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牙璋，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分布最广、也最富神秘色彩的精英阶层器物之一，其身影遍布从黄土高原（石峁）到四川盆地（三星堆），甚至远达越南的广阔地域 。它的存在标志着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之间流通着一种共享的文化符号。本文旨在挑战将牙璋仅仅视为兵器或权力象征的传统观点，并提出一个新的论述：牙璋是一种复杂的礼器，其独特的形制、功能及其迅速的传播，与公元前4200年（4.2ka）气候事件所引发的深刻环境与社会危机密不可分。
图：三星堆文化早期的玉牙璋，墨玉材质，首端双叉作鱼尾状，柄部有齿状突起及穿孔。此类牙璋被认为是古代祭祀与权力的象征之礼器。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牙璋的观念起源于石家河文化圈，是应对4.2ka气候事件所导致的农业危机而产生的直接回应。其鱼形形态（很可能以鲤鱼为原型）在当时新兴的山川祭祀仪式中，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应巫术工具，旨在祈求雨水与丰产。这一礼仪复合体蕴含了“年年有余”观念的雏形，并通过精英交流网络传播，最终将各大主要政治实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应对共同生存威胁的泛区域性意识形态体系。
玉牙璋形制起源分析
关于玉牙璋这种器型原型来源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猜测，本文的分析依据正是第一种出土于石家河文化区祭祀场所的“抱鱼形器巫师”。
1，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的“抱鱼形器巫师”陶偶，有多个学者解读应为“抱璋巫师”，巫师怀抱着的即祭祀用的牙璋，本文认为其属牙璋起源概率70%
2，陶寺文化龙盘呈现的蛇（龙）衔“禾”，“Y形”龙口衔禾，寓意守护“禾苗”，有保佑农业丰产的含义，本文认为其属牙璋起源概率50%
3，陶寺文化“骨耜”，是一种挖土翻土的骨制农具，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被广泛运用在农业生产中；此“骨耜”出土于陶寺早期大墓，放置于专门的墓龛中，且并无使用痕迹，可能是一件代表农业生产的礼器，因龙山文化晚期已有平头“玉铲”这种玉礼器，因此本文认为牙璋起源于“骨耜”的概率较低，仅为10%
4，红山文化“丫形玉器”，“丫形器”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均有出土，此“丫形器”“丫”形分叉部分来源于典型的红山文化猪龙神兽首。“丫形器”存量极少且皆为征集品，无法考察其是否为祭祀用品，目前认为其是玉猪龙玦形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参考玉猪龙出土信息分析应为体现权力和身份地位的器物，本文认为其属牙璋起源概率20%
图：玉牙璋与其他被认为可能是潜在起源器型的比对
4.2ka事件被全球公认为一次突发性的、剧烈的降温与干旱事件，它标志着温暖湿润的中全新世向凉干的晚全新世的转折点。这并非局部现象，而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剧变，导致了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河流域等多个主要古代文明的崩溃或中断。在中国，该事件表现为季风系统的显著减弱，造成气温和降水量的急剧下降 。这次气候突变导致了“几乎所有发展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脱轨” ，包括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崩溃，以及甘青地区统一的农耕文化的彻底瓦解，这次气候突变危机影响可能长达300年之久。
1.2. 洪水与干旱：中国农业核心区的双重危机
此次环境冲击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在中国的农业核心区造成了一场双重危机。当北方地区经历严重干旱时，主要流域却饱受极端气候波动的困扰。
长江流域与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是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稻作文明，其生存环境尤为脆弱。虽然温暖湿润的气候曾是其繁荣的基石，但在4.2ka前后，长期的干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及其水利系统的正常运作 。然而，矛盾的是，这一时期长江流域也同时遭遇了“频繁而强烈的洪水事件”，迫使聚落向高处迁移 。这种干旱与破坏性洪水交替出现的极端环境，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农业不确定性，无疑也给当时的社会领导层施加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巨大压力。
图：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彭头山-石家河文化晚期）水稻田剖面图，显示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了可能由史前大洪水导致的深厚淤积层
