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节，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老师回缙云过年，一群有志于讲好乡村故事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从全国各地前来相聚。“缙小组”深感机会难得，盛邀他们深入采访缙云的13位省市“兴村治社名师”。缙云组工开设“我是缙云'村书记’”专栏，陆续刊发他们的部分采写成果，今日推送《何伟峰：“杨梅书记”上下求索的治村路》。
书记名片
何伟峰，1970年2月生，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开始担任仁岸村村委会主任，1996年开始担任仁岸村党支部书记。2012年当选县人大代表，2022年当选市人大代表。曾获优秀县人大代表、缙云县最美治水人物、缙云县劳动模范，丽水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水市劳动模范、丽水市首批市（治村）名师、丽水市担当作为好支书、丽水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优秀个人，浙江省千名好支书，浙江省“千万工程”美丽浙江建设突出贡献个人等荣誉。
村庄名片
仁岸村位于缙云县中部的舒洪镇，是盘溪、贞溪、章溪三溪交汇点，距县城10公里。现有户籍人口2682人，共有15个党小组、24个村民小组，其中党员121人，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271万元。曾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第一批绿色村庄，国家级3A景区，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善治示范村等荣誉。2022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
一、从“外出创业者”到“村庄建设者”
我是何伟峰，20岁的时候就担任了舒洪镇仁岸村的村干部，如今是我当村干部的第三十三个年头。可以说我把人生中最好的三十年都给了仁岸村，现在回忆起来感慨很多，有成功也有遗憾。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敢闯敢拼的人，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16岁的时候就敢出去跟别人学习经商和办厂，在台州办活性炭化工厂。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财富是靠闯出来的，我不能坐在村里种田等饭吃，往外跑哪怕赚不到钱甚至赔了钱，也能涨涨见识。
图1：何伟峰书记，舒洪镇提供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去创业的本金是跟村里人借来的，当时东凑西凑借了一万块钱。人年轻的时候胆子大、主意多、有劲头，但毕竟还是年轻，有时候想问题不周全，经验也不足，结果就是亏没少吃。比如说当时办活性炭厂其实是一件很赚钱的差事，但因为我缺乏环保意识，用的是比较简陋的制作工艺，一些排放没有达到标准，把周边的环境给污染了，尤其是把一些柑橘农作物田给污染了，厂子开了一年就被叫停了。厂子虽然被叫停了，但最后算下来其实还是盈利的，因为在80年代，我工厂一天的盈利就可以赚上千元，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赚大钱了，但是这种成功没有延续性，赚的是快钱，所以失败了。这件事以后我模模糊糊地懂了一些环保的概念，知道经济搞得再好，污染了环境最后也是没有出路的，这些知识当时在课本里面学不来，都是我真金白银吃亏得到的教训。此后又创办了小企业，还是以失败告终。
我摸爬滚打闯了四年好像都没有成功，但我当时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那次回村我隐隐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更适合先从农业开始做，我有拼劲、有想法，最后一定可以成的，而且我想的是不仅要自己富起来，更要带着我们全村富起来。
图2：夜色下的仁岸村，舒洪镇提供
到了20岁下半年的时候，刚好我们村里在进行村干部换届，在节骨眼上我作为年轻人给当时的领导提了些建议，但他们觉得我太年轻不是很相信我。我心里非常不舒服，虽然我当时创业的小企业失败了，但至少三四年在外打拼多少也积攒了一些外头的经验，有些经济上的概念和想法我肯定比村里的老农要先进一点嘛。
我当时心里不服气呀，你越是看不起我，我就越是要和你争，我就要努力争到村干部这个位置。还好因为我早早就出去创业，赚了些钱，所以在村里跟我同龄的那批人中有一些威望，他们一直以我为榜样。我就跟他们提出来说我要当村主任，他们二话没说就拥护了我，所以我当时票选是非常高的。
当时还有个故事，在1996年就是有个年纪比较大的村支部书记，他觉得我这个年轻人可以培养，他心里是想让我来挑这个重担的。结果到了镇里却不肯了，说是村里任务太重害怕年轻人担不起来，最后给我提了一个要求——我当支部书记可以，但不能让老书记全退掉，要把他选回来做村主任。其实就是调换一个岗位，这样可以传帮带我。从当年3月份一直拖到6月份，终于发了聘书，我就这样坐到了村支书这个位置上。
图3：仁岸村西入口，舒洪镇提供
我当上村支书以后的思路首先是“主打产业”，这是我创业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先让村庄富起来再说。“主打产业”就是说我们仁岸不能再零零散散地种粮食了，村庄里没有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我一辈子基本上干的就是一件事，就是培养我们村的产业，而且是“精培”。但是产业有那么多，要选择什么产业呢？搞工业吧，因为我们地少，又没本金又没技术，人家不会来你这里投资的。搞旅游服务业就更不可能了，我们这儿当时啥都没有发起来。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土地上面去做文章，搞农业，但又不是搞那种传统农业，要搞新农业、搞高效益农业。
实际上我上任后，真正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本村产业的培养，第二个就是对村庄的全面建设，其中包括一些对村里面的功能布局、生态优化和乡风培育。第一个问题是最要紧的，因为村民、村集体没钱的话，根本就搞不了村庄建设。所以这是“分两步走”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整个村庄的规划我们还没做，但都是按照村两委定出来的一些计划去逐步地实施。因为请人制定一个村庄规划要花上百万的钱，不是一万两万就能做成的。另外做那种全盘规划最后也不一定真的能落地。所以对于村庄而言，你不能搞一个看上去很漂亮的大规划，你要一点点来，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再想那个问题，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由于村里财力有限导致的。所以我第一步培养产业的目的就是先让大家富起来、让村集体富起来，有了钱干啥都好说，没钱干啥都迈不开腿。
图4：何伟峰书记讲课，舒洪镇提供
我们仁岸的农业产业最早是在“香菇”上做起来的。1993年的时候，我和香菇结了缘。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去庆元那边，看到他们种的香菇，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一般印象里面香菇和木耳一样都是种在木头桩子上，但是庆元那边不是，他们是培养菌丝，然后种在一包一包的菌丝袋上，这就对种植空间和原材料的要求低很多了。所谓菌丝袋，就是用木塞或者树木之类的原材料弄成粉，装在袋子里用粉袋来养香菇菌丝。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们这边废料木头很多，山上随便砍砍或者捡一些干枯的草料都可以用来做原材料，这些原来都是做柴火拿来烧掉的，利用价值不高。
我这个人虽然说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有反应力。这就是商机啊！我仔细地问了他们一袋香菇产出多少钱？他们说一袋香菇4块钱，售价不高。但是一袋的木料可能就只有一两毛钱，成本极低。这样获利感就强了不少，赚钱无非就赚在两头，要不高价卖出、要不成本低，这么种香菇我们可以在成本上赚钱，我就慢慢琢磨，想把他们的技术学过来，中间还请了一些专家过来做指导。
当时放在全县来说香菇也是比较高级的东西。我小时候有一个叔公在龙泉当伐木工，偶尔在山上采到几个香菇，放到肉里面去炖，那个香味是形容不出来的。我如果在仁岸用老办法种香菇的话，不知道从哪搞那么多木头，但现在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菌丝袋就可以种植了，我就想能不能把香菇引到我们仁岸来。有了一些基础的技术之后，我开始在村里试着推广，刚开始是我们几家试种，等到成功一点摸出门路后再教别人家种。我第一次去劝说的时候劝动了三家群众，他们说“你是要给我承诺的，何村主任，如果亏了谁赔？”我说“我赔”。
前三户种到最后很成功，当年就盈利了，人家看到你成功了也愿意学。刚开始我们种出来的香菇不是批发处理，也不是跑到外地去卖，就是简简单单地把香菇挑到街上去，别人就都把我们的香菇抢掉了，毕竟那时候香菇少嘛。然后第二年我们又增加到17户，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已经有93户了。93户的产量就有点大了，需要考虑营销的事情了，刚好我那时候跑出去看到了金华的一个冷冻厂，谈妥了以后我们的香菇就送到那里去做成香菇干。到后来外地的客商也慢慢进来了。福建的客商进来得算比较早的，他们进来采购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他们需要香菇干的这个需求，就促进了我们村延长香菇种植的产业链，烘制香菇干慢慢地变成村里的一个项目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越做越细，碰上买香菇干的客商我们就加工成香菇干，来买鲜菇的客商我们就提供新鲜菜菇，渐渐地分级的感觉也出来了。我们的收购产量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大，又种香菇、又做烘干、又卖菜菇，也蛮赚的。
图5：何伟峰书记带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舒洪镇提供
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香菇产业，当时产值非常高，一亩的大棚香菇可以收入到3万块钱左右。因为我带头发展的香菇产业初具规模，县里看到了，就让其他地方跟着我们一起推广香菇种植。所以说起来，当时缙云的香菇是在仁岸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我回村也不是说完全为了自己，如果大家能一起富为什么不一起富呢？当时我在发展村庄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我自己。我把香菇引进了，他们赚钱了，我也赚钱了，这不就是共同富裕嘛？我做的是香菇的生意，把它运到青海、青岛、大连、杭州的速冻厂，我们自己对接联系，把香菇从农户家里收购来卖出去。在中间我们作为营销赚的钱可能是10户的总和、也可能是20户的总和，因为我们做的是营销，他们做的是种植，利润的大头肯定在中间的营销环节，但我们营销做得好也保证了种植农户们的利益，所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培养了我自己的商业思维。
