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人提起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那场年馑，总是忍不住摇头叹息，眼中满是泪水，仿佛那些痛苦的回忆无法承受，无法再提及。每次讲起这段历史，祖父都会提到，民国十七年一开春，便遇上了严重的干旱，许多地方雨水稀少，麦田里大多麦苗稀疏，而且大部分都枯死了。那时候，渭北高原的庄稼全靠天命，常年依赖天公的恩赐才能有所收成。通常年份，土地上每亩能产七十多斤，但即便是地广人稀的家庭，辛勤耕作一整年，粮食也勉强够吃上一年，家里根本无法富裕。
民间早已开始传言灾荒即将来临，民国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雨雪缺失，寒冷的冬天几乎没有降水。老人们告诉年轻人，未来的日子里，吃饭方式得改变。辛苦耕作时只吃干粮，不干活时则以稀粥为主。而由于妇女较少干重活，她们的饮食也通常只有稀的东西。随着民国十七年夏秋季节的到来，旱情愈加严重，农田收成少得可怜，甚至有的家庭连种子都没有留下。
进入民国十八年，干旱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家里已经没有存粮。那些无粮可吃的家庭纷纷开始外出乞讨。到了六月，赤地一片，禾苗没有一颗能够存活。村子里，饿死的人家已不胜枚举。根据维基解密中的记载，民国十八年的年馑始于1928年，导致陕西、河南、甘肃三省的饥荒，几乎数百万人因此丧命。那一年，陕西、甘肃等地干旱，年末又迎来了暴雪，年馑雪上加霜。翌年的夏季，飞蝗成群，田野中的庄稼被吃光。再过一年，霍乱大肆传播，令幸存者也无一幸免，陕西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1929年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东北易帜后，表面上中华民国看似统一，但各地军阀为了争夺领土，不断展开战争。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包括陕西，陕西的省政府由宋哲元掌控。为了筹集军饷，宋哲元加重了对农民的税赋，民众苦不堪言。同时，土匪和刀客横行，盗窃粮食，致使百姓生灵涂炭。
当时的年馑，简直是人间地狱。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过年时我常随父母去拜年，老一辈的人总会感叹：“现在好多了，至少还有粮食吃，不再饿肚子。”而他们也常常提起那段困苦的岁月。一位年长者曾讲述他的祖母是如何因饿死的：“饿得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出去乞讨。路上到处都是乞讨的人，沿途也能看到饿死的人。我奶奶为了省下点粮食给孩子吃，自己连续几天不吃饭。早上出去抱柴，结果再也没回来，家人找到她时，她已经死去。”
饥饿的人们常常失去理智。每个村子里都有庙，庙里有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吃这种土，结果有些人吃了后无法排出，最终导致死亡。我们村周围曾有许多榆树，现在已经稀少得很了。传言说榆树皮是能吃的，大家疯狂地刮起树皮来吃。有些人将榆树的粗皮刮掉，只留下那层柔软的内皮，再切成小块晒干，晒干后用石头或者锤子砸碎，最后将它们磨成粉食用。
那时候，村里有很多人死于饥饿，连棺材都没有，家人几个人就用席子把尸体盖好，简单埋了。长者曾经说：“你们现在能吃饱，真是好日子啊。那时候饿得不行，田地里拔草，实在没力气了，头晕眼花，偶尔发现地上有几颗掉落的豆子，也会抓起来吃，能撑一会儿。”
陕西各地的饿死人记录不计其数。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在抗战期间巡视西北时提到：“民国十八年陕西的大旱，死亡人数高达百万人。”冯玉祥甚至在1929年破坏了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切断了交通，使灾区更加封闭，救援工作困难重重。
根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的报告，全省饿死人数超过两百万人，另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近八百万人以树皮、草根和观音土为食，勉强维持生存。这时，风灾、雹灾、虫灾、瘟疫、水灾、火灾和土匪的横行同时降临，几乎让全省92个县成了灾区。
在这场天灾中，饥饿令很多人精神崩溃，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根据《大公报》的报道，陇县有柳姓一家人，几乎全死光了，最后父亲将十二岁的女儿吃掉。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悲惨情景。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黄土高原一片死寂，路上到处是白骨，饥饿、贫困、暴力交织成的景象，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撼。
这一年，民间流传的顺口溜描述了灾民朝不保夕的生活：“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这些简短的话语，承载了太多的无奈与痛苦。
在这一年的灾难面前，除了自然灾害的摧残，土匪的横行也加剧了民众的困苦。那些无家可归、绝望的贫民，有的甚至加入了土匪的行列，家园一片狼藉。我的村里曾有一位长者，听到外面有人喊“你家的麦草堆着火了”。他急忙跑出去想救火，却被土匪一枪击倒，家里的粮食被抢夺一空，最终家中的老母亲也因饥饿而死去。
民国十八年的年馑给陕西关中人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灾难过后，尽管大家开始逐渐恢复，但为了防范未来的灾荒，许多家庭都在地窖里藏粮，生活变得更加节俭。即便丰收的年份，家家户户也只敢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的，午餐吃干的，通常大部分是粗粮，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