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馑的记忆至今让老一辈人痛心疾首。每当谈起那段历史，年长者总是摇头叹息，眼中含着泪水，仿佛那段岁月太过沉重，无法轻松回首。祖父常常提到，民国十七年春天，天旱，久未降雨，导致地里的麦苗零星稀疏，且大多枯萎凋零。那个年代，渭北高原的农田完全靠天吃饭。虽然地广田多，但在正常的年份，亩产不过七十多斤。即便如此，辛苦一年，家里的收成勉强够温饱，却也无多余粮食储备。
随着旱情的加剧，民间早已流传着年馑将至的消息。尤其是民国十六年冬至翌年，天不曾下雪，甚至连雨水也没有，整个冬季一片干渴。老人们已经开始劝诫年轻人，今后日子恐怕要改样，早晨下地时吃干的，到了傍晚则只能吃稀的粥水。妇女们因常年不做重体力劳动，食物更加匮乏，通常只能吃一些清汤水泡的食物维持。
到了民国十七年夏秋季节，旱灾造成的农业歉收已经让一些家庭连种子都没法留存。民众的生活艰难，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到了民国十八年初，干旱情况进一步加剧，许多人家开始没粮吃，纷纷出门乞讨。到六月份，赤地千里，农田颗粒无收，饿死人的事情已经在村里屡见不鲜。
关于这场灾难，维基解密上有详细的记载：民国十八年的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开始，尤其是干旱加上年末的暴雪，使得这一年陕西、河南、甘肃等地的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导致灾区人口大幅减少，死亡人数极为庞大。更为悲惨的是，民国十九年夏，飞蝗成群，几乎将田间的禾苗全部吞噬，紧接着各种灾难接踵而至，给人们带来了无法承受的重负。
1929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东北易帜后的形式统一并没有带来和平，军阀们依旧为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让数百万的军队聚集在中原大地上，战乱与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顿之中。
当时，陕甘地区属于冯玉祥的控制范围，宋哲元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为了筹集粮饷，支援中原战争，宋哲元加重了农民的税赋。同时，陕西地区的土匪刀客横行，百姓在贫困和战乱的夹击下日子愈加艰难。民国十八年的年馑，在那时的人眼中无疑是人间地狱。
每当80年代初，年长者们在过年时提到那些过去的岁月，总是感慨万分。那时的长者已经六七十岁，他们谈起民国十八年的年馑，总是泪眼婆娑。许多人都记得当时的情景：饥饿已使得人们开始四处乞讨，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有一位长者曾讲述，自己家的奶奶因为饥饿，为了省下粮食给孩子们吃，自己饿死在了路上。“她每天出门去抱柴火，却再也没有回来。家里人找到她时，她已经不行了。”
而更为令人心酸的是，在饥饿的逼迫下，有些人甚至会疯狂到吃观音土。这些人吃下土之后，因土中杂质太大，导致胃肠阻塞，不得不忍受剧痛直到死亡。除了观音土，榆树皮也成了人们的“救命草”。有的人刮下树皮，将内层的软皮晒干，捣碎后制成粉食用。村里的人，尤其是年长者和孩子，时常食不果腹，许多人因吃了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而丧命。
甚至连墓地都显得冷清寂寞，人死后，家人只能用席子简单裹尸，将死者埋葬。那些年，饥饿让人们连最基本的安葬之礼也无力提供。长辈们常说：“你们现在生活得好，要珍惜粮食。你们想象不到那个年代的苦，连地里掉下的几颗豆子都能成为救命的稻草。”
就在那场天灾和人祸交织的灾难中，饿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民国十八年年馑的影响持续了许多年，直到后来的几年里，虽然遭遇灾荒，但生活稍有恢复，大家依然不敢过多地储备粮食，大家心里都知道，天灾随时可能再次降临。
各地灾情的报告和纪实让人触目惊心。大公报的报道曾记载，陇县柳姓一户人家因为食物短缺，最后父亲忍痛将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吃了。更为可怖的是，西安及周边各地的灾民因饥饿而悲惨死去，尸体满地，眼前的景象令人无法直视。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这一切：“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路旁的尸体如同骨架，城市的妓院被飢饿与病痛吞噬。”他所见的一切，不仅是大自然的灾难，也是人类道德的极度崩塌。
记得年长者说，“有一个村子，三个人因为饥饿，先是死了三具尸体，然后又食了剩下两具活人。”这不仅是生死的挣扎，更是人在绝境中的疯狂与绝望。
民国十八年年馑，已经成为陕西人民无法抹去的痛。年馑过后，许多家庭在地窖里藏粮，以备将来之需。即便是丰收的年份，大家也谨慎过日，习惯性地将食物细水长流，尽量避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