开始的时候，缙云就是我这个村比较早在发展香菇规模种植，到最后全县都开始种香菇的时候，我们由于占据先发优势已经开拓了很多营销点，比方说省内有杭州的、金华的，以及面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一些冷冻厂，后来还运到大连、青岛等更远的地方，产量和需求越来越大，我们这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蔬菜基地，体系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框架就一点点成型了。
其实，从香菇开始做起很符合当时我们村的条件。如果我们村自然条件稍微好一些可能不会走这条路，我们也是被人多地少的环境逼出来的。因为香菇基本上不需要加工，哪怕是做香菇干也只需要把它烘干，工厂占地不需要很多、工序也很简单，将新鲜香菇送入烘干房后，把柄剪掉，直接放在烘干架上烘就行，每家每户也可以自己烘，机动灵活。
带领大家种香菇的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实际上当村干部跟经商管企业是一个道理，你要掌握来自上面的政策性动向，要有敏感性，你不能走在政策的后面，不能等着政府来找你。以前都说要向政府要资金补助，我却总觉得像在找政府讨饭吃，很不自在。钱下来以后花得也很快，这样下去慢慢地就不会再去主动想怎么致富、怎么建设乡村了，天天就等着政府拨款，要不就是生硬地去执行上头发下来的文件。但现在我们走在前面的话，每年上面各个部门看到我们做得好，他们会主动过来找你，给你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所以如果现在你想去搞新发展，一定要有一个敏感性，不光是对产业的发展也好，对自身做的任何东西都是要有敏感性，说白了就是要干在别人前面。
图6：村庄项目建设，舒洪镇提供
我们这个村在90年代以前真的是跟其他的贫困村一模一样，没水、没电、没路灯、没硬化，甚至连路都修不好，村庄里全部是土房子，算得上是最原始的一个村庄部落。经过这些年的慢慢投入，我们逐步用现代化的建设理念来改进一些产业结构，慢慢培育一些产业，把村里的经济条件提升了。这种提升总要有个起点，我们村的这个起点就是香菇。有了起点以后，我们也没有说就埋着头自己干，我们积极去联系上级政府，去找上面的专家过来帮我们，这就是“借势”。我们基层干部发挥能力的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一定要借上面的“势”去实现我们最大程度的发展。
有了上面的支持还不够，你还要让“下面”的人愿意跟着你一起干，就像我们刚开始发展那些农户，劝他们改种一样。农村干部不是说你做了哪件事，你就能形成在村民中的威信，你要有长期的投入和新点子。换句话说，如果干部能真心为村里干事，那就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新想法，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
另外对村民来说，你帮助他们10件事情，有1件没帮忙完成或者没做成，都有可能不记你的好。所以村干部刚开始一定要牟足劲把每一件事都干好，能扭转村运的事，把威信给建起来，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后面的琐碎事就会少很多，慢慢地让他们心中以你为主导，把你看作主心骨，那你就算成功了。我不求全部村民对我好，都能理解我，我只求90%的人说这个村庄靠你了，那我就算成功了。
所以，对上对下，村干部都要有一套办法，这个和我管企业也一样，所有的人都要顾及，事情才能做成。
二、从“香菇大王”到“杨梅书记”
说到我们仁岸，现在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香菇而是杨梅了。
图7：仁岸东魁杨梅，舒洪镇提供
“仙居杨梅”“东魁杨梅”和“仙仁杨梅”这几个名字，大家总容易搞不清楚。其实，“仙居杨梅”，仙居县那里产的杨梅，不管小的大的，都叫“仙居杨梅”。“仙居杨梅”又分为“荸荠种杨梅”跟“东魁杨梅”两种。“荸荠种杨梅”是一些自然生长了几百年的杨梅品种，是个头很小的那种杨梅，也有人管这种杨梅叫“野杨梅”。
那么“东魁杨梅”是怎么来的？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缙云县跟仙居交界那里有一个叫“东魁”的农夫，他发现有棵杨梅树结的果特别大，就把那棵杨梅树给培育起来了，于是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变异的杨梅品种叫“东魁杨梅”。
至于现在大家熟知的“仙仁杨梅”，是我们村自己创立的品牌，是我们村打在杨梅包装袋上的品牌名字。
为什么我们会和杨梅结缘呢？当时有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缙云县在1991年正在发展“一村一品”。“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了，乡村要发展就要结合自己的特殊性搞特色产业，这个村种茶叶、那个村搞养殖，我想我们仁岸可以搞什么呢？
图8：何伟峰书记给村民发放果树苗，舒洪镇提供
可能是天意，也可能是偶然，最后我们瞅准了杨梅。要知道当时整个缙云县基本上没有人挑选种杨梅，仙居也只是在古代的时候有几棵树而已，没有大面积成片地去种植。种杨梅靠天吃饭，天要是下雨了就没得果结，就没收入；天气好了才能收一些果，你要是搞农业按照这个路子去搞，不饿死才怪。虽然说农业要“靠天吃饭”，更要想办法“人定胜天”。
虽然我当时心里也是很朦胧的那种感觉，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我知道“规模”和“稳定”这两个词是搞农业的根。你要种水稻那些粮食作物确实够稳定，大家都会种，没什么难度，但我们缙云人多地少，耕地稀稀拉拉的，种出来没什么效益。杨梅就不一样了，风险越高收益越大，最后形成产业链的东西可能是别人最难学去的。所以光有“规模”和“稳定”还不够，还要想办法种别人种不了的、不敢种的，“物以稀为贵”，我当时就凭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直觉，笃定我们要种杨梅，预测最后产生的经济价值会很高。
说到种杨梅，可能还和我小时候的记忆有一些关系。在八九十年代都没有好水果，估计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吃水果的想法，毕竟饭都没得吃，对水果这个品类没有概念。记得有次，一个仙居的农民拿着两筐杨梅，骑着自行车跑到我们这边卖。他是怎么卖的呢？按个卖，一个杨梅卖一分钱，那时候一分钱也很大的，我没有钱，就在老妈那里讨了几分钱解馋，吃下去两眼睛会放光，因为这个仙居杨梅确实和其他水果味道不一样，太好吃了。每次想起来这个经历，我就觉得种水果就要种“仙居杨梅”那种好水果，又好吃又赚钱，这个童年的味道算是我后来选择杨梅的一个次要原因。
图9：仁岸村农耕园，舒洪镇提供
我们正式开始试种杨梅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已经当上了村民主任。开始的时候我就说，种就要成规模，不能小孩过家家，经村两委讨论初步要种500亩成品杨梅，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老农不认可杨梅的种植，因为杨梅苗1块5毛钱一棵，那时候1块5毛钱他们会觉得成本太高，拿不出钱轻易去种一个陌生的果树。农民思维是有惯性的，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刚开始没钱没技术，大家又对种杨梅没信心的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另外，杨梅的生长期很长，要五到六年杨梅树才能达到结果的标准，五六年一般人是等不起的。
遇到这个困难，我是“硬”的、“软”的办法都试了试。首先是硬办法，我们那儿一亩山地可以种30棵杨梅树，一般政府分下来的“自留地”落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一人一亩，我就要求在我的规划区里面那片地必须要用来种杨梅。
但是光有“硬招”也不行，也得有“软”办法，而且是实打实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我们发动自己的一些亲戚，先从自己家开始种，让别人心里放心。另一个办法就是一棵苗1块5毛钱对村民来说太贵了，我就想能不能和农村信用社那边贷款，把村民的压力降下来。我们通过不断地和信用社谈、磨条件，他们最终愿意一棵1块5毛钱的杨梅苗给我们贷款贷掉7毛5分钱。
但是贷款是要有担保的，我就跟信用社说，这个担保不能让村集体来担责，所以最后是以我个人身份去签的这个贷款的担保协议。我当时心里也没底，但必须硬着上，因为是我最早提出的这个想法，我肯定是最大的责任人和担保人。就这样，我们慢慢把这块自留地给发展起来了。
所以当村干部，做群众工作很重要。我当村书记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可能就是在鼓动大家种杨梅的时候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因为农民思维总是有惯性，他们不喜欢风险，就觉得我的地头上一定要种一点稻谷，如果田里面种的都是果树，他们心里会不踏实。这和咱们长期以来农业社会的心理有关系，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以前是没有种植这些经济作物的想法的，先不挨饿才最重要。大家是今年产的粮食放在粮仓里明年吃，明年种的粮食后年吃，这样稳定，心里也踏实。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哪年就碰上自然灾害了，家里没水果吃可以忍住不吃，但家里没米吃是会饿死人的。
可是，现在毕竟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家有大市场，不愁没有粮食吃，什么时候都有粮食卖，所以这时候像我们这些种粮效益不高的地方就要“求变”，就要逐步改变那些守着稻谷的思想。我们农民其实不是脑袋最尖的人，他们会符合大多数群众的一些习惯来达成自己的意愿。
图10：仁岸村村民别墅，舒洪镇提供
我们不会去剥夺村民种粮食的自由，就让他自己种，但是我会给他一些选择，让他看到我们的收益以后，思考别人一亩樱桃收益2万块钱能买多少粮食，他会自己心里去转换。你要教会他们算账，种什么最赚钱，慢慢地培养他们自己思考做选择的能力，只有他们心里真正接受这个想法了，你才能动员得起来。农民的收入账要经常给他们提醒、给他们算。
所以，种杨梅和种香菇是一样的，都要考虑上下的协调问题，两头都协调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进入种植的阶段。到了真正种杨梅的阶段，也是关关都难。
技术关是第一关，也是生死关。当时别说优化杨梅品种了，我们连最基本的剪枝疏果怎么搞、农药肥料怎么用都还是一片空白，没人教你怎么种杨梅，书上的一些知识又不适合我们仁岸的实际情况。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对策就是先靠自己。靠着村里大家的想法和经验，一个方法接着一个方法去试、去摸索。杨梅技术攻关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控水”的问题，杨梅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水果，雨水对杨梅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我们浙江雨水这么多。以前我们这边的杨梅那真的是“靠天吃饭”，2023年雨水少结的果就多一些，2024年碰上不停下雨那可能就颗粒无收。但现在，我们通过覆膜、精准灌溉等技术已经慢慢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少雨的季节，我们人工浇水，浇多少水合适要精准把握，我们搞了好几个对照组，把这些技术细节慢慢试出来，这个需要耐心，也要花成本。有些办法那真是靠着种茶或者以前种水稻的土办法挪过来的，所以我们农民也是很聪明的。总之，现在雨水对我们杨梅种植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另一个就是学习别人，学习专业知识。虽说主要靠自己，但也不能老是闭门造车，农民也需要新技术来支撑。我总是跑到省里、市里的农科院去对接，请专家来我们这里指导。省里、市里领导看到我们这么积极，也悉心扶持我们，派农业专家来我们这培育产业，慢慢地，这些早期的技术难题都一点点解决了。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省里的一个政协主席带了一大批的农科专家过来，对我们进行杨梅种植辅导，我们村的农民其实当时已经积攒很多经验了，但不管心里有多懂，最后都很虚心地跑到山上去听他们怎么讲，一个人都没有缺席。
