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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
作者简介：
吕文明，男，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传承发展与汉魏六朝政治文化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2JJD77005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研究”（项目编号：22AWTJ29）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项目编号：tsqn201812037）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在“轴心时代”，人的思想意识猛然觉醒，开始将自身及其思想作为认知对象，东西方文明同时出现“哲学的突破”。中国的“轴心时代”实际可以从诸子上溯至周公，而且表现出非常独特的连续性特征。希腊三哲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理性原则，强调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穷尽一切可以探索的对象。这一时期，东西方哲人的精神世界达到几乎相同的高度，所以我们把他们看作思想上的整体。“轴心时代”出现“哲学的突破”的原因，在西方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在中国则是广袤地域中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所以，“哲学的突破”在中国表现为人文的转向，而西方则是毁灭后的重生。“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立在地域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是文化心理不断向内聚敛的过程；而西方则是以“神话时代”作为突破对象，更多的是向外拓展。
［关键词］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宗教改革；神话时代；归礼于仁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531—82866278，联系人：孙老师。转载请注明来源！配图均来自网络。
“文明”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尚书·舜典》云：“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而散发的光彩，后来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1968年，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中指出文明的三条标准是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当学者们把这三条标准用于中国的考古发现时，还是感到有很大的局限性。李学勤指出：“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过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文明标准，就是这三条。他们说，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今天，中国学者正在继续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和文化特性，尝试调整文明的标准，制定出适合中华文明的新标准。
除了文明起源问题，中西学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轴心时代”的文明发展。“轴心时代”是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新概念，他把世界文明看作同时代的、并不联系的、并列存在的整体，并列举了东西方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同时出现的许多圣哲先贤：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涌现出耶利米、以西结、西番雅、那鸿、哈巴谷等先知，在印度出现了以业报与转世观念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在中国则出现了先秦诸子。他说：“在这短短的几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勾勒出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发生了。”“轴心时代”具备文明起源的所有条件和标准，但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新标准，它更加强调思想上的剧变，是一次人类集体意识的觉醒。这些不分地域、国度的思想巨擘共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高峰，从而影响了后世人发展的精神历程。
雅斯贝尔斯说：“轴心时代的突破发生之后，在突破中形成的精神，通过思想、著作、形象传达给每一个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人，所有轴心时代以后的民族，在感觉到突破的无限可能性后，通过他们对突破把握的强度，以及突破使他们满足的深度，成为了历史的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更加直接地使用了“哲学的突破”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陈来说：“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从而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意义获得了新的理解。”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形象地描述这一现象：“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在这一时代，人类的精神意识突然觉醒，“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漠然地认知和听从自然的安排，而是开始将自身及其思想作为认知对象，并思考自身存在的整体性及其限度，形成了观照世界的总体性视域。与此前的社会发展状态相比，人类文明的进程猛然加快。
我们先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发生的变化。春秋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典籍就是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和人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庄子·天下》载：“《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指出：“在儒家传说中，人的社会性即在礼乐教化中凸显……人也是政治动物，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尚书》中已可窥几分真消息……《春秋》所代表的就是历史的人文精神……《易经》所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说明人是形而上的动物。”这些文献都是“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文化成果，它们开始涉及人的思想精神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触及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此外，中国的“轴心时代”具有典型的连续性特征，六经已经是重要的“哲学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沿着诸子的方向继续向前。从春秋末期开始，突然走向历史舞台的诸子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即陈来所说的“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诸子对人这个本体倾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当然主要是从思想上关注。余英时说：“轴心突破以后，'天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集体本位扩展到个人本位。”这种思想的突破和飞跃，我们今天看起来感觉很简单，好像一下子就出现了这种变化，但从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是经过漫长的酝酿和准备之后才艰难地迈出了这一步。