黄河流域：黄河冲积平原在这一时期同样易受灾难性洪水的影响。尽管约公元前1920年的“大禹治水”传说所对应的洪水事件年代稍晚 ，但它恰恰反映了这一气候动荡时期水患灾害的巨大规模。在商代晚期（作为这一动荡时期的延续），频繁的特大洪水迫使居民在台墩上修建居所。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如仰韶和良渚文化，以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葬及祭祀场景背景所示，当时的祭祀活动主要集中于祖先崇拜，旨在为死者提供来世所需。这一信仰体系建立在社会与自然世界相对稳定的关系之上。
然而，4.2ka事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标量压力” (scalar stress) ，从根本上挑战了现有宗教框架的有效性。当祖先神灵似乎无法保障稳定的气候与收成时，祭祀力量的重心便合乎逻辑地转向了那些更强大、更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本身：掌控气候的山脉，以及带来生命之源与毁灭性洪水的河流。
因此，这场危机直接推动了一种全新的、大规模且仪式化的祭祀体系的诞生，其核心是祭祀山川神灵。此前，这种大规模祭天祀地的行为尚无考古证据。这场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宗教回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边璋上刻画的祭山场景 ，为牙璋这一器物与这种新型祭祀活动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该玉边璋满饰浅线刻纹，其中最下层画面中，清晰可见一座山的两侧各插入一把叉首式牙璋，山上和山脚站立着跪拜姿态的人物。这一图像无疑揭示：牙璋被作为祭祀大山的礼器，插于山体以供奉山神，场面中还有人像跪祭，极可能寓意祈雨仪式。这与《周礼·考工记·玉人》郑玄注引的一句话不谋而合：“于大山则用大璋”——意思是祭祀高山要用大的璋玉。其中所谓“大璋”，正可对应像三星堆所见这种体型较大的牙璋。
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崩溃，更激发了宗教的革新与社会的整合。当地方性的、以祖先为核心的宇宙观失灵时，社会需要一种更具普适性的新意识形态来解释并应对这场区域性的环境灾难。传统的祖先崇拜体系在管理社会关系和应对可预测的自然周期时是有效的，但面对4.2ka事件带来的史无前例且看似随机的自然灾害，其解释力显得苍白无力。这导致了信仰体系的危机，形成了一个“神学真空”。人类社会通过创新来应对此类危机，最合乎逻辑的创新便是直接与问题的根源——强大的自然神灵（山川）——进行沟通。因此，4.2ka事件不仅是破坏性的，更是创造性的，它催生了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新宗教范式，而这种范式需要全新的礼器，牙璋便应运而生。由于这种新范式是为了应对一个共同的区域性问题，它比特定氏族的祖先崇拜更具传播性和普适性，为其迅速扩散奠定了基础。
解开牙璋观念起源之谜的关键，在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陶塑人偶。在数以万计的陶塑品中，一种头戴高冠、双膝跪坐、双手横抱一物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传统观点将其解读为“抱鱼人偶”，认为其表现的是祈求渔业丰收或生活富足的场景 。
本文采纳了学者龙啸的批判性重释，他认为人偶手中所持之物并非鱼，而是一种“璋”，因此应称之为“抱璋人偶” 。龙啸进一步将这一行为与文献中记载的“以璋祭山川”联系起来，认为该塑像描绘的正是巫师举行祭山求雨仪式的场景。这一解释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整体干冷的气候背景完全吻合。这尊陶偶，正是牙璋这一礼器的思想蓝图。
认为人偶所持为“璋”的观点，非但没有否定其鱼形起源，反而强化了这一联系。牙璋的形态，正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鱼。
形态学比较：
V形刃：牙璋标志性的分叉或V形刃部（如夏商时期牙璋），直接模仿了鱼的尾鳍。在石家河文化核心区荆州汪家屋场发现的两件早期牙璋，其显著特征便是这种锐利的“V”形刃 。
两侧扉牙：牙璋器身两侧的锯齿状或突出的扉牙，与鱼的胸鳍和腹鳍形态一致。
修长器身：整体扁平修长的器身，模仿了鱼的侧面轮廓，尤其是鲤鱼。
牙璋的原型很可能是鲤鱼（Cyprinus carpio），它是长江与黄河流域常见且生命力旺盛的淡水鱼类，其象征力量无与伦比。
图：玉牙璋和鲤鱼的形态比对，V形鱼尾，前鳍，鱼眼均能准确对应，对玉牙璋以及其他很多玉器的打孔，可能并非用于固定，而是一种源自古老的“开眼”仪式
玉牙璋不同时期的形态变化
*其他关于牙璋形制的重要信息：V形弧刃牙璋只在石峁，石家河，三星堆，华南地区出现，U形弧刃牙璋在中原，山东，石峁等地均有出现。
插曲：
有趣的是，玉牙璋所体现的“鱼尾叉形”造型与“祈雨、水神崇拜”功能，并非中国古代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也存在与之在形象或寓意上相近的神圣器物和符号，可资比较。这些跨文化的类比有助于我们从人类文明共性的高度，理解玉牙璋背后的符号学意义。
图：埃及古王国不同时期的鱼尾刀，祭司以鱼尾刀触碰法老木乃伊或者法老雕像的口部，象征赋予其来世的呼吸与言语和进食能力
选择鱼或鲤鱼的形态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源于其强大的语言学与神话学联想。