图11：认真听课的村民们，舒洪镇提供
我们种植多年杨梅果树以后，实战的经验比他们搞理论的专家可能会更强一点，但是理论的东西多听一点绝对没有错，听多了自己也能说出来经验，也能把自己的实战经验用专业的语言说出来，从而把自己的经验告诉更多人。像我们这样平时采杨梅、管理杨梅的农民，到冬季的时候已经全部是可以出去外省当师傅的水平了。早年，县里派了我村的一个师傅到四川指导他们，那边是和我们缙云进行农业结对的，当时他的水平当整个县种杨梅的师傅都可以了。所以我们自己有经验以后还要多出去交流，交流多了不仅自己长见识，别人也长见识，对大家都是好事情。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次我问了省农科院专家一个我们在平时的种植过程当中碰到的老大难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仁岸的杨梅上面红、下面柄的地方不红，这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因为杨梅底部晒不到太阳，光照太少，但我们一直也想不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农科院的专家过来一看，说这事其实很好解决，也不需要花多少钱，你花三块钱到农具店里去买反光膜，闪闪发光的那种，一棵苗底下挖个洞放一个反光膜，这样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它又会反射回去，整个果树上的果子就都熟了。后来我们验证这真是个金点子，做了十几年都没想到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交流学习真的很重要，做农业只靠自己，在今天这个技术时代是越来越难做成的。
说到技术，我们对杨梅冷链运输技术的研究也是一点点摸索起来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需要用冷藏的方式来运输鲜果，但是杨梅对冷藏温度的要求比其他水果要苛刻得多，杨梅放到冷藏箱中如果低于零度以下就会很快熟了甚至会烂掉，因为低温会破坏杨梅的纤维，再把它拿到常温下就会影响口感和味道；但超过5度又难以起到真正保鲜的作用。最后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是1度到3度的恒温，这样的保存方法可以锁鲜杨梅10天左右，这些精确的数字都是我们慢慢研究出来的、吃亏吃出来的，再加上一些农科专家的辅导。
另外，大家印象里可能认为水果种植是有大小年的，大年收获多，小年收获少，大小年交替出现。但我们仁岸种杨梅就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我发现实际上植物跟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个恢复机制的，他们口中说的小年可能就是植物大丰收年份后没有恢复好导致的。比方说我们2023年的杨梅采完以后你必须马上施肥，不能拖，马上把它需要的营养补回去，而不是说收完果子就万事大吉可以躺着睡大觉了。如果2023年你把杨梅采了以后不施肥，偷了懒，不把它要的养分补回去，它恢复的周期就会被拉长，要到第三年才会恢复过来，这样就形成了植物的大小年概念。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科学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是我们自己种杨梅摸索出来的。那么逐渐时间长了以后、经验足了以后，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种植杨梅的一个体系，你会发现我们采完杨梅后还要忙一阵，就是去补肥，为来年做准备。
种植经济作物还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我们种杨梅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从2000年开始，中央的一号文件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主，当时这可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这可是中央的一号文件，说明国家是非常重视农业发展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村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难处也不一样。所以政策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你不能等着政策去养你，你要自己动脑筋、动手干，好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种的杨梅也见成效了，业绩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会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优势，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你不能老是等着政府去推你、去养你。
图12：何伟峰书记传授种植技巧，舒洪镇提供
一关过完后又是一关，技术关过了以后是销售关。实际上在农民的概念里面，销售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东西，因为他们把心都操在了种植上面，对于怎么卖这方面的感觉是很弱的。但是现在“再好的酒也怕巷子深”，销售搞不好，种得再多、再好也没人知道。
在2016年以前，我们靠的是村里面几个脑子比较尖的果商，他们之前出去学过怎么做生意，就成立了三四家合作社来营销我们整个村的杨梅产业，都是合作社收购完，然后包装，最后再发货去各个地方，这个阶段我们村村民还主要是在搞种植的部分，最后的定价和收益的主动权都捏在别人的手里。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互联网已经这么发达了，还要靠别人来帮我们销杨梅，我们就不能自己销吗？虽然我们不会什么高深的网络知识，但也可以靠着最简单的互联网，就是微信来推销啊，哪怕刚开始啥也不会，也不能一直不学，把销售这个利润最大的环节捏在别人手里吧。
所以我们最早就靠着微信，用亲属朋友的关系来推动杨梅的销售。2016年的时候我开了个座谈会，把在外地打工和上学的人都找过来，对他们说我对他们要求其实不高，就对家乡的这个杨梅产业要有所贡献，而且这个贡献也不要贡献给我，就贡献给你们自己的父母，把你自己脸皮拉下来，帮着父母把家里的杨梅营销出去。比方说你老爸种了100斤杨梅，他卖不掉的话只能低价处理给其他商贩，商贩赚的这笔差价是从你老爸口袋里赚过来的，那么你家里的收入就少了，所以你要帮着家里把杨梅卖出去，这是能为家里分忧最好的办法。
当时QQ、微信等这些软件差不多很成熟了，我就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比方说你在杭州读大学，回学校的时候叫你老爸送给你一箱杨梅，去分给你同学叫他们吃一下、尝一下，好吃的话就把他们发展成顾客，每年杨梅熟了就问问他们要不要杨梅。我们这是最土、也是最实际的广告，我不来打这个广告，那我们村的杨梅就永远也走不出去。你送一点给别人，看一下能不能对上口味儿，对得上的话努力发展成长期顾客，买得多了还可以打个折，你也赚钱了别人也享受了，是个双赢的事情。
我们第一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非常成功，网上的销售额保底就达到七十几万。这个数据其实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统计方法，因为我跟顺丰快递签订了合同，它每年寄出去有多少单，就按照这个作为依据。我们测算第一年就达到七十几万，第二年达到800多万，第三年达到1700多万，2000年就达到2020多万。
我们就靠着这种方法把自己的杨梅推销出去。现在直播带货很火，有人说我们要不要搞直播带货，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村产的杨梅数量也有限，靠着微信销售和实地采摘差不多能把我们村的杨梅都销售出去，这时候你搞直播带货，我们产量跟不上的话就会出问题。
互联网是很好，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去跟风。我们现在就靠着口碑在做生意，让吃过仙仁杨梅的人一下就记住我们，这样的话到了2024年自然而然就想起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做成功了，还需要每年花大力气去推广吗？也是从事农副产品重要的经验——叫得再厉害也得需要真的有好货。拿我自己说也一样，我在东北和西北吃到过的羊肉很好，我们本地的土羊肉我就不想吃了，一到冬季的时候，我就让北方那边的朋友把牛羊肉邮寄过来。一样的道理，品质好人家自然会记住你。
图13：仁岸杨梅个大肉甜，品质优良，舒洪镇提供
销售是门重要的学问，你搞不好销售连村民这关都过不去的。比如最开始2008年之前的时候，因为还没探索出稳定的销售渠道，加上那时候冷藏技术没琢磨出来导致成熟的杨梅不能长期保存，坏掉了很多。村里有人冲动起来把我们杨梅山上的果树砍了好多，因为农民他也心急，其实不是要故意破坏产业，好不容易杨梅种出来了没地方卖，短期见不到收益就心急了，毕竟各家各户还有老老小小要养活。
现在销售这块我们就一点也不用去费这个心了。如今合作社变成了一个服务的体系了，村民自己的主动性也强了，和合作社成了一个合作协调的关系。客人来了我把杨梅拿到冷冻室给你尝一下，觉得可以我给你包装好，收一点服务费，每家每户的杨梅基本上都能自己销出去，合作社成了联通村民外销杨梅的一个服务平台，加上一些微商和口碑的营销方式，我们村基本上每年产的杨梅都不会积压。
这几年疫情对很多地方的农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说实话对我们村的杨梅产业来说影响不大。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营销方法都是以快递的形式销出去，加上重视和老客户的关系，所以疫情对我们杨梅的营销可以说没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2022年我们基本上卖到了60块1斤的价格，一斤杨梅只有10到15个，也就是说一个杨梅都有六七块钱。
贵吧？贵是贵，但人家就是愿意买，因为质量没话说。我现在看新闻，很多地方搞农业都是纠结质量和产量两个之间“坐跷跷板”的问题。比如说我追求杨梅的高产出量，可能它的品质会掉一点，但我们仁岸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它的产量也在增加，品质也可以保证，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很自觉的种植方法。比方说杨梅出果的问题，如果你让一棵杨梅树自由生长，它产的量很大，但是结的果子就会很小，但你要是细心养护每棵杨梅树，它的果子就会很大，但问题是你顾不过来那么多树。
