互动。
G：聊着聊着就聊到你毕业创业了。你在清华校友总会里分享过一段创业经历，你经营一家提供清洁空气服务的公司，做产业咨询师。你是否喜欢有挑战性的生活？
C ：那已经是比较靠后的一家公司了。我前后做过三四家公司，选择创业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G：直到创业这一步，家人依然支持你的决定？
C：他们未必完全理解，但非常支持。我没创业时，做互联网IT相关的咨询顾问，给人家做项目。其实做得也不错，但我觉得我给人家提供商业意见、决策依据，感觉和实际总是隔着一层。
我提供的意见和服务，人家可能采纳，也可能人家本身不是需要我的专业意见，只是需要我的身份去帮他们说些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职业的成就感不强，也是我选择创业的原因。
我这个人在个性上比较自由，有主见。不管是拍照还是做企业，其实都是自己为自己的想法承担责任。
G：如何理解事业和摄影之间的关系？
C：我一直觉得，爱好是爱好，事业是事业。事业一个重要的诉求是赚钱。但在我创业那个年代，拍自己喜欢的片子，同时还能靠这件事赚钱的摄影师，全国我认识的，也不超过十个。
国内图片库刚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入库。刚开始我觉得挺好，后来我发现他们卖得好的片子，和我拍的片子，完全是两类东西。
（逆时针翻转手机或向右歪头看图）
▲ 独石口银河拱桥。
这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去拍这些，它一定会侵蚀我对影像的理解，我会觉得卖得好的就是好片子，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片子了。你本来是一个大厨，天天让你去做烧饼夹肉，你大厨的手艺还在吗？
如果我要靠摄影养活自己，我就必须要靠拍我不喜欢的片子赚钱。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干点别的，这就是我整体的逻辑。我希望摄影对我，应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东西。
G：在你创业遇到困难时，你会通过摄影去排解不好的情绪么？
C：不会。摄影对我来讲，是一种创作，是需要专注投入的，不是一些人理解的那种休闲、放松性的活动，跟踢场球似的。它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我只有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在摄影上实现新的创意。
- 03 -
“我是一个对世界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G：接下来聊到核心的问题：创作。你开始科学摄影的最初创意，有几个众所周知的标志性事件，比如给《Science》拍摄封面、以及《长安街悬日》这张开国内风气之先的作品。
C： 如果说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2009年给《Science》杂志拍摄封面这件事。 从此之后，我对科学摄影的理念才变得非常清晰：风光摄影不再只是靠等待、靠碰、靠试错，它不再是机缘巧合去实现，而是可以在前期去把握、分析、思考，用科学的思维去指导摄影。
2012年前后，我看到了网络上《曼哈顿悬日》这张照片。它带给我强烈的视觉震撼，有一种超现实感：它不像是真实发生的，确实又是真实发生的。
当时我就想，曼哈顿能拍，北京能不能拍？后来就有了《长安街悬日》这幅作品，第一天发到图虫上，就有了好几百个赞（真实的）。
G：我觉得这就是你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可能我看到《曼哈顿悬日》，只会觉得很厉害，但你会去分析它背后的成因。
C：这就是我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看到一件事情，一定会去刨根问底，脑子始终在转着（笑）。
科学摄影， 其中的快乐在于你可以很好地去把握这件事，用自己的理性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通过探索达成的。
去不断探索新的拍摄方式，创造没有人拍过的影像，这时候我是最兴奋的。
G：聊聊这张《CBD月升》的拍摄过程吧！
▲ CBD月升。
2 018年5月，我印象很深。 五月下旬连续刮了几天的 大风，我就马上意识到，连续刮大风，是空气透明度最好的时候。 当天是5月27日，晚上应是满月。 我就想，这么好的能见度，又是满月，我应该去找一个远离城区、能拍到北京城市天际线的地方，将CBD和月亮拍在一起。
我根据月亮的角度，计算最远能到达哪里，发现应在香山附近。下午四五点钟，我就开着车往香山走。到了位置一看，发现是在植物园的山上，但被锁起来上不去。这时离月升只有一个小时了，只好寻找备份点。我开着车在香山里钻来钻去，路很窄，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突然，绕过一个弯，整个视野打开了。整个北京城像一个模型，摊在面前，一览无余。但是这个地方没法支机器，我又在旁边找到一条小道，最后完成了拍摄。最初我希望月亮可以从中国尊的左边升起，穿过中国尊。最后实际没有这么理想，但依然是一张很棒的片子。
G：没有达到你心中最完美的状态，你会不会很抓狂？
C：不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都能成功，这就意味着以后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更加成功。
这个机位就在香山的一条防火道上。每年有无数爬香山的人从这里走过，但从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位置可以拍出这样一张照片。
G：我有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你通过采访、分享，把这些东西公开了，大家就会去复制你的机位，拍出可能比你更好的作品。不断类似的照片涌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
C：确实，我从来都不藏私。我一个人再厉害，也不可能去拍摄所有的科学影像，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拥有科学摄影的思维。你问我在哪能拍到，我都会直接告诉你。
《长安街悬日》这种拍法，最开始的小火苗是我点着的。木樨地的天桥修了好几十年，2013年，桥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现在要想占位置，得几点去吗？前一天晚上十点。
水涨船高——这也逼着我放弃传统位置，探索新的位置。这对我来讲不是坏事。
我觉得我创造的不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种新的摄影方式、思维方式。
▲ 长安街的日落。
G：你目前为自己设立的人生目标是探索500个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样的目标，也可以追溯到NG对你最初的影响。
C：说得更底层一点，本质上我是一个对世界好奇心非常强的人。我和我的爱人能走到一起，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俩从成长的地域环境上看差别很大，但我们关系很好的原因，就是对自然历史文化有着非常强的好奇心。