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诸子出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二三百年间。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子”，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秦之后，极少有人再被称为“子”，汉代经学大师戴德、戴圣、刘向、刘歆、郑玄等，虽然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对后人产生触及灵魂的影响，所以不被称为“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指向，启发人们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这种觉醒主要是与“前轴心时代”相比，“前轴心时代”的文化没有显示出觉醒的意识，“与轴心时代清醒的'人之存在’相比，以往最古老的各类文化似乎罩上了古怪的面纱，好像人还没有真正成为其自身” 。如殷商文化，它给人的印象是陌生和冷淡的，只是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场景的展现，从中很难感受到思想和情感的温度，即能与我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共鸣的东西太少。我们说孔子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总结者，其实真正对孔子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孔子直到临终前还在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是三代文化的总结者，他“将一套宗教祭祀的礼仪，逐渐改造成塑造人伦道德的实践规范体系”，他的思想已经觉醒，开始思考社会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周公的思想极大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 。所以，中国的“轴心时代”实际可以从诸子上溯至周公，即公元前11世纪，这比西方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时间要早很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表现出非常独特的连续性特征。
“轴心时代”的西方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思想突破，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古希腊。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持续了大约650年（公元前800—前146年），受狭长地域和海洋文化的影响，希腊文明的特征与其他各大文明都不相同，“以此为基础，希腊文明发生了一连串的'突破’……总之，希腊的'突破’是巨大的，这一'突破’是相对于各大古老文明而言的，其发生了'方向’或'范式’上的改变”。据吾淳的考察，古希腊文明先后经历了七次“突破”，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并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古希腊人在哲学、诗歌、建筑、科学、戏剧、神话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这些造诣往往是登峰造极的，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在思想上，希腊三哲的探索使古希腊文明彻底完成了“哲学的突破”。希腊三哲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理性原则，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穷尽一切可以探索的对象。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见解的哲学家，他们在探讨宇宙和人生方面也有一些不错的看法，但他们的认识还不成体系，且没有完整的著作传世，所以很难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和观念。希腊三哲的思想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思想基础，并奠定了西方哲学对世界理性思考与批判的基础。
其中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剧变是同时出现的，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这三个相互独立的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何以具有相似性以及相关性” 。释迦牟尼生活于公元前623—前543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孔子8岁时释迦牟尼圆寂；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公元前384—前322年，孟子生活于公元前372—前289年，二人的生活时间有50年交集。释迦牟尼并没有见过孔子，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见过孟子，但他们的精神世界达到几乎相同的高度，所以我们把他们看作一个思想上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说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而是说他们的思想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在无形中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拉索克斯写道：'这一奇特的同时发生的现象，只能建立在人类生活和诸民族生活的内在实质的统一基础之上，建立在共同的、激发所有民族对人类整体生活的感动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民族精神特别的繁盛时期。’”这种联系的本质是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对世界有了一定的怀疑和恐怖感，开始努力超越自我，牟宗三把它称为“内在超越”，余英时将其改造为“内向超越”，即向内索求道德价值，然后再力图改变和拯救世界。所以，这一时期的人特别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他们的思想散发出智慧的光芒，创造出许多文化经典，这些经典就是人类在“轴心时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它们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世界，直到今天。
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出发，我们会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印度和西方会同时出现“哲学的突破”？它们不相关联却能同时发生相似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必定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推动。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猛烈冲击的结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全面。
