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客户端3月21日报道，本周一“315”，一个习惯了年年打假的日子，但没想到这一天北方的朋友一觉醒来，感觉假还没打呢，脸可能要被打了，因为走出家门，打脸的是扑面而来的沙尘。这场沙尘暴影响国土面积接近40%，严重程度为十年一遇，这是典型的好久不见，一见就让你记住好久。这一天，北京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属于严重污染级别，作为首要污染物的PM10全市平均达到1000微克每立方米。数字是冷静的，但人们的反应很难冷静下来。这次的沙尘哪儿来的？是不是这种猛烈的沙尘暴还会再来？我们有什么招吗？《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十年一遇沙尘暴。
城市“添了色”
从本周3月14日起，一股主要源自蒙古国的沙尘，随气流南下，逐渐笼罩中国北方多个省市。多地黄沙漫天、尘土飞扬，甘肃、内蒙、河北、北京，一条长三千多公里的沙尘带，一度让西北、华北等地空气质量指数爆表。在临近沙源地的呼和浩特市，城市街道能见度下降，车辆只能缓慢行驶。
呼和浩特市民：
觉得肺、喉咙特别呛，现在就希望来一场大雨，把沙尘压下去。
呼和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台长 赵义勇：
最南面是PM1监测仪，中间是PM2.5监测仪，靠背面这个是PM10监测仪，这三个是气溶胶质量浓度观测仪器。气溶胶它的粒径不一样，像沙尘，主要是PM10。
位于呼和浩特市郊，大青山上的国家气候观象台，完整观测和记录下了此次沙尘天气的全过程。作为空气质量指数重要影响因素的PM10，彼时已经爆表，属于强沙尘暴级别。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首席预报员 孟雪峰：
我们气象沙尘暴有一些等级，比如说浮尘、扬沙、沙尘以及强沙尘暴，那么强沙尘暴基本上是一个能见度小于50米。在呼市也是这样的，天空特别黄，就是能见度特别低这样的一个特点。
北京市民：
北京外卖员：
本周一上午袭来的沙尘，让北京市民记忆犹新。除了用身体感官感知沙尘的强弱，气象监测人员更善于借助地面、高空、卫星等多维度的探测方式，刻画每一项大气指标，在诸多探测设备中，这台激光雷达一直监测着北京上空的沙尘颗粒。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数据质量室主任赵培涛：
激光雷达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将激光器发出的光束，向大气中进行发射，发射出的激光会跟大气中的一些介质，发生相互作用。我们通过收集反射回波信号，配合激光对大气相互作用的机理，我们就可以得到大气中气象要素的状态。
激光雷达和其它设备采集来的数据信息，会实时传输到中国气象局探测中心的系统中，为气象预报人员提供预报所需的素材，透过一份份气象数据的分析比对，此次沙尘的成因和来源也逐渐清晰。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 张碧辉：
在14日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到在蒙古国，出现了这种非常大范围的沙尘暴的一个天气，结合这种气象条件的分析，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次的沙尘可能会对我国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首先它要有沙源地，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春季随着气温的回升之后，相对来说降水比较少，所以地面比较干燥，裸露的沙土比较多。第二个方面就是气象的，主要是动力方面，因为春季的时候，冷暖空气交替了，非常的容易形成这种，非常大的气压梯度，导致地面的风场会比较大。
据张碧辉介绍，沙和风，是形成沙尘天气的两大重要因素。面对具有一定危害的沙尘天气，公众也常有疑惑，耕耘多年的植树造林工程，为何没能够阻挡本周出现的沙尘？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 张碧辉：
沙尘远距离、大范围的传输，它其实是在一个空气中的，大气中的一个现象，它的高度能够达到5公里左右。比如说这次的沙尘天气，它在传输过程中，逐渐降低，逐渐沉降，到影响北京的时候，它就是从两公里的高空，然后沉降到地面，它不光是这种近地面的传输。
面对十年一遇的强劲沙尘，地面植被难以阻挡高度达几公里的气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修复工程毫无作用，事实上，生态修复的目的，是保持水土和减少沙源地。根据国家气象中心提供的数据，自1961年以来，我国北方春季沙尘日数已呈递减趋势。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 张碧辉：
我本人直观感受，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这种漫天黄沙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工作之后，尤其近几年之后，就感觉北京出现这种强度的沙尘天气，其实越来越少。就是说我们国家这种防沙治沙的一些工作的有效的推进，对我们国内的这种沙源地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改善，就是形成沙尘的条件中，起沙条件逐渐地被削弱。
这次我们遭遇的沙尘暴不是国产的，而是从蒙古国越境而来，过境中国！由于这次沙尘暴太猛烈，人们迅速地就去寻找原因，一个普遍的认知是蒙古国严重退化的植被，使得土壤沙化，给异常天气变化输送了大量的尘土，这当然也在给我们提醒，我们国内的沙漠治理走到了哪一步，有哪些新的治沙方法吗？
覆盖度高，治沙效果就好吗？