面对这个矛盾，我们干脆设计出一个分级制度，把杨梅按照品质分个“三六九等”，这是我最早创新出来的。具体来说，我们把所有的杨梅分成三个等级，级数越高品质越好，比方说一级杨梅收购的时候我给你算50块一斤，那么二级的30块一斤，三级的就可能是五六块一斤。
实际上我们可以算笔账，如果整棵杨梅树产100斤的杨梅，你把好的坏的杨梅掺在一起卖5块钱，那就是500块钱。但是如果把100斤的杨梅按照品质高低分成三批，品质高的20斤，每斤卖50块钱，这就有1000块钱的收入了；剩下品质不好的在它刚成小果的时候就出掉，80斤打折卖5块钱就是400块钱，那我一共可以挣1400块钱，比以前掺在一起卖可以多赚900块钱。
那么，一级、二级、三级杨梅的界限标准是什么？我们基本上规定重量在30克以上是一级，18克以上是二级，18克以下都是三级。三级杨梅是卖五六块钱一斤的，一、二级杨梅我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季节时令，设置不同的价格，努力扩大我们的利润空间。现在我们仁岸的三级杨梅基本上就卖给广东的一些杨梅干厂，他们过来收购，收完以后用盐腌在那里，虽然品质低一点，但是对于杨梅干制作来说这些杨梅的个头大小也足够了。
总的说来，我们村走的这条杨梅致富路还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中间遇到不少苦，但做事赚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关关难过关关过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仁岸杨梅产业产值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了，仅通过一个产业，户均增收就有20000多元。如今，我们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0年的9600元达到了2021年的35000元。2021年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4500亩，基本上90%的村民都在种杨梅。大家钱包慢慢鼓起来了，这个村子的发展才会越来越有劲。
图14：仁岸天然泳池，舒洪镇提供
我国杨梅的主产地是在浙江跟广东，实际上我在广东那边看到的都是那种小杨梅，就是荸荠种杨梅，论品质而言是比不过我们的。广东那边气候条件好，别人总说搞农业这种靠天吃饭的产业，气候好是第一位的，我不这么认为，你看我们现在做得这么成功不就是“人定胜天”吗？浙江省从2008年开展两年一届的农业吉尼斯比赛以来，我们仁岸杨梅连续拿了两次第一、两次第二。总的算下来一共举办了六届，有两届我们没去。
现在还有人会问我，说我当时怎么找到这样一条路子的，我说这都是被逼出来的。毕竟我们没有北方那种大片的农田，像华北平原那边一个人口最少有二三十亩地，我们浙江这边就是一个人口只有0.4亩，我一家4口只有一亩来地。就是因为土地的资源实在太少了，零散地种粮食养不活自己，只能往其他地方想。
实际上，我总结我们这边的经验就是“在山上做文章，在高效能上面做文章”。如果只是单独种粮，这在我们浙江是根本不可行的。在一些政策上面，中央的政策跟地方的政策再跟我们各村的政策很难对接，其实现在农村形成的困境无非就是这样子。政策是好的，但是只有和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是好的。中央的政策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制定的，又不是为了我们仁岸一个村制定的。所以你不能怪上面的政策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你对这些政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你对自己村的情况了不了解，这样才能把上头的政策用活。我们仁岸现在就是这样，跟着政策但是不能被政策给框死了。
打个比方，假如我家有30亩地，你说拿25亩地去种粮没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是每家每户基本上只有一亩地，还要划掉一点种菜，那么剩下的真的不多了。你一亩我也一亩，你喜欢种水稻，我种点其他的作物，乱七八糟的，水系也不畅通，种出来的那点东西形不成规模，卖都没地方卖，最后就会很麻烦。因为各家都是在各自为战，那只能是我们村两委统一地引导大家去发展哪一种产业，而且一定是要选择高收益的作物。如果一亩一亩地都去种水稻或者是小麦，一年的收成也就是500到600块钱，根本养不活一家子人。我们只能引导他们种一些高效产能的作物，比方说我们的杨梅就是这个高效能产业，只有这样才能马马虎虎养活村民。那你能怪中央不停地强调耕地安全、扩大水稻和小麦种植面积吗？肯定不行，因为还有北方的村庄，人家条件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就适合种粮食，我们就不适合，所以这是一个“上跟下对接”的问题，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各村的干部都要想办法，想清楚这个问题才敢迈出步子。
到目前为止，我们仁岸基本上杨梅跟茶叶、樱桃这几块加起来的农业产值有1.2个亿左右，农民在家一年能有7——8来万的收入，在村里花销又比城里人小，所以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贫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贫困问题解决了村里的人就不会老想着往外跑，能在家门口赚到钱谁还愿意背井离乡跑出去啊，所以我们村的空心化率是最低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在巡视杨梅生产的时候，几个老妇女挑着杨梅从面前山上下来，我问2023年情况怎么样？杨梅长得怎么样？她们说：“书记，很好，还好我们把杨梅发展起来了，你看我一担子这么挑下来，相当于以前养的两头猪。”因为挑个五六十斤杨梅还是很省力的，这里就等于四五千块钱，这可比猪肉好卖多了。
图15：何伟峰书记在杨梅节维持秩序，舒洪镇提供
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好的机制、有好的东西能够帮助群众增收，这才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香菇关和杨梅关算是过了，现在我们仁岸在过的是“乡村振兴关”，就是能不能进一步扩大我们村的发展优势。乡村振兴在我的概念里面，其实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只有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收入才能提高，这个比靠政府拨钱要好得多，村民收入提高了，人的素质马上会好起来。第二个就是思想提升和口袋变富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我们仁岸村一直在搞党建，村里的路边、建筑上都是党建标语。那么党建是什么？党建就是引领他们思想更新、思想创新，就是把他们原有固有的一些不符合时代的东西去掉，把我们新的理念、对党的忠诚等等灌输到农民的心中，让他们收入提高的时候会想到这种好生活是政府给予他们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村有能力、有经济底子搞乡村振兴的时候，就不能只盯着“经济”了，而要把管辖区域的范围内打造成一个非常安居乐业的环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态文明，这也是我最近认为的最重要的一项。
乡村振兴，去掉哪一样都不好、都不行的。如果缺了农民的收入、如果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村民就没有素质，毕竟你的素质不能当饭吃。说实在的，像以前农村争吵打架还不是因为口袋里缺钱？为了一点小利争来争去，现在收入高了以后，慢慢地他们会形成一种和谐和美的村风。这是说得实在话，村风跟你村民的基础收入是非常有关联的，至少是我的理解。
图16：仁岸村爱心基金募捐现场，舒洪镇提供
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温饱的基础之上，精神文明要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先富起来了，然后这个社会这个乡村里面慢慢地它就会有越来越和谐的氛围。如果搞乡村振兴，你单独地给他精神上面的一些支撑是肯定不行的，一定要有符合当地的每个乡村或者是每个乡镇或者每个县生存的产业，村庄才能振兴。
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杨梅带我们走向了致富路。现在这条路越走越宽，我们仁岸已经不是那个只搞杨梅的“杨梅村”了，正在慢慢地扩大更新种植的品种，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经济作物村”，比方我们现在还种的樱桃和茶叶，什么作物经济效益高，我们都会去尝试。
2016年的时候，我在村里又发展了500亩的樱桃，因为一亩樱桃的产值可以达到2万多。我跟村民保证，在我指定范围内种的樱桃种苗由村里来掏钱。那么如果你是村民，你不种别人种了，你自己也会觉得吃亏了，没有享受到村集体的这个红利。所以大家也会跟着创新，跟着种樱桃，这个时候村集体经济有了，再加上我们有相对成熟的制度和技术了，就不用像当年我单枪匹马地去贷款了，另外这些年种杨梅的成功大家也看在眼里，村民们对我也有信心。
图17：何伟峰书记查看村民樱桃情况，
舒洪镇提供
为什么不管种什么我都喜欢鼓动大家一起种呢？因为我们村子里的人口毕竟还是有限，种的人越多越容易形成规模化。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规模化”的概念，规模化是最好出效益的方法。比方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口号，“你想吃杨梅到仁岸来，你想摘樱桃也到仁岸来”其实都是在追求规模化地发展，一定要向外发展，不能仅仅限于本村，产量的规模化加上市场的规模化，我们一定能成功走出一条产业致富路。
仁岸这边农业产业在农村人均收入上我敢说是全市前列，如果是单独从总收入来说我们谈不上，那都是一些以工业为基础的乡镇。但我们这边是山区，对工业人口的需求量不大，以农业为主的思路下最好的对策就是让他们留住在村里。所以站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我仁岸没有必要和壶镇镇的那些村子去比产值，我就定位自己是一个农业村，我要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要和谁比。
就像我之前说到过的，我们村子里都是人，根本不会出现以前说的空心化村庄，村子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留在村里。为什么？因为他每年的收入完全够用了，不需要背井离乡跑出去了，而且他们实际上种植果树的时间安排是自由的。因为种杨梅没有说定时要几点上班，只是采杨梅的那一个月是很辛苦的，大概有一个月早上都是凌晨3：00起床，一直到下午晚上，只有这一个月非常辛苦。过了这个月以后，比方说培育新果园或者是补肥老种植园等都是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的，他们的幸福感就出来了——我可以睡到上午10点， 10点以后睡不着了，我可以上山去散步一下，而且对小孩和老人的抚养也都是自由的。我们统计我们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块钱，一家子3个人或者4个人，就是十万一年，那么他们还有点剩余的钱和时间就可以种点菜，一年花1万块钱买东西其实就足够了，其他的蔬菜家里都有，这样子他们能存下钱来，幸福感自然很强，也就不会出现空心化的问题。