学界一般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古希腊文明出现的时间相对四大文明古国要晚一些，而且是受到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共同影响而产生的次生文明。如伯恩斯与拉尔夫就认为：“但希腊人不是无基而始的。应该谨记，他们成就的许多基本工作早已由某些东方民族着手进行过了。他们的哲学与科学的根基，已经有埃及人准备好了。希腊字母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丹皮尔也说过：“古代世界的各条知识之流都在希腊汇合起来。”虽然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但古希腊文明仍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征，它是在继承、融合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古希腊文明所创造的辉煌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并对西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希腊文明因此又可以与上述四大文明并称于世，成为五大文明。这五大文明由于高山的阻隔，实际可以分成三大地理版块：一块是东方的中国；另一块是古印度；还有一块就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这三大文明分布在今天的北非、中亚和欧洲西南部地区，虽然星罗棋布、不相连接，但是总体上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形成不同的地理区域。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这三大地理区域内的自然环境、种族人群、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完全不同，遂造成文化精神的巨大差异。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中写道：“自人类迁移大潮后半期之始，即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当时世界上三个文化区已经同时成型，令人惊异，即亚洲西南部—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它们似乎彼此各自独立地开始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全面探求解释人类命运的关键，并对此提出问题、求解答案。”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游牧民族南下对各大文明造成的不同影响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2000—前1000年左右，操持着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对爱琴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进行猛烈冲击。雅利安人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他们后来迁至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平原，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第一次大冲击中，他们向南摧毁了爱琴文明、两河文明和哈拉巴文明，形成了创建第二代文明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印度人等，“轴心时代”的文明就是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比如，希腊半岛在第一次大冲击下出现了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公元前15世纪，阿卡亚人侵入希腊半岛，毁掉了克里特文明，在希腊半岛东北角建立了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00年左右，多利亚人的入侵导致迈锡尼文明毁灭，希腊历史从此进入“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200—前800年）。度过“黑暗时代”以后，希腊才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城邦文明，这个文明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希腊的“轴心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元前14世纪，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向南驱逐古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吠陀文化。在这其中，由于地中海的阻隔，古埃及文明在大冲击中幸免于难，保持了其文化的纯洁性，也恰恰是这种纯洁性导致其文化生命力很快开始衰竭，当然更没有实现“哲学的突破”。所以，埃及很快就被波斯帝国的冈比西斯征服，后来又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征服，到公元7世纪，又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古文明所处的地域相对都比较狭小，缺少周旋和活动的余地，所以面对雅利安人的入侵，很快就被打败或是逐渐消亡。这次大冲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所有受到游牧民族冲击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重要的精神变革。有学者认为，希腊哲学或观念最初很可能具有一定的“输入性”或“启发性”，其起源因此往往具有某种“突发性”和“突然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突变”。科学史家普赖斯在分析西方知识的特异性时就指出：“可以设想，其余文明大部分是正常的，而唯独我们的文明包含了某些罕见的和独特的入侵因素……”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希腊原始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同时带来了新鲜的文明气息。雅斯贝尔斯说：“在新的精神创造中，难以遏制的执拗成长为精神的反抗运动，之后成为追问和探寻的运动，或者是由坚定的自我发展成为以自我的生存为基础的自由人格。” 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人开始自我觉醒和探寻追求，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出自主和自由的意识。正如梯利所言：“这种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助于激发智慧和意志，开阔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眼界，活跃批评和思索的精神，导致独特人格的发展，促成人类思想和行动各个方面不同的进展。”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其所面临的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地域非常广袤，相比之下，其他几种文明所处的地域就显得非常狭小。中华文明的广阔地域导致了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源多流。苏秉琦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即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这些不同起源的文明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碰撞、渗透、交流、融合，形成新的文明中心和类型。同时，因为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存在，中华文明在第一次大冲击中没有遭受像雅利安人这样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考古人员曾在商朝武丁王后妇好（公元前1278—前1245年）墓中发现了一些白人的骸骨，在与甲骨文记载的“贞王勿□帚好伐土方”相印证后，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当时入侵的雅利安人。此说没有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即便属实，雅利安人对中华文明的入侵也是以失败告终。其他周边区域的游牧民族如獯鬻、俨狁、犬戎等，也都对华夏族有一定的侵扰，犬戎甚至一度攻下西周都城镐京，但他们终究没有将华夏族建立的王朝完全毁灭，只是进行了局部破坏和侵扰，最终还是被华夏族赶出中原。所以，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冲击不是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哲学的突破”的全部原因。