形成本次强沙尘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蒙古国30年来人类活动导致的严重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为其提供了丰足的沙源。这对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治沙国来说，又是一记警钟：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更加警觉而迅速地修复好沙漠化土地，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本周三，由中国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组织的，基于低覆盖度防沙治沙项目年度进展总结会召开，该理论聚焦的正是沙漠化土地修复这一关键问题。
中国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 杨文斌：
过去我们防沙治沙，只有覆盖度在40%以上才能防止流沙。但覆盖度达到40%以后，在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仍（固沙）不稳定，土壤水分比例用干了，衰败死亡现象非常严重。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长 研究员赵学勇：
1999年开始，西北地区整个干旱，导致我们大面积的人工植被死亡和天然植被退化。那一次的教训，我们是非常痛心的。
“覆盖度高、治沙效果好”，基于这种朴素的判断，我国启动了以种杨树等常见乔木为主的“三北”防护林等一系列治沙工程。但杨文斌在三北防护林等造林区发现：一些原本可长五十年到上百年的树种，在中、幼龄阶段就大面积衰退或死亡。
中国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 杨文斌：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森林区，我们（向着）造成森林区的想法来努力，不尊重自然是不行的，我们本来就那点（地下）水。根据我20年最后研究，发现天然分布的乔木灌木，就是自然过来的林子，它的覆盖度一般都在30%以下，覆盖度跟自然覆盖度相近似，我们就设计出来低覆盖度固沙，形成一套理论。
生态用水难以支撑高覆盖度治沙，一味靠种树成林的治沙，反而有加大土壤沙漠化的风险。而低覆盖度则既能固沙、保证植被持续生长又能避免耗费水源甚至补充地下水。至今仍在不断通过试验调整的低覆盖度治沙，逐渐上升为国家造林技术规程，该规程已于2017年正式实施。
这里是位于内蒙通辽的中科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是我国唯一从事土地沙漠化及其治理研究的野外观测站。顺应自然规律的低覆盖度治沙，勾画出了土壤与植被的动态平衡，而该站工作人员的研究与该理论不谋而合，将其推向更精准、可操作、无限接近自然覆盖度的地步。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长 研究员赵学勇：
沙漠主要是指分布在干旱区，沙地事实上它主要分布在（降水）200到500毫米之间这一个区域上，那么它的自然环境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容易导致出现这个沙漠化土地。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长研究员赵学勇：
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些教训，就是采取人工林的方式，那么现在逐渐采取了乔灌草结合。在农牧交错区就是刚才这一条带上，它能支持一部分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共同生长。到了这边欧亚草原区的这一块，我们以草本为主，恢复草原。
采取乔灌草结合的方式，越恶劣的地方，越要选取能适应当地生存条件的植物，建立类似原生植被的人工疏林草原植被。但相对于一代代更迭的植物，赵学勇发现，固定土壤进而修复土壤的过程却十分缓慢。他介绍的两块科研站中恢复不同年龄的土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长 研究员 赵学勇：
它到现在是25年的时间，就恢复到了乔灌草相互结合的一个景观，但是它的土壤结构仍然是沙物质。我们在跟前有同样一块差不多应该15年的样地，仍然是介于半流动沙丘和流动沙丘之间，这就是在我们过去的空中造林，我们地面上有林，但是地下仍然还出现流沙，如果说植被我们是按5年10年的量级在衡量，土壤的恢复是百年和千年的尺度。我们一旦把植被影响了，或者导致退化，沙土有可能随风再起，可能就是次生退化。
赵学勇认为，如今的三北防护林，其林下土壤非但不能做各种经营活动，还要进一步避免片面强调效率和规模的治沙方式，换以精准治沙夯实既有成果。显然，其它地区的治沙需要更多科研、资金等投入，优化治沙思维和策略，才能让治沙效率更快些，我们遭受极端恶劣天气的危险和损害便能更低些。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长 研究员赵学勇：
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带着人定胜天的基础理念，去对付大自然。我们不能想着去治理一个方面，（反而）去毁坏了另一个方面，我们不知道它会引起什么样的新问题，这都是我们需要好好去认识的。
十几年前在北方，人们谈起沙尘暴，就像前两年谈雾霾一样的紧张，不耐烦，生气和急于治理。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北京遭遇了严重的沙尘暴，我曾经在节目中为之叫好，叫好的一个原因是：当北京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沙尘暴，人们的反应和关注度就会更高，治理起来的力度就会更大，投入可能也会更多。的确，过去十多年，沙尘暴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威胁和烦恼已经少之又少，但这一次又猛烈地来了，不过它也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过去这些年我们为治理沙尘暴都做了一些什么，而将来又该怎么做？