包括现在喝的黄茶我们也在积极扩大规模。最顶峰的时候可以卖到15,000块钱一斤，也是G20杭州峰会的指定用茶。这也是个大市场，我们仁岸不可能坐视不理的，我们村现在就在想办法扩大黄茶的种植规模，形成黄茶的种植体系，但是杨梅和樱桃的种植我们不会丢掉，那是我们的优势。
现在回过头看，不管是杨梅，还是香菇、樱桃和茶叶，都是风险比较大的作物，之所以我们要走这样一条“险路”，除了知道“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的道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最适合我们这里山区地貌的。比如说杨梅是一直在山上长的，平地反而长不好，它就喜欢那种山区地貌的小气候。反过来说山上除了种杨梅以外，别的东西是种不了或者很难种的，所以来仁岸村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高高的面前山，山上种满了杨梅树。
我们仁岸主要是山区地貌，但也不仅仅是山区地貌，也有平地区，那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土地类型“见缝插针”，把每一块地最大效能地利用起来。山上种杨梅，山上和平地之间那块坡度不大的土地种茶叶，剩下的平地种水稻。
图18：仁岸村的水果采摘园，舒洪镇提供
果树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土地，果园就能产生规模效益。比方说种了500亩果树，我就可以想办法多搞一些盈利模式，比方说现在我们搞的采摘经济。游客进来的话可以自由挑选，有的人喜欢酸一点的，有的人喜欢甜一点的，在我们这儿都能找到合适口味的品种，就会对规模营销起到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多元化的种植结构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看不见”的收入，比如说我们这几种作物的成熟季节都不同，樱桃是4月份、杨梅是6月份，都是错开的，所以杨梅农闲季的时候我们村民可以去茶叶采摘企业打零工，或者去周边的小厂搞些来料加工的活来干。我们村里给他们引进几家来料加工厂，他们农闲的时候就在本地的来料加工厂里面每天赚个一两百块，一年下来也有好几万收入，这就是多元化结构带来的好处了。
图19：仁岸村治水长廊前巨大的杨梅地标，舒洪镇提供
三、从“产业兴旺”到“全面建设”
如果我们仁岸仅仅就是一个生产水果的村，那到不了今天的成功。实际上，我在治村中也在反思学习，当有了可以立足的产业后，我们下一步该往哪走，慢慢地我们在国家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现生态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资本，我们可以借着杨梅、樱桃开始搞生态旅游了。
图20：仁岸村石头动物园，舒洪镇提供
其实我们仁岸没有多少旅游资源的，老天爷在这方面没有赏太多饭吃，但我们也努力根据这点有限的条件发展自己的乡村旅游之路。为啥要搞旅游？其实也是和杨梅离不开关系，杨梅种好了你如果老是想着找销路往外送总是被动的，而且中间还要被扣掉很多利润，但是如果搞成采摘园，把品牌打出去，让游客来我们这儿摘，一个是能让销路更多，减少农产品滞销的风险；另一个游客来了他不能只摘杨梅吧，过来这里吃个午饭、或者晚上住一宿，这样能发展我们村的副业，带动更多的人赚钱，所以我们仁岸的旅游主要就是从“采摘”这一块出发的。
要发展乡村旅游，首先就是搞环境整治。我们仁岸村环境整治开始的时候非常难，难在以前的房子都没有按照审批要求来盖，比如这家把道路堵住搞个猪圈，或者那家新搞一个厕所等等，都是没有按照政策要求来建的，所以想要“建”美丽乡村，我们第一步是要“拆”，不拆旧的、坏的就不能建新的、好的。
最开始我们也是从党员开始发动，把这个违建慢慢拆掉就要先拆自己亲戚的，再拆别人就好拆了。农民有一个习惯，如果是我们指定出来哪些人家的房子要拆、其他人不拆的话是很难进行拆迁工作的，但是如果大家一起拆或者看见我们村干部先拆，他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和意见，所以“公平公正”是我管理村庄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农村当干部你不能有一点私心，因为农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你是为他们好，他们最后心里都有数的。
图21：如今的仁岸河道与河道旁精美的民宿综合体，舒洪镇提供
要说拆得最猛的地方，可能还是河道沿岸那里。如今来仁岸，可以看见一条河从我们村穿过去。那个河岸其实是在2014年搞起来的，原来民宿那块地都是滩涂，全部是农民的养鸭棚，包括河岸对面也是一样。现在你看到河里很多水，但当时这条河并不是长期流水的，这条河每天都要发电。因为我们这里到河水源头有29.6公里，它的源头有7个发电站，这些发电站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非常有名，叫盘溪电站。这个电站每天放两个小时的水用来发电，两个小时水流完以后大坝就会被拉起来，用来蓄水方便下次放水发电，所以一天除了那两个小时放水，剩下的时间河道里面就没水了，河床一露出来整个滩涂就很难看。
当然，对养鸭子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了，又有水又有滩涂，但鸭子多了环境就会差，尤其是在这一个固定地方，鸭子活动范围有限的话，各种鸭粪一堆起来味道很大，再加上有些村民没有环保意识，一些生活垃圾也往里面扔，搞得我们村靠河道的地方真的是臭气熏天。
2014年浙江省提出来“五水共治”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这条河在我们村这一段的蓄水蓄出来，不能再经常是滩涂地。这有三个好处：一个是水蓄起来环境会变好，“绿水青山”没有水怎么行？再加上按照我们这边的说法，“村前有水”是福兆，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个风水的问题，对村民来说我又多了一个可以劝服大家的由头；第二个是当河道有蓄水功能以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比其他地方都要凉快，要不我们这里是山围起来的地形，夏天热气出不去很闷的；最后一个是对农田的灌溉起到了作用，稳定的水源很重要，所以把河道修好其实也是在修一条引水渠，早晚得修的。
看到这些预期的好处后，我们就跑到水利部门拿了一些补助，努力先把河滩整治出来，把以前鸭农在这养鸭子废弃的养鸭棚收掉。其实我们整治河道的时候，在那养鸭子的鸭农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都去外地养或者不养了，但是整理那些废弃的鸭棚是个大工程。我们把这些废材统统清走，并沿着河岸做成了一个民宿综合体。
现在来仁岸，会觉得我们这个民宿特别新，但这些民宿已经建了有好一段时间了，当时就是奔着长期高品质的目的去建的。造房子的时候，村里按照一户一宅的标准，比方说你符合条件的，我们统一建设、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再统一分配，到现在统一引领他们做民宿旅游服务。
起初因为大家都是农民，没有做民宿的经验，所以在民宿跟农家乐这块，我们请了农办专门的人过来辅导，他们过来手把手教怎么做、怎么服务、怎么装修。而且我们村里也联系了农办，设计了扶持的政策，你如果能做好一家三星级民宿，一个房间定期我们还补你三、五万块钱，按照你的级别来补，靠这样的激励手段慢慢把这些民宿的质量提上去。
图22：仁岸村夜景，舒洪镇提供
在河道整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和土地有关的问题。因为1983年开始，一家一户各自分田地，有的是分了，有的没分，导致一些地皮划分不是很明确，留下了一些隐患。有的农户说这块地是他的，他一直在这种地，但是去查文件，这块地其实不属于他家，是村集体的。
我们这边有很多这样的“扩大地”。什么叫扩大地？就是指这种可以自由去种的“争议”地皮，我们村河道的滩涂地就是典型的“扩大地”。1983年按照人口和当时的土地面积实行了“田地山”的分配，根据国家政策全部已经分产到户了，还有一些滩涂其实没有分掉，但是被村民抢种了。在上面养鸭子或者河边种菜的人就觉得这块地是他们家的，你要收回去做集体用地，他们就会觉得你来抢他们土地了，所以最后到底是谁“抢”谁的地，也真的很难掰扯清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开了村民集体动员大会，想借着河道整治的机遇，把村里类似这种的“疑难杂症”都清理清理。最后由党员或者各个群体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带头，除了1983年村集体分给村民该有的那些土地之外，全部收回。另外对于河道上的鸭棚，我们党员先拆，最后一共拆了一万多平方米的乱搭乱建。
我还记得这个会开得很严肃，因为这事儿调解是没有用的。为了防止大家不乐意，我们就尽全力做到最大层面的公平公正，要收就大家一起收，每一寸地该收的都收回去。要不如果你收了我的不收他的，那我肯定打死也不干，所以当达成共识，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规矩来的时候，反而事情就好办了。
图23：仁岸龙舟赛，舒洪镇提供
现在这条河已经是我们仁岸的地标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这条河上举办的龙舟比赛还上了央视。如果我们当时没整顿河道，还是把上万只鸭子养在这里的话，龙舟赛根本不可能办起来。现在我们把这条河道治好了，举办龙舟赛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成果，因为举办龙舟赛不仅是一场满足我们村民文化需求的体育比赛，更是一场展示我们仁岸形象的盛会。以前只能捂着鼻子走的盘溪，现在每年只靠龙舟赛就能吸引3万游客。除了龙舟赛，我们还在搞游泳、垂钓等其他水上运动项目，形成了“岸上品杨梅、水里赛龙舟”的发展格局。
当然，在村庄管理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和我对着干。实际上我从2022年开始反思了一下，这中间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村干部你干得好，真正说你好的人可能并不多，而且你如果在大事上带着大家富起来，但是一些小事情没有处理好关系，可能人家就只盯着那些小事。所以村干部大事小事都不能放松的，别人今天对你心服口服，可能明天就和你反着来。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村干部，除了要面对来自村民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压力也很大。在一些政策上面，当时不同的上级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最后落到村干部这里要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治村一定要和上级部门协调好、沟通好。身为村干部我是最了解我们村子的，上面来的指示必须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向上面反映村子里的现实情况，还要找到真正适合村子的发展方案，这是很难的。
有的人说，社会上很多人关心你是好事呀，政策多了基层干部就可以少动点脑子。我不这么认为，下来的规划越多我其实越头疼，要想着怎么和村子的实际情况衔接起来，至少不冲突。当然我不是说政府管错了或者管得不好，只是说身为基层村干部这是一道“难关”，对下面的村民、对上面的领导，既要听他们说话又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没有点本事还真的做不好。