总体来看，中国在“轴心时代”出现“哲学的突破”的原因是广袤的地域中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华夏族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体和主导，继而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夏朝时，周人的首领公刘从戎狄之间来到豳地，凿洞而居，开始过上定居生活，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公元前12世纪，古公亶父为躲避游牧民族獯鬻的侵扰，率领部族从豳地迁到周原，继续大力发展农业，从古公亶父经过季历到周文王，不过三代就“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一过程中，周人逐渐从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状态转变为比较稳定的农耕生活，而这种转向不如西方那样剧烈，是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所以，之后出现的“哲学的突破”也不像西方那样突然和强烈，而是广袤地域上的各个部落不断融入中央的华夏族，在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思想的碰撞与共鸣。
殷、周之际的重大社会变革也对原有的文明造成冲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此说虽然遭到一些学者批判，但还是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商人是否起源于东方暂时还得不到确认，但是他们的活动轨迹至少证明他们曾到达过东方。周人从西部高寒地区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发展是从西向东推进，而商人则可能是从东往西，也可能是从西往东，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周人的居住地以东，所以，周人向东推进就是向商人统治的地域渗透。这其实就是部族的融合，是不同部族文化碰撞之后的融合。周武王灭商之后很快就返回镐京，然后在东方分封诸侯。后来武王病逝，其子成王继位，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联合三监发动叛乱，周公因此而东征。周武王虽然占领东方部分区域，但是还没有实际性地与商人和东夷人融合在一起，而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真正把东方稳定下来。西周的分封制是到了周公时代才真正落地，武王时代只是做了尝试。周初政治秩序的建立主要应该归功于周公，他对殷礼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的不同行为规范，这种改造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周公建立在礼乐基础上的分封制真正落地以后，才有了后来姜太公的“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特权，其实质就是由姜太公镇抚东方。经过这样的过程，周王朝基本完成了对东方区域的统一。
此外，周公还主持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殷、周之际的宗教改革。殷人和周人的思想信仰不同，殷人崇拜鬼神，《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甲骨文就是殷人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镌刻的文字。周人得天下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小邦周灭掉大邑商，当时商朝主力部队在东方和夷人打仗，国中空虚，周人趁虚而入，《左传》中就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的说法。殷人信奉至上神“帝”，胡厚宣指出：“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帝虽在天上，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祐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殷人以为帝有全能，尊严至上，同他接近，只有人王才有可能。商代主要的先王，象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等死后都能升天，可以配帝。”殷人的先公先王不仅可以享用时王的献祭，而且可以向“帝”转达时王的请求。殷人所具有的这种宗教信仰本质上属于“自然宗教”，尚未进至“伦理宗教”。陈来认为：“周人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商，使得他们对于天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就是，天命对一朝君王的眷顾不是永久不变的，即所谓'天命靡常’。天命眷顾的久暂与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之间有关系，周人从历史经验得到的这种认识，成了周人自己戒慎警惕的信条。”周人为改变这种鬼神崇拜，便把具有道德意义的“天”和“帝”并称，对“天”“帝”进行新的解释，认为“天”“帝”不再是一个形象化的人，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天子受“天”的派遣来人间进行统治，但是天子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经过这样的规范和约束，“自然宗教”开始向“伦理宗教”转变。
经过殷、周之际的民族融合与宗教改革，殷人和周人实现了思想文化的大融合，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犬戎的入侵迫使周王室东迁洛邑，王朝的统治中心开始东移，这使得王朝的辐射力进一步增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在遭到犬戎入侵和东迁洛邑的过程中，周王室的史官和典籍散落民间，原有的“学在官府”格局被打破，学术开始下移，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开始碰撞、融合，这进一步激荡了士这个新兴阶层的思想世界。正如白奚所说：“'礼崩乐坏’不仅是这一统治秩序的崩坏，同时又是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它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使得人们的思想更自由，有利于新的思想学说的出现。”所以，东迁洛邑一百多年后，老子、孔子、墨子等一大批圣哲便纷纷诞生。他们继承了三代的思想文化，并加以转化、创新和发展，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所以，在“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的突破”表现得并不是很剧烈。而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发展则是毁灭后的重生，“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文教灿然可鉴的'先王’传统” ，完全进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状态中，“哲学的突破”表现得非常剧烈。
