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看到中华文明探源-长江黄河西辽河考古文化年表，可以发现在距今4300~3800年之间出现两个文化断层，而只有长江黄河上游地区才保持着文化延续，就是宝墩文化与齐家文化维持到3600年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山东龙山文化的消亡，被落后的岳石文化取代了。也可以说是整个龙山文化的崩溃事件。我们从龙山文化的扩张可以看到它分布的区域，展示的是一种先进文化快速分布在华夏大地上。从这个考古文化年表可以发现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都出现了更迭，也就是原来文化的消亡与崩溃。
这不由让我们考虑客观原因，就是4000年前的世纪更迭灾难。 另外在3000年前周灭商时也发生可怕的事件：黄河干枯。 而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也发生了更迭。而很多文化出现于5000年前，如河姆渡文化，龙虬文化，仰韶文化都开始于5000年前。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千年纪交替规律。文化的更迭只能推测为天灾人祸造成的。
龙山文化的消亡体现的是社会的大衰退。
图中显示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覆盖仰韶文化（技术传播或者扩张战争），在两河流域出现了兼并战争，最后形成阿卡德帝国，在4200年干旱事件中，阿卡德帝国灭亡，被小政权分解。应该是灾难中政体崩溃，剩下逃过劫数的人延续文明而已。龙山文化的灭亡也属于这种情况，快陶技术在短期内扩张。
对应的我们可以从考古资料看到两河流域也发生相似的事件，就是苏美尔地区发生了兼并战争，然后出现了阿卡德帝国，但这个帝国仅仅维持约300年就灭亡了。两河流域也是大约500年兴衰之命运。
龙山文化最根本的体现是铜石并用文化，它迅速扩张取代了石器文化。而龙山文化的崩溃又是青铜文化传入中国。回顾我们历史上的蒙古帝国，元朝取代了宋朝，结果是先进的宋朝文明技术因此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华夏却是整体社会文明的衰退，当然百多年后汉人恢复了统治。然后又是清朝到民国以及如今时代，历史有个规律就是后退一步却往往能前进一大步。现在我们差多不多走到万年内的文明顶峰时期，但千年纪更迭又在面前，这一次如果爆发三研，也许又要回到石器时代。
阿卡德王国（百度百科）
阿卡德王国幅员辽阔，南到波斯湾北到地中海沿岸等地区，都在阿卡德帝国的疆域之内，在公元前30世纪，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城市邦国，但是各个城市都想称雄称霸，连年征战不休，最后闪语民族从12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在公元前24世纪左右，闪语民族先后击败了其他城市邦国，最终建立了阿卡德帝国，定都卡尔贡。阿卡德帝国的帝王卡尔贡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自己的皇位，由于缺乏通讯装备和科学技术，导致统治制度和统治方式的不完善，原本12个城市邦国纷纷揭竿而起，不服从卡尔贡一世儿子的统治。卡尔贡一世的儿子艰难地统治着阿卡德帝国，维持了几年的安定，等到卡尔贡一世的曾孙子即位时，阿卡德帝国已经处在毁灭的边缘，最终，阿卡德帝国在库提人的疯狂攻击之下彻底毁灭。
阿卡德王国
“萨尔贡”一词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真正的王”。萨尔贡是个传奇人物，但他出生卑贱，其母是个低能人，史书记载说其“母卑，父不知所在”，然而萨尔贡却智慧超人，曾做过基什王乌尔扎巴巴的侍卫，大约于公元前2371年，乌玛人入侵基什王国，国王乌尔扎巴巴无法抵抗，萨尔贡利用一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将王冠戴在了自己头上，但仍以“基什”为国号，萨尔贡即位之后，贫民贵族多有不服，于是萨尔贡开始招兵买马，准备用长刀短剑捍卫其王位。在当时优渥的招募条件下，阿卡德人纷纷参加，没几天就招募到了四五千强悍兵丁，并在城里实行严格的“武器管制”，建立起西亚史上第一支常备军。巩固了政权后，萨尔贡以阿卡德城为首都。
当苏美尔地区各城邦混战之时，萨尔贡抓住这天赐的良机，带领着阿卡德人不失时机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创造了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大帝国。阿卡德王萨尔贡出征三十四次，最终击败了卢伽尔·扎吉西，武力征服了苏美尔的主要城邦。一则尼普尔铭文以幸灾乐祸的笔调记述了卢伽尔·扎吉西的命运：“阿卡德的君主、这个国家的君王萨尔贡将乌尔城变成废墟，毁坏了它的城墙。他与乌尔人作战，征服了他们；他与卢伽尔·扎吉西作战，俘虏了他，并给他套上颈枷带往尼普尔。”接着萨尔贡挥兵南下，征伐拉格什，“洗剑于波斯湾”，在苏美尔各地都归入阿卡德的版图之后，萨尔贡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即“天下只有一张嘴”，各地皆听命于中央，最终成就了他孙子纳拉姆辛“天下四方之王”的梦想。尽管在军事上萨尔贡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苏美尔文明要远远高于阿卡德文明，阿卡德人几乎全盘接受了苏美尔文化，包括她的文字乃至她的宗教。