语音象征：“鱼”的发音（yú）与“余”（富余、剩余）的发音相同。“鲤”（lǐ）的发音则与“利”（利润）和“力”（力量）相同 。在生存危机时期，一件能够体现“富余”与“利益”的礼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神话力量：鲤鱼不仅是富足的象征，更是蜕变与力量的化身。“鲤跃龙门”的传说——鲤鱼逆流而上，最终化为能够行云布雨的龙——是一个极具感召力的神话 。在中国宇宙观中，龙是掌控水、云和雨的终极神兽。
因此，这个使用鱼形权杖祈求雨水和农业丰产的礼仪复合体，代表了“年年有余”这一概念的实践性起源。它最初并非仅仅是后世新年祝福中的一句吉利话 ，而是在高风险祭祀活动中为求生存而践行的基本法则。
牙璋是一种用于实现蜕变的感应巫术工具。它不仅是鱼的形象再现，更是一种旨在将鱼的蜕变潜力引导至龙，从而使巫师能够掌控降雨力量的媒介。当社会面临干旱缺水时，人们会求助于宇宙观中最强大的控水神兽——龙。而在神话中，龙的前身是能够逆流而上的水中生物——鲤鱼。通过制作一件鲤鱼形态的权杖，祭司（巫师）便掌握了一件蕴含着蜕变潜能的实体器物。在祭山仪式中（将权杖举向天空），巫师通过这一行为模拟“鲤跃龙门”的过程，象征性地将鱼形权杖转化为龙，并驱使其降下甘霖。因此，牙璋的鱼形形态并非被动的象征，而是旨在操控宇宙的仪式技术中的一个主动要素，这使其从一件简单的祈祷物品升格为一种彰显巫师神力的法器。
考古记录清晰地揭示了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与黄土高原的石峁政体（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跨越900多公里的远程交流网络 。这是一种以玉器为主的“上层交流” 。至关重要的是，在石家河文化腹地的荆州汪家屋场发现了具有石峁风格的牙璋（墨玉质地，扉牙形态特殊）。反之，在石峁遗址也发现了典型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如鹰形笄和虎头饰。
这种双向交流证明了一条直接的沟通与运输廊道的存在，该廊道很可能始于江汉平原，经南阳盆地，向北进入关中和河套地区。这条廊道正是牙璋观念从其思想发源地向北传播的主要途径。控制着西北地区玉料贸易的石峁，可能在牙璋的规模化生产与形制完善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牙璋的分布图显示，其主要集中地之一是四川盆地，即三星堆文化（约公元前1700-前1150年）的所在地。牙璋传入该地区的时间较晚，可能发生于商代中晚期。
图：玉牙璋出土分布图（图中蓝色的箭头为笔者假设的玉牙璋流通线路）
位于长江中游的商代城址盘龙城（约公元前1500-前1200年）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作为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与政治重镇，盘龙城吸收了来自中原的文化，并将其向四周辐射 。考古证据显示，盘龙城在青铜器和玉器方面与三星堆有着显著的文化共性。学者程酩茜指出，三星堆文化中许多神秘符号（如纵目人像、鸟饰、兽面纹）源头可追溯到良渚和石家河的玉器符号库。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专家王方指出，古蜀地区宗教色彩浓厚的神秘器物群，明显吸收了石家河文化的神人、凤鸟、虎蝉等图像与信仰体系，二者在审美意趣上相通，只是古蜀将精神观念的载体由玉质转向了青铜、黄金等材质。这种图像和观念的承袭，暗示了石家河与三星堆之间可能存在文化上的延续或交流。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商文化及其承载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正是以盘龙城为据点，沿长江西进，最终影响到四川地区。
这为牙璋传入三星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机制。它可能通过商王朝经由盘龙城的网络传入，也可能是由在商文化扩张压力下向西迁徙的石家河遗民带入，而盘龙城等中心城市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中转作用。盘龙城约在公元前1250年废弃，这一时间点与三星堆祭祀坑体现的鼎盛时期大致吻合，暗示了文化和技术影响力或人口的转移可能。
牙璋的发现地覆盖了广阔的疆域，东至山东，西达四川，北起陕北，南抵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 。这种广泛的分布无法仅用简单的贸易来解释。如此独特、高价值且非实用的器物被广大区域的统治精英所接纳，意味着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也被一并采纳。
牙璋成为一个共享礼仪体系的标志，这个体系将所有长期面对4.2ka气候事件后果的政体联合成一个“礼仪共同体”。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玉边璋上，刻画了手持牙璋祭山的场景 ，这最终确证了牙璋的祭祀功能。 在陕西、山东等地发现的一些玉牙璋出土于山岗、石缝之中，也都被解释为祭山后埋葬的供器。例如山东五莲县万家沟北山出土的一件牙璋，被考察者认为是“祀山瘞埋之玉璋”，即古人在山顶祭祀后埋入山体的供奉品。临近的沂南县罗圈峪村发现的一件牙璋，同样埋于丘陵缓坡的山石裂缝中，被推测为祭祀坑埋藏。这表明，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的先民可能不约而同地将玉牙璋用于与山川有关的祭祀——尤其是祈雨或祭拜水源山神。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4.2ka气候危机背景下，各地采取的相似宗教响应：通过礼奉山岳、祈求风调雨顺来应对干旱的威胁。由此可见，玉牙璋作为祭山礼器、祈雨法器的功能，贯穿于夏商周早期的多地文化实践中。从江汉平原到中原、海岱、巴蜀甚至东南沿海，不同族群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玉璋来祭祀他们所敬畏的山川神灵和风雨之主。这种仪式性用途在考古记录中留下了丰富而一致的痕迹。