沙尘天气不分国界，中蒙两国合作治沙
当3月4日强沙尘暴过境之后，这几天，随着风力减弱，大部分地区的漫天黄沙已然褪去。本周五，在甘肃省昌宁镇四方墩，因强沙尘暴而短暂停止的做草方格沙障和种梭梭树等工作，也已经重新恢复。
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马俊河：
3月14日的晚上到15日的凌晨这个时间，沙尘暴已经起来了，我是睡到半夜的时候被沙尘给呛醒的。早晨起来之后，风比较大，人站在沙丘上都站不稳。沙尘还把我们在14日种植的一部分梭梭树坑填平了，我们也重新把那些还没来的浇水梭梭树坑一个个刨开，再把水浇进去。这次沙尘对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
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执行主任马俊河：
通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治沙相关企业注册量已超过1.7万家，很多企业都选址在治沙一线。在我国，虽然沙尘天气较多的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往往有着较为广泛的治沙活动，但近年来，南方多地也逐渐参与到治沙的行列中来，“南北共治”的局面越来越开阔。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显强：
治沙企业主要分布在北方省和自治区，因为这些省份更加频繁发生荒漠化、沙漠化，这是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些治沙企业，它们通过种植养殖，发展可再生能源，走出一条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生态经济治理道路，这是非常可喜的。那么从这个南方各省来讲的话，他们具有很强的资金技术研发的能力，包括我们南方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他们有很好的研发能力，吸引他们来参与北方的治沙防沙工作，会有利促进这件事情的推进。
近年来，国内积极调配资源，在治理荒漠化问题上大下功夫，治沙工作颇见成效。但经历过这场来自境外沙尘的强烈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仅仅在自家内做好功课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便与蒙古国就沙漠化防止，展开合作研究，通过在当地考察，给出治沙经验。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 王涛：
就前期的研究来看，蒙古国的沙漠化过程，主要就是土地利用不当，造成了过度的超载，过度的开垦等问题。我们在蒙古国建立了两个野外观测站进行生态保护：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名的草方格流沙固定技术，在他们那广泛的使用。还有就是一些沙区的节水灌溉技术，集约经营比较好的土地，进行经济作物的耕种，还有温室的大棚，在他们那儿也是非常实用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强沙尘暴渐渐走远，可它还在提醒着，虽然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治理道路依旧艰难漫长。沙尘天气不分国界，生态治理也就不是一域、一国的事情。未来，在共同面对荒漠化问题的挑战上，世界各国在加强合作、达成共识上，还要持续发力。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显强：
想要建立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可以考虑吸引一些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企业，把防沙，治沙的经验、资金、技术引进到蒙古国去。另外，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机制，在协议框架内，建立相应的资金机制来应对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拉到一块儿，形成一种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开展防沙治沙。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全球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共同的理念追求。本着这样一个共同方向去努力，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和谐地球，一个光明的全人类的未来。
面对沙尘暴，总有一种声音认为：只要有沙尘暴，就是我们治理的工作不力，应该加大力度根除沙尘暴。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人定胜天的另一种翻版，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现象，恐怕沙尘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无法根除，就像我们也无法根除台风一样，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做大量的工作，减少沙尘暴的危害，减弱沙尘暴对我们的侵袭。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