当然，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生产力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自由思想充分发展，民族文字及修辞方式基本成熟，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希伯来和希腊的拼音文字，以及中国的汉字，都在这一时期成熟和定型。这些也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东西方文明完成“哲学的突破”的共同因素。
希腊在“轴心时代”以前是“黑暗时代”，“黑暗时代”以前是“神话时代”，“轴心时代”的思想意识与“神话时代”相对立。希腊神话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2—前8世纪之间，历经古希腊人数百年口口相传并不断进行艺术加工而在文献中保存下来。在“神话时代”，人们想象奥林匹斯山上住着宙斯、波塞冬、雅典娜、哈迪斯等诸神，他们之间是家族成员关系，围绕他们形成了一系列神话故事。这些神话在希腊最早形成的文本是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这一文本的形成与文字的普及、应用有很大关系。奥斯温·默里说：“这一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文字让那以前变动中的描述永久固定下来，并且为更广大的听众所利用，预示口传传统的难以捉摸和再解释终止了……”他进一步指出，“几乎不用怀疑，文字确实引起，至少是便利了希腊一系列的激进变革。在文学方面，可能是自赫西奥德以降书面诗歌的兴起，口传传统的确立和逐渐衰退，新的韵律和个人抒情诗的发展（至少是记录）。”在诸神的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是被动的、给予的和自然化的，人和神共置于同一个空间时，神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这实际反映了人的理性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思想上缺乏足够的自信心，仍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进入“轴心时代”后，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的思想世界，人类开始用理性思维进行分析和想象，对于“神话时代”开始持怀疑态度，自由思想、悲剧精神、理性热情等开始充斥人们的精神世界，此前虚构的神人关系在理性思维面前逐渐破灭。
希腊在“轴心时代”对神话的颠覆使哲学家的思维指向了自然，指向了超越神灵的理性的存在。布克哈特说：“哲学本身基本上就是颠覆神话的产物；但是对当时的雅典来说，重要的是由于解释自然，尤其是解释天体现象的新的方式的出现而导致了所有的'对神灵的敬畏’（deisidaimonia）在日常生活中的丧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在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当中发生的）。”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人们不再惧怕诸神，不再甘心被神灵操控，开始关注连神灵都被支配的强大力量，即属于自然理性范畴的“运命”和“定数”。罗素说：“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但是，这并没有彻底完成“哲学的突破”，因为这样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缺乏理性思维的觉醒。梯利分析说：“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所以，希腊在“轴心时代”实现的“哲学的突破”是在反对诸神基础上对于理性思维的探寻和使用，他们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努力把人与社会和宇宙打通。在此基础上，希腊先哲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变革，产生了对后世2000多年有巨大影响的价值体系和信仰形态，与“前轴心时代”相比，他们的思想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在希腊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连续性，春秋战国对三代文化因袭损益、传承发展，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而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出现，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成熟的神话时代作为起点。在诸子以前，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所以他们无所谓理性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人文精神的崛起。中国成体系的神话出现得比较晚，《西游记》《封神演义》所建构的佛道神话体系虽然比较成熟，但那时的神话已经不具有原始文化的属性，而是佛、道思想融合并建立在小说基础上的神话故事，是一种文学概念的演绎，这种神话故事对人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实际上，中国的神话体系在商代以前已经初具规模，这个体系被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人编纂成《山海经》。然而，这个神话体系只是初具规模，还没有在民众中实现普遍信仰，就被殷、周之际的宗教改革给破坏掉了。周人把殷人尊崇的上帝进行了概念置换，不再将其尊为至上神，因此也就不再继续维护那个自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的神话体系。在诸子的时代，中国没有一个现成的神话体系让他们去攻击和破坏，诸子主要是对三代文化进行总结和传承，是一种理性思想的觉醒。正如陈来所说：“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
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进行“哲学的突破”的对象是三代的礼乐传统。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转变，西周初年周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典章和礼仪规范，“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周公制定礼乐主要强调德行和秩序，是从外在体系上建立起一套社会管理标准。春秋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一心要重建这种礼乐秩序，在实践中却是到处碰壁，遂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思考。他认为不能重建礼乐秩序的原因是人心出了问题，即伦理道德出现坍塌，要想重建礼乐秩序，首先要让人变成好人。于是，他把周公从德行方面对三代礼乐传统的解释转向对人的德性精神的重视，即所谓“归礼于仁”。这种转向是一个由外向内逐渐收敛的过程，这种收敛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突出特征，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最后到诸子百家的人文理想，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经历了一个向内敛聚的过程。殷人信奉鬼神，周人尊礼敬德，孔孟开始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敬仰，并确立了以“四端之心”为原点的文化进路。在此基础上，人生一切都从与生俱来的人性良知出发，由内圣到外王，由成己而达人，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先向内收敛然后再向外拓展的发展过程。这种文化理路深刻影响着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就是这种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发展的思想理路，是宋代思想家对“轴心时代”思想光芒的回顾和借鉴，为后世历代文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