另外就是我们农村这一块，因为山、田、地都是分产到户了，所以公共资源基本上没有了，都分散掌控在农民的手中。所以我在进行村庄土地规划时就会很头疼，国家的规划跟我们地方的规划之间没有留下空隙，有些地方真的你要跟上面解释，跟下面的村民掰扯，有时候掰扯来掰扯去搞不清楚都容易把自己搞晕了。
夹在中间，你还必须把你自己的家庭和收入解决好。现在能当好村书记的，不仅仅是只要有心就能干好，实际上能当好这些书记的，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要对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了才行。想要当好村干部，条件是很多的，有些村干部老想着顾好两头，但最后自己的生活过得穷巴巴的，这样又怎么能带好别人？至少你已经没有说服力了，就像在一个班级里面自己的学习成绩差得不行，怎么能当好学习委员呢？
我自己来说，我每年收入还是可以的，我现在人在村里干集体的事，但是自己在外地的厂子也在赚钱，那么我就可以放开手，把心思花在村子里面。
图24：仁岸村溪景，舒洪镇提供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我提出过辞职。因为我在当村书记的过程当中，个人也还是要经商、养家糊口的，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管村里的事务。首先解决好了我们自己的温饱才有更多的余力去扶持别人，再加上我害怕两头跑最后两边都耽误了。于是我下决心向镇里提出辞职，巧的是辞职这段时间刚好又碰到并村，并村需要村干部出面协调、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心想这么关键的时候不能拍屁股走人，如果村子没并好或出了什么乱子，那之前的各种建设努力都白费了。另外从个人角度我就想，我是喜欢做有挑战性事情的，之前一个小村能管好，那么能不能管好一个大村呢？最后我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个事情承接下来了。
说到并村，我们仁岸只是原来的一个自然村，在2010的时候并进了半衣坤、清井湾、季坑三个村，整合成了仁岸行政村，现在的人口有2770多人。
并进来的三个村中有个自然村叫季坑村，它有500左右的人口。这个村庄也存在好多年了，但是因为在山区里面，随时有山体滑坡的可能性，也就是不稳定因素很大。我们丽水这边多雨，但凡真的出了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会对整个村庄造成毁灭性的冲击，针对这个情况村委当时申请了大搬快聚一个安居工程，想把季坑村的村民全部搬下来。这个过程比较辛苦，前前后后对接跑了不少部门，最后是我们争取到全县单体最大的一个“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一共搬迁下来289户、503人。当时季坑的农民积极性很高，他们也知道自己那里是有风险的，搬出来说不定也有更多的致富机会。
搬是搬下来了，但在后面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上面和下面两方面协调的压力。季坑村的农民搬下来后，山上的房子很快就拆了，我们按照市里“大搬快聚”的文件对村民进行安置。但是后来又提出“大搬快治”，两个文件的目的一样，但执行方法、补贴扶持和安置规定不一样，很多具体的细节上就形成了政策性的冲突。
另外，这么多年治村遇到的一件最棘手的事情也让我“出了名”，闹得沸沸扬扬。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村有一个农户在永久性农田上面建房子，房子其实也建好有几年了。在政府的要求下必须拆除，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我作为劝导组要上门劝导，但是村民他不理解，他就觉得你村书记完全可以有能力把这个屋子保下来，反正有能力把它保住。
村民如果对你有误会或者意见的话，会把你这十几年的七七八八、这个那个搞成一个很大的材料，变成上访户。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是假的，然后拿着这些材料去告你，最后搞得沸沸扬扬。政府肯定要认真对待这些材料，哪怕最后经过核实我没有问题。但搞调查足足花了我一整年的时间和精力，经常围绕着这些上诉材料去给纪委跟政府解答。这些事情搞得多了，让我觉得做村干部这件事到底值不值，而且我也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不可能天天守在这堆材料前愁眉苦脸。
但是人要活一个清白，村干部更是要这样，我如果任着这些材料不去管，我也睡不着觉的。另外我也希望让村民们看到，我的材料党和政府都是仔细看过、审过的，我没有问题，这种清白对我们干部而言是最看重的。
图25：仁岸村桥洞咖啡，舒洪镇提供
我感觉，基层干部就像一个“中间人”，要“两头着想两头跑”，再加上我还有自己的公司和家庭，实际上就相当于三头跑甚至四头跑了。刚刚说我在2010年的时候想过辞职，主要是我有自己的产业，我原来的打算是把这个村书记辞了，全心全意到公司那边去发展。但我感觉我还是投入村子管理的精力更多，这没办法，你干久了，总觉得村里啥事都和你有关，都需要你去忙活，我现在还忙得动，不能坐着不管。可以说，我是在和我们村一起发展的，都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我管村治村也要顾上顾下，久而久之我发现古人说的“中庸之道”真的有道理，人想要办成事，无非就是要在两头中找最好的路子来走。
到现在为止，我们村集体拿到国家级的荣誉有六个，拿到省级以上的有二十个，市级以上的荣誉有三十个，我个人也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可。仁岸便民服务中心的大厅上，可以看到全部是奖状。
经历了河道整治、并村、土地重新规划，我们终于有搞生态文明的基础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我自己也在不断成熟，村子里面也变得越来越好，这种“好”只靠发展经济还真不行，还要靠文化和制度才能慢慢变好，所以我的关注点也从只搞经济慢慢往其他地方想。
四、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
在村子里干出来成绩后，我也借势搞了些制度创新。人不创新不行，村子也一样，很多制度虽然失败了或者成效不大，但至少说明我们这些村干部在动脑子。所以我想说一些我觉得效果还不错的点子，这些新的制度主要目的是改善我们村的村风。大家钱包鼓了，思想精神也得跟着进步。
（一）党建实践。我们仁岸村最早成为缙云县的人居环境示范村、3A级景区村、中国休闲村庄等。钱包鼓了、环境也变好了，我觉得我们要在思想上慢慢下功夫了。从哪开始下手呢？想来想去还是要先从党建开始。
其实我们开始搞党建的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党建，实际上在逐年尝试的过程中慢慢也知道了党建不难，实际上党建就是我们引领党员、教育党员，然后用党员的力量去服务村民、建设乡村的过程。所以先把党员的思想搞好，让党员在村每个角落都有、都能发挥作用，再以党员为单位由他们去改造他们家人和亲戚的思想，把有些村民对村集体、对政府不对付的一种心态，转变成我们村集体做事业的时候的一种共同体思想和心态。
这几年党建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大家来仁岸玩的时候，第一眼可能会看到我们村便民服务大楼楼顶的红字“听党话，跟党走”，然后你走在村子里面，会看见一些形状各样的摆件和石雕，比如有“中国梦”系列的、“对党尽忠、对仁岸尽职”“为人民服务”“廉政清风、干群和谐”等等，我们还结合自己村子的一些特色，设计了具有仁岸特色的标语，比如“根植泥土，先酸后甜知人生；不忘初心，气正风清思廉洁”，把杨梅的生长和做人的道理、对党员的要求都结合起来。
图26：在仁岸随处可见的党建标语，舒洪镇提供
我认为楼房外面的墙是宣传的好地方，你如果不重视这些地方，你不搞党建标语，上面就全是化肥农药广告，这个村就没有精气神。仁岸的沿街外墙都有标语，这样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的一些思想观念，形成和美的村风；另外一个就是别人来了仁岸会觉得我们是有文化的。其实我们仁岸的文化资源不多，像潘天寿故居也只是一处小小的遗迹，没有太大的文化旅游价值，所以我们村一定要挖掘其他的文化特色。
古人在仁岸村没有留下太多文化印记，我们可以现在创造文化，未来我们后代就会有可以继承的文化了。
图27：潘天寿故居，舒洪镇提供
除了党建标语，我们还安排设计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希望通过发挥党员的力量来强化村里面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实践站每个月都有活动。2月份的时候有舞蹈培训、法律讲座、阅读拓展和文化培训，到了3月份我们又安排杨梅管理培训、未成年人保护知识讲座、书画展演和消防知识竞赛。每个月都不一样，我们十一月份的时候还会举办邻里节活动，就是想进一步改善左邻右舍的关系。这些活动基本上都是靠我们党员组织完成的，一方面对我们党员来说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另外也是我们党员服务群众的方式。
为了使文明实践站能制度化运行下去，我们还拟写了实践站的工作制度，规定每季度都要制定实践计划，组织我们村的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互助式、抱团式志愿服务，最后由我们村两委收集整理资料，并提供反馈和评估。
说到志愿服务，我们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创建了志愿服务队，并下设五个小队，分别是“五老志愿服务小队”，负责老年人义诊、卫生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文体演出等活动；“乡贤惠民志愿服务小队”，负责组织乡贤带动我们村的公益项目发展，创业返乡指导、文化下乡、书画摄影培训等活动；“亲青帮志愿服务小队”，主要是去关爱孤寡老人、邻里帮扶、指导儿童学业等等；“红色传承志愿服务小队”负责宣讲红色理论和革命精神、政策解读等，我就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巾帼文明志愿服务小队”主要是由女同志组成，负责指导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妇女维权这些。我们这五个小队相互配合，基本上村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村两委出面，志愿服务小队就能满足村民们的需求。
作为党建来说要引领群众思想，包括对环境卫生的保护，其实就是要慢慢在村里面养成一种和美的倾向，这是我们党建的第一要点。怎么说？在温饱解决以后，人都会文明起来，但是文明也要有一种方向，要在村里养成一种思考氛围就是什么才是好的文化、什么才是好的文明。就比如说大家富起来以后都有时间、有精力去打牌了，小小玩几次我们是允许的，但如果是赌博我们就要严抓了。这就是党建，就是要慢慢在村里形成一些红线和道德意识。
还有就是引导村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面，让好的文化和村风进一步为我们的经济服务。实际上现在我们村基本上是和谐的。比如说调解委员会有点事情，如果两个人谈不下，直接到村里来，我给你分析；或者调解委员会组织他们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对错。按照有道德的治理和法律治理，结合我们本地一些传统的治理方式，来对他德治、法治，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一些小纠纷，谈开了就谈开了，谈不开我们就用文件来分个是非对错。大家把矛盾解开了以后，抓紧时间投入生产上面去，不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搞得很大，最后耽误了经济发展，那就很不值得了。