阿卡德帝国在公元前2000年最后300年，统治着由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源头至波斯湾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证据表明这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在距今（4170±150）a 年突然崩溃可能与转入更干燥的环境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能够验证这一推断的古气候记录稀少然而邻近大洋盆地保留了局部干燥度变化的记录。研究人员通过对阿曼湾海相沉积岩心进行矿物学和地球化学分析证实全新世局部干燥度发生了变化此处为美索不达米亚尘源区和考古现场顺风地。分析结果表明风成尘和美索不达米亚干燥度急剧增大。加速器质谱仪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为距今 （4025±125）a持续约300a。放射成因同位素（Nd 和Sr）分析证实所观察到的矿石粉尘增高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物源区。考古现场和海相沉积记录中火山灰玻质碎片之间的地球化学联系揭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干旱与社会解体之间有着短暂的直接联系表明突然转入更干燥的环境是阿卡德帝国解体的关键因素。
关于龙山文化消亡事件：
我们来摘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的《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考古学的视角》一文中的一段，来供大家思考:
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公元（西元）前1900年左右，发生在早期中国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大崩溃。
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换言之，“二里头时期”的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
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
其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
“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的面积，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
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然而，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东下冯遗址“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
将东下冯遗址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
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其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期限）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
张莉教授的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龙山文化”的消亡，不仅是由于社会的大崩溃，不仅是由于聚落与人口的剧烈减少，更是由于发生了民族置换和人口替代，是由于先进的“龙山文化”所在的民族，被其他的文化技术要落后得多的民族，给置换和替代了。
4200年前干旱事件：这时引用另外一篇研究论文，看看世界的情形。
消失的蚯蚓是一个信号。当耶鲁大学考古学家Harvey Weiss和同事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发掘一处遗址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层被掩埋的风成粉土。该粉土层极为贫瘠，几乎没有古时候蚯蚓的活动迹象的程度。数千年前发生过某些剧变，令大地遍布灰尘，由此产生的土壤层即使是蚯蚓也难以生存。
这场旱灾大概于公元前2200年来袭，当时的阿卡德帝国统治着如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而到了公元前2150年，帝国已不复存在——中央政权土崩瓦解，许多人用脚投票，离开了该地区。
在这枚来自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一位阿卡德国王的印章上，刻画着水从一名神祇拿着的容器里流出的场景。差不多在同一时代，阿卡德帝国正在遭受一场旱灾。
在Weiss看来，阿卡德帝国的崩溃和大干旱的同期发生并非单纯的巧合。Weiss是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他和同事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旱灾的证据。他们提出，突如其来的气候乱象倾覆了这个古代帝国[1]。这一事例严峻地警示我们，复杂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有多么脆弱。
对Weiss来说，这是他横跨几十年研究生涯的开端。他现在已经确信，公元前2200年的那场干旱并不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此外，阿卡德帝国也不是唯一因为这场旱灾而发生动荡或遭到颠覆的复杂社会。“我们的研究囊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爱琴海和地中海，一直到西班牙。”Weiss说，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存在证据表明，大约4200年前，气候变得干燥、中央政权垮台、人们为逃离新出现的干旱区而迁徙（见“艰难时世”）。
学界内，许多人称这次干旱为4.2千年事件（4.2 ka BP event）亦称4.2 kyr BP（BP意为“距1950年”）。在对地球近期历史的研究中，它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在2018年，当时它被载入地质年代表，作为当前地质时期（即梅加拉亚期，名称来源于印度的一个地区，那里有一根记录了气候变迁的石笋）的开端。像这类地质界线的认定只能建立在全球级别的变化上，因此这意味着4.2千年事件影响了整个地球。