表3.1：区域性牙璋特征比较分析
部分学者例如邓聪，邓淑苹曾提出，最早的牙璋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其依据是在该地区发现的数件牙璋多为石制，形制较为原始，被视为更早的风格先驱，此观点可归为广义的“东方起源说”。
本文基于多方证据与逻辑推理，反对山东起源说，这一立场与学者朱乃诚的研究相一致。
缺乏可靠的考古背景：许多关键的山东牙璋是通过征集而非系统性考古发掘获得，这使得它们的年代和文化归属的可靠性远低于在二里头或石峁等拥有明确地层关系的遗址中出土的牙璋。
年代问题：学者朱乃诚的系统性分析指出，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形制最原始且有明确出土背景的牙璋，是发现于中原地区花地嘴遗址的新砦期牙璋（约公元前1850-前1750年）。他认为，山东地区发现的牙璋和新砦期牙璋形制相似，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因此年代更晚而非更早。朱乃诚进一步指出，牙璋向中原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传播，发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公元前1530年以后），这很可能与夏王朝覆灭后夏遗民的迁徙有关 。
地理逻辑的困境：这是反对山东起源说最有力的逻辑论证。中原地区以及通往石家河文化区的江淮地区在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从未出土牙璋。如果山东是起源地，那么牙璋就必须“跳过”整个中原核心区，淮河文化区才能到达西北的石峁和后来的石家河文化圈。这在地理和文化传播规律上都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文化传播通常遵循既有的互动路线 。
本文提出一个能够调和现有证据的多阶段模型：
观念创生期 (约公元前2200-前2000年)：牙璋的“观念”——即一种用于祭山求雨的鱼形权杖——起源于后石家河文化，其物化证据是“抱璋人偶”陶塑。
物质结晶期 (约公元前2000-前1800年)：这一观念通过石家河-石峁交流网络向北传播，早期的玉牙璋可能大都被祭祀埋藏于山川之中，并未随葬而被后世考古发掘。而像早期中原地区（新砦/二里头）这样拥有更强政治实力和更先进玉器加工技术的政体，率先将这一观念大规模地物化为玉质礼器象征王者权威。这解释了为何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体玉牙璋”出土于中原地区的花地嘴遗址，与朱乃诚的观点一致。
广泛传播期 (公元前1600年之后)：牙璋在早期作为山川天地祭祀的祭器被巫觋精英阶层广泛使用，并且二里头时期成为与夏政权紧密相关的成熟礼器，随着商灭夏后的政治动荡和人口流动，被广泛传播至中国各地。
对牙璋单一“起源点”的争论可能具有误导性。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其视为一个“起源区”的产物，并区分其“观念起源”与“物质起源”。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优势：石家河文化圈面临着迫切的宗教需求，从而发展出了最初的观念和图像学原型（抱鱼（璋）巫师陶偶）；而石峁和中原地区则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成熟的交流网络和先进的玉器加工技术，（石峁文化可能在当时控制了源自西北地区的牙璋玉料）从而将这一观念正式化，并生产出高规格的玉质礼器。因此，牙璋并非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区域间互动的结晶。它的诞生历程与其后来的功能如出一辙：它诞生于一个网络之中，先为祭器，后为礼器，这一模型解决了石家河图像学证据与中原年代学证据之间的表面矛盾，既承认了石家河的思想源头地位，也尊重了朱乃诚对最早实体牙璋的年代判断。
本文系统地论证了牙璋是一种革命性的礼仪技术，它诞生于4.2ka气候事件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之中。其观念源头可追溯至后石家河文化的巫觋求雨仪式，其鱼形形态则承载了对农业丰产——这一生存之本——的深切祈愿。
牙璋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广泛传播，并非简单的奢侈品贸易，而是一种共享的解决方案在应对共同挑战过程中的传递。牙璋网络构成了东亚最早、也最广泛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一，它是一股跨越语言和族群界限的文化整合力量。它既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力与坚韧精神的明证，也是理解中华历史国家形成之前文化整合过程的关键器物。当年巫师在玉璋中所注入的对物质富足的祈愿，历经数千年，其回响至今仍在中国“年年有余”这一不朽的文化期盼中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