（二）道德积分兑换制度。来便民服务中心，可以看到我们门柱上有一张道德建设积分兑换表。这是我之前想到的一个主意，目的是希望别总是我们村干部做事，能不能调动全体村民一起来建设我们村，改善我们村的村风。这个制度现在还在不断尝试中，但是大概的方案我心中已经有数了。
我是这么想的，比方说你这个人在村里对村集体有一些支持，要么是对产业的支持，要么是对环境卫生的支持，我们都会给你们发奖励。我们会定期考核每家每户的道德建设情况。比方说每家每户每个月最高是5分，你如果达到分数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以积分来换取生活用品。
比如说35分你可以换一个水壶，这个村民们是很喜欢的，那就要求这一户人家在7个月内都要保持良好，他们会觉得拿到水壶很高兴，对我们来说能用水壶换一户人7个月的道德良好，成本也很低，是双赢的。
另外我们还创新了各种奖品，比如20分可以换一次血糖检查、50分可以换一次血常规检查、150分可以换一次B超检查，甚至你还可以用30分来换我们这边的“小孩托管”服务，小孩就托管在我们便民服务中心的3楼“儿童之家”，里面有书屋、活动区和社工站，平时也会为村里的小孩提供各种活动的举办场所。
图28：张贴在仁岸便民服务大厅的志愿积分兑换规则，舒洪镇提供
除了这种激励方式外，我们还有第二种志愿兑换制度。比方说你穿的衣服，你觉得不适合你了，生活条件好起来了觉得不好看了或者是衣服小了，你可以把这些衣服送给我们，我们也给你2分，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去送给我们村里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人或者统一回收走；另外在杨梅采收淡季，你来儿童之家或者便民服务中心打扫卫生一天，我又给你1个积分，来换取你应有的一些生活物品。
到现在，能兑换积分的道德行为我们已经放得越来越松了，包括我们对一些家风培育的工程都可以和这个兑换机制挂上钩。比如“尊老爱幼”这一项，我们考核发现你对公公婆婆很孝顺的话，这些都可以加分的。其实家风这块也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老说改村风，其实家风好了，村风自然就会好。虽然现在我们整个精确的系统还没做出来，但是这个志愿道德积分兑换的概念已经逐步在实施，在实施过程当中慢慢修改，而且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三）敬老奖幼制度。 我们村里老人还是不少的。往村子中间走，会发现我们建了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就在文化礼堂的旁边。这主要是服务我们村一些困难老人的，为村里老人提供一些活动和娱乐的场所。另外还有老年食堂，一些家里没人做饭的老人可以到这里吃饭，我们提供了午餐和晚餐。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全县还是比较超前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在那里低价吃饭，60多岁的交三块钱，70多岁的交两块钱，80岁以上的免费。那里还有洗衣房、有休闲打牌的地方，包括给喜欢下棋的老人家有一个活动交友的地方。他们还可以在外面的文化长廊坐着晒晒太阳，聊聊天，安度晚年。
在文化长廊的右侧，是何氏宗祠的所在地。我们村子里面基本上80%的人都姓何。传说姓何的人是从龙泉那边跑到这里的，“古堰画乡”丽水人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叫通济堰的地方，主要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传闻当时朝廷有一个官员姓何，他把那边的亲戚带了过来，逐步发展起来以后，形成了一个部落，就成了现在仁岸的本地人。后来其他地方又有一些姓氏迁了过来，比方说做水库的时候搬迁安置在这里的人。
我觉得这种宗族的文化，如果能够发挥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要减少村子里面这种宗族势力，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形成宗派和一些地方势力。但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不想宗亲势力发展太快，我就把何氏祠堂弄成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给老年人活动、下棋用。
另外，为了推动本村老年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我们还积极向民政部门争取到了“五老改造”建设项目，计划对我们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场所进行改造提升，在2023年4月底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项目的建设。
图29：爱心募捐现场，舒洪镇提供
“上有老下有小”。在对村里年轻人才进行奖励这块，我们虽然没有过多的金钱支持，但是只要是人才，我们至少不会让你觉得被亏待。其实我们这个村读书还是可以的。因为整个村收入高了以后，很多家庭的子女都出去上到了更好的学校。2023年我们进盘溪中学的学生不少，通过盘溪中学再考到县中，盘溪考进去了9个，我们村就占了4个，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要知道我们镇共有6个村庄，我们1个村就占了4个。
我和我们村的这些孩子说，等你考入重点大学，我到过年春节晚会的时候会给你戴大红花，奖励你2000块钱。如今我们仁岸也不是原先那个穷地方了，我们都有钱扶持教育了，穷了谁也不会穷到你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他们，也激励还没有考的学生们。每年如此，春节晚会开始，首先都是表扬2023年考入大学并且是在一本以上的，我们不是说清华北大才奖励，一本以上我们这都奖。因为我心里清楚，从我们这里一步步走出去上一本的孩子要吃的苦，不会少于那些在北京上海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我心疼他们。
这些制度说是创新，不如说更是村子里真的有这个需要，我们做出这些制度是水到渠成的，说白了就是不怕麻烦。对我而言，实际上也就是踏踏实实履行了作为村干部的职能。在我的概念里面一个好的干部是“三三开”，我一直做的努力都是“三三开”，什么是“三三开”呢？就是第一要对政府负责任，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第二要对当地的村民负责任；第三个要在自己的心中有个红线范围。比方说违背良心的事情、不符合我心里道德认知的事情，我就不去做。
五、从仁岸的“全面发展”到我自己的“全面发展”
实际上我以前基本上每天都待在村里，基本上都是一些本村的项目需要去做维护，解决各家各户的琐碎事情，反正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是没有说可以一次性解决的。我年轻的时候提出过一个“567”模式，指的是无论是小项目建设，还是卫生保洁工作，都由我们村干部带着村民自己干，早上5时开工，晚上6时才休息，一周7天工作。
其实不是我们不需要假期、或者我们搞出这样一个噱头出来，而是农村里面真的没有星期六星期日，双休适合城里人但不适合我们农村。你说庄稼会有周六周日就不需要你去浇水吗？还是杨梅周六周日会不长了然后等到周一再长，都不会的。所以农村里没有双休日的概念，另外家家户户的矛盾和需要难道到了周六周日就停了吗，不会的。你想要把这个村庄管好，就要有充分的时间。如果是你这个村庄没发展或者你偷懒，那么确实可以给自己造一个双休日出来，自己骗自己。
现在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任务很重。一方面我需要完成上面发下来的任务，这些都是硬性指标，这些我不能不做到，做不到考核的时候不通过，我就只能从这个位置掉下去了，那就没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就好比作为学生你要先把老师布置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再去考虑说补课的事情。这些硬性的指标落实下来也要靠村干部自觉，比方说一个党员，你带几个低收入农户，政府的要求不是去考核到底你去他家几次，而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达到没有，比方说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说到底，这得看我们基层干部对党的理解是什么、有多深。我对党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比方说党的政策一些上传下达的，或者是思想上面的改造，村干部一定要把这个揣摩好。比方说我开党建会议，传播二十大的精神，二十大的精神里面有关农村的，我们更加重视，把这些精神灌输给其他的党员。实际上我们农村党员跟城市党员是有区别的，我们农村党员也是按照区域的分布，把各个精英分子吸引成党员，那么这些党员在我们的党课上不断改造、学习以后，逐步形成他们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图30：何伟峰书记带领村民共建“党员先锋林”，舒洪镇提供
比方说以前党员开会还有发误工补贴，现在党员开会是不发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理解，但是我跟他们说，今天我叫你来开会没有工资，你觉得委屈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是党员的话，你给我100块，我也不让你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就是要培养他们作为党员的荣誉感，把他们培养成整个村庄的模范，让他们起到引导作用，然后让他们去影响更多的亲戚和其他的群众，这样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堡垒。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要开展一天的党员活动，一天的内容就是让我们村干部逐步形成一种学习的习惯。因为毕竟大家都还要去干农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定在每个月20日左右。安排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搞一天党员活动，其中用半天的时间传达一些精神，半天的时间我们自由讨论目前发展重要的情况，还有时间的话再抽两个小时对村庄的制度进行重新规划。
总的说来，我觉得我们村现在真的做到了“全面发展”。真正的农村，我说的不是城乡交界处，而是真正的农村，我的建议是要有一个安居乐业、和谐和美的环境，前提是必须有它自身的产业，这是最重要的。哪怕说是小杨梅、香菇、樱桃这种产业都可以。
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啥产业，高级的、低级的都行，但必须要形成一个体系，有个管理的框架，而不仅仅是口头对上面政策的死执行，必须要形成一个规模化的、适合自己的产业。其实做哪个产业不重要，有个产业来支撑乡村振兴发展是最重要的。