我好奇心特别强，功利心比较淡。有些人问我，你喜欢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不管它有什么用，我喜欢，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是拍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我依然会去琢磨，怎么才能拍出不同的视角？
G：在拍之前，你会分析别人的作品吗？
C：肯定会。我还去看谷歌地图、去做三维建模。在三维模型上，我就可以大概分析出来，什么样的角度，会得到什么样的照片。
比如我去埃及拍金字塔，我就要用模型，预估太阳从哪里升起，我需要金字塔离我有多远？离我这么远的金字塔，有没有拍摄的机位？如果有机位，我和金字塔之间有没有障碍物？
G：什么都算好了，不会觉得少了一些乐趣吗？
C：这个过程本身多有乐趣！我事先想好的，和我到地方拿着相机拍出来的一模一样，这多有乐趣，是吧？
G：科学摄影你也做了12年了，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可以挖的东西？
C：太多了。这两年我写了一本书，顺利的话明年可以出版，算是一次关于科学摄影的思路汇总。
科学摄影说到底就是两句话：用科学去指导影像的拍摄；用影像去表现科学。
G：影像又如何表现科学？
C：我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一位古生物学家叫邢立达，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他有一次拿了一个琥珀，里面有一些痕迹。琥珀壳是距今几千万年甚至一两亿年前形成的。他弄不清楚这里的痕迹到底是什么，就说想用拍照的方式分析。
拍照分析初步的结论，认为这个痕迹是印痕，类似于我们踩了一个脚印，但脚印的生物本体已经消失了。后来我说，要不我们试试别的拍摄方式？我就拿着我家里的紫外线手电筒，去照射这个琥珀。从摄影的角度说，顺光是不容易展现立体感的，侧光可以。我就说咱们改换侧光拍摄。
这个时候，大家看清楚了，这个痕迹不是印痕，原来的生物体依然在里面。经过后续的分析，确定这是一种海生生物，邢教授说这是他这么多年古生物研究最嗨的时刻之一。
如果没有科学和影像的结合，甚至可能影响本身的科学结论。影像在推进科学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怎么验证的？就是去拍照片，阿瑟·爱丁顿拍摄的日食照片。 科学和摄影本身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G：你很沉迷于这两者间产生的化学反应。
C：对。
（逆时针翻转手机或向右歪头看图）
▲ 长城上的银河与气辉。
- 04 -
“理性可以永远延伸。”
G：想和你聊聊，你对于科学和艺术的理解。你曾经说自己拍摄的作品不是艺术。
C：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没有受过专门艺术训练的人，他觉得一幅影像有意思、好看，认为这幅影像对他而言有价值。我自己属于这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艺术家的层次，他们更看重自我表达，作品不是给别人看的，作品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理念。这个层次坦率说，我不了解。
反过来说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公众要能够注意到影像，并对其产生审美、愉悦感，产生一些意义。
我觉得科学和艺术是两种思维方式，一横一纵，它们是有交叉点的。艺术家的层次，主观性很强，我认为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追求的是公众意义上，大家能理解的东西，我认为这背后一定有共性的东西。
其实以前很多科学相关的影像，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表达，只有小圈子看得懂，但公众觉得不好看。 我现在拍摄的科学影像，就是把这一类东西变成大家能看懂的、大家觉得有意义的。
G：在观看央视纪录片《追日行动》时，你和朋友一起记录地球空间站掠过月亮的过程令我印象深刻。最终空间站掠过月亮的瞬间，只有不到1秒钟。这里打动我的，是你能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方法捕捉下这个极致的瞬间。
这种极致的理性、计算带给我的震撼，我觉得和去博物馆看艺术作品带给我的震撼，二者有相似的地方。这不是一个采访问题，只是我的一个感受。
C：我现在能从科学的角度想明白一些，比如审美背后的心理学因素。到了更高的精神层面，还需要继续去思考。
G：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科学和艺术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很多大艺术家的作品里虽然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赵无极、波洛克的作品，但却沉淀出非常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很多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肯定了佛教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力。
科学的尽头是不是精神？精神的尽头是不是理性？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C：关键看我们如何定义科学。如果把它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思索和探讨，那么它将永无尽头，理性可以永远延伸下去。
G：今天是你41岁的生日。从2009年，你29岁到现在，你觉得自己获得了怎样的成长和改变？
C：首先是观察世界、探索世界的视野打开了。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有追求。有的人一定要吃好喝好，有的人一定要赚更多的钱，我在物质上的追求没那么强，在精神上的需求比较强。我喜欢摄影，也是因为摄影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
G：这种打开可以理解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广度的，比如你去拍摄世界遗产；一个是深度的，比如思维上的变化。
C：没错。对于科学摄影的思维，我经历了从萌芽到明确，再到系统。把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归结成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找出一般性的答案，再还原回特殊的场景中，这是思维层次的提升。
以前去拍个月亮、拍个太阳、拍个星空，是一个个的点。现在这些点逐渐串联成面，面又逐渐立体起来，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
G：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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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编辑 | Geethan
图片提供 | 陈海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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