有了产业，大家钱包鼓了，再去搞其他的方面，什么文化、生态都要跟上。你想如果我们没有整治那条河道的话，也不会有现在美丽的环境，人家也不愿意来我们仁岸，所以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关于我们村下一步的规划，也是围绕乡村振兴来展开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级3A景区，我打算2024年开始以一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创建国家级4A景区的目标，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平时我很喜欢读一些政策性的东西，比方说对农村扶持的新政策，对乡村振兴的一些要求等等。几百个科目的书里面，我会去看看有没有符合我们村里的一些要求和新点子，有的话我会去向上面争取资金、争取项目，这些是我的强项。这些政策动态，手机也有、纸质的资料也有，来源还挺广的。还有对乡村振兴中符合我们乡村的一些评论我都很喜欢找来看看，看看能不能用到我们这里。
我还喜欢自己去创建一些新东西，比如说我们村的“游客接待中心”，现在是一个三层半的小洋楼。这个楼我们是2021年建设竣工的，是我带着我们村两委设计的。这里本来是一个垃圾中转站，我们把它改造过来作为我们接待游客的高级场所，别小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楼，也为我们村集体营收超过了十万块钱。
做这些“小玩意”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村里面还有个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害怕不符合国家财务管理的一些问题，如果按照规定我们村庄的集体工程必须要承包的，设计、定价、再承包、再验收这么一个程序，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说我想村集体干、带着村民们设计，让他们共同参与，每个村民都参与，你愿意来干我就给你发工资。
图31：“党员先锋林”种植中，舒洪镇提供
我其实是想更多地用我们村自己的力量。但这个是不符合当前政策管理的，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省钱；第二个实际上想让群众有参与感，会更加珍惜自己所创造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就会跟政策产生一些矛盾了。因为政策的要求是必须要走程序，走程序就意味着要花好多的钱，比原来的建设成本要花一倍以上。如果我们去找一些老板让给他们承包了，他不可能用你村里的民工，而是找外地更便宜的民工过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在和领导讨论的过程中想办法给我们村村民争得更多一点的利益。
现在，我也在逐步地培养一些年轻干部。但是按照目前来说也比较难。不是说他们不想当村干部，他们想当，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无私奉献的少了，可是当村干部他必须要达到无私奉献这个程度，不然的话是当不好的。
现在把村书记纳入系统内管理是常态了，村干部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再去处理村里面的事情。我认为真正让人想当这个村书记的前提是，你自己必须具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才能做好这个村书记，并不是说富人都能做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温饱还不能解决，家里的条件还不能落实的时候，你去干村干部，三年时间就会让你落后其他群众生活水平。
对于我当上村干部，其实家人对我有很多的埋怨，比方说我对孩子教育就没有太多时间了，对儿子的培养基本上就是放养的。我2023年请病假年初二就出去了，去广州看病的同时带了一家人到广东、深圳转了一圈回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以前就没有这种机会。几十年从来没有带家人一起到外面玩过。
2022年12月份的时候，我“阳”了，当时真的觉得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但人生嘛，和我年轻时候治村的经历一样，关关难过、关关都要过。现在村子里面发展得越来越好，我的病也没有恶化得那么严重，家人、朋友也都在慢慢变好。我还是挺乐观的，我感觉我和我们村一样，都在进步，都在努力朝前看。
采写者名片
何海洋，男，1998年4月生，海南海口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批评。
采写手记：
“先苦后甜”：人、树、村的三重奏
图32：仁岸村，舒洪镇提供
我采访了两次何伟峰书记。何书记早年因为车祸走路看起来很吃力，一瘸一拐。尽管如此，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时从村口走出来的那个壮硕硬朗的身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当我们在办公室里交心长谈时，他时而扭过头看着窗外面前山上的杨梅园抒情、时而给我杯中的黄茶续添新水，非常亲和。我看着眼前的何书记，听着他“年少轻狂”竞选村干部的故事、以及筚路蓝缕带领仁岸村发展致富的种种困苦，顿时涌起一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觉。
不得不说，何书记带领仁岸走的这条产业致富路是非常成功的。在精培香菇和杨梅产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仁岸是如何用自身模式给市场化浪潮中农村空心化不可逆的宿命论给出驳论的。借着“一村一品”的时代机遇，何书记选择了一系列高经济效益作物，且运用了一套软硬结合的“组合拳”来化解、平摊其中的风险成本。这背后是他对村内资源禀赋的精准感知、对同质化竞争逻辑的果断摒弃和对新农业发展的大胆预测。跨越杨梅种植的技术关、销售关和文化品牌关的过程，在打造仁岸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有效地创造了规模性的在地就业机会，减缓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虹吸效应，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力量。
当然，在面对村庄内“同乡同业”的杨梅种植可能导致的单一化经济发展结构的担忧前，何书记带领仁岸在横向维度上开辟了樱桃、茶叶等其他经济作物品种、合理安排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从而充分利用劳动力，又在纵向维度上通过延长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采摘经济和创设分级营销模式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初步构建了立体、有机的农业综合经济体。这一经济体中有从事种植的果农、有负责外销的职业经理人、有经营体验果园的商户，不同工种间互补共生、离土不离乡、形散而神聚，用实践超越了城乡割裂的二元逻辑，在充分赋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上以更自信和主动的姿态参与互利互惠的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
在何书记的观念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文化、社会建设都应服务于产业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具有合理性，因为彼时的仁岸仍在温饱线水平挣扎。但在产业兴旺后，何书记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乡村振兴的其他方面，恢复生态、促进文教、优化组织、创新制度，改变了早期仁岸的发展规划中只重经济的“偏科”思维。
另外，在仁岸的身上，我们能发现其是如何对时兴的数字化浪潮进行自主性使用的。仁岸的例子可以与近些年“村主任直播带货”的现象构成鲜明对比。当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匮乏、农产品质量缺乏把关的农业村跟风直播经济时，仁岸则显得更加清醒冷静，正如何书记强调当农产品产量与物流冷链体系无法达到网络营销的要求时，贸然上网无异于自砸招牌。
“酒香却怕巷子深”没错，但前提还是“打铁必须自身硬”。事实上，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些农产品村在直播经济热潮退却后陷入“裸泳”的窘境。仁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在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如何站在供需的视角评判乡村实际所需的数字赋能程度。我们的乡村现在都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吗？有些需要而有些目前来说还并不需要，强行“揠苗助长”、数字下乡而忽视不同村庄背后的历史过程差异性，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给乡村建设带来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回到何书记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强人书记，在30余年的从政期间，也一直在接受着来自“上面”的政策要求和来自“下面”的细琐村情的打磨和考验，在上下间摸索平衡的治理之术。在这一“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悟一位基层干部的成熟过程，更能感受到村干部在基层治理空间中作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桥梁”功能。在这之间能否有机地处理好各种矛盾、同时发挥干部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不被牵着鼻子走，是考验干部能力的重要指标。
何书记的治村故事已进入后半程。仁岸的未来，要思考的是“守江山”甚至再“打新江山”的问题。当这样一位极富想法和领导力的强人书记离任后，新领导班子该思考的是如何妥善处理好何书记给村集体留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遗产，如何在现有发展模式中再寻新路。当然，按照何书记的说法，他还有“未尽的事业”，还有好多事要在离任前做完，这颗初心似乎经过30年的淬炼反而变得更加炙热了。
事实上，当我整理完这篇口述史的思路时，我仿佛跟着何书记一同走过了这三十年的光阴，看了一场漫长的电影。当仁岸故事让我深陷其中时，便很自然地生发出仙仁杨梅究竟有多好吃的想法，毕竟那颗小小的杨梅凝结着这个村庄几代人披荆斩棘的辛劳，所以我开玩笑地问赵老师有机会能不能再回去，没想到赵老师立马说：“那就回！我支持！”，于是我在4月底踏上了重返仁岸的旅程。只可惜还没到杨梅成熟的季节，但是却在路边偶遇了采摘种植园的老板在卖新采的桑葚果，我买了一篮，提溜着边走边吃。
我记得那篮桑葚真的很甜，甜得甚至有些剌嗓子，又想起何书记带领仁岸人民刚开始种水果的那些艰辛细节，突然一个词浮现在脑海中：先苦后甜！不仅是果树的成熟、何书记的成长，更是仁岸的发展，都是先苦后甜、玉汝于成的过程。我作为外乡的采访者，仅匆匆一瞥了这个镶嵌在共和国成长史上的乡村故事，却已有惊鸿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