然而，4.2千年事件一直备受争议。对于选择用它来标记梅加拉亚期开始的决定，批评声也不绝于耳。许多研究者称有证据表明该事件并非全球性的。反之，那段时间似乎有过多次旱灾，而不是一段长时间的干期——或这些变化局限在部分地区。
区分全球性干旱与非同时代干旱期，关系到我们对气候变化起源的理解，因而十分重要。另外，该论题还触及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类学争论，即是否可以说气候的变迁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以及当说某个社会崩溃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尽管如此，有一项共识正开始形成：大约4200年前，在一片广阔区域内发生了某种类型的干旱事件，并对当地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冲击——即使那并非Weiss主张的全球剧变。
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的古气候学家Nick Scroxton认为：“4.2千年事件存在于地中海地区，这一点是相当确定的。”这场干旱还影响了中东的部分区域，但他说其它地方的证据都“不具决定性”。
这不仅是个古代史问题。如果数千年前，曾有一场历时数世纪之久的干旱笼罩了地球上的广大区域，它也可能再度发生。因此研究人员说，明确这场古老旱灾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关重大。
研究4.2千年事件的故事始于叙利亚东北部的拉兰遗址（Tell Leilan），这个山丘保留着一座城市的遗迹。在阿卡德帝国崛起之前到统治期间，这座城市曾兴盛了几个世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Weiss与同事开始在拉兰进行发掘工作。
在九十年代早期，Weiss意识到该城市曾被暂时废弃过。据他说，城里在公元前2700-2200年间有人居住，然后经过一段300年的中断，到了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时候，那里又有了人类定居的迹象。
而且原因似乎很明显。研究团队发现，土壤证据表明拉兰的气候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变干，并且这场干旱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1]。他们描述了一层20厘米厚的灰色沙状颗粒层，里面掺杂着其他粉尘，与来自约公元前2300年的厚壤土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还无法解释它的成因，但从当地数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经发生过干旱事件。”Weiss说道。
据推测，旱灾让人们更难种植作物，这意味着将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支撑城市的人口。而这样的模式不是拉兰独有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都出现了类似的废弃之城，”Weiss说。这意味着这场干旱席卷了亚洲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带来社会剧变。
1993年，Weiss团队发表了他们收集到的有关拉兰旱灾的证据、以及存在更大范围气候事件的观点[1]。对于他“大规模突发气候事件引发区域性帝国动荡”的想法，Weiss描述其业界同行的第一反应为“难以置信”。但他并非第一个对该时期提出类似主张的人，支持性证据也逐渐积累起来。2006年，意大利比萨大学的地球化学家Giovanni Zanchetta参与的一个团队报告了来自该国一处洞穴的数据[2]。他们的论文显示，在大约4200年前，洞穴附近地区曾发生过干旱。
在考古学层面，Weiss等人汇集了证据显示，数个大洲的社会在约4200年前那段时间都发生过动荡。在公元前2181-2055年前后，埃及有过一段政局不稳的时期，称作第一中间期。先前古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出现了与之相抗的权力中心。
有证据表明，尼罗河的流量从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开始减少。Weiss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哺育尼罗河的季风雨量减少，这将加剧政局动荡，最终压垮古王国。（不过埃及学家对此论点持谨慎态度；一些人坚持认为，当时的政治剧变并没有导致城市的废弃。）
2018年，4.2千年事件受到了更多的瞩目：国际地层委员会将其相关的地质学证据认定为梅加拉亚期的开始。为标记该地质时期的开端，委员会选择了印度梅加拉亚邦Mawmluh洞穴一根石笋所保留的古气候记录[3]。但即使委员会的决定意味着4.2千年事件正式获得承认，它也使一些潜在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对于围绕4.2千年事件的“侦探故事”，困扰“侦探们”的主要不确定性在于，过去的气候很难重建。
研究者面临诸多困难，其中包括如何诠释气候代用指标——它产生的数据在本质上是间接的。另外，科研人员也并非总能精确测得某次气候变迁或事件发生的年代。目前最好的断代方法之一是铀钍测年法，它的工作原理基于从铀到钍的放射性衰变。通过该方法测得的年代，误差可以小至1%。但是，如果石笋里一开始就没有足够多的铀，或是被其它物质严重污染过，那年代数据也会变得含混不清。“现在的状况是，很多用于描述全球性4.2千年事件的记录起初并不是用来作这种类型的分析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古气候学家Stacy Carolin说。她认为，存在大量低分辨率的数据，并且也没有标记的年代符合或接近4.2千年事件。
那就是对Mawmluh洞穴里的石笋进行测年的问题所在，她说：“一开始是在低分辨率下进行的，也没多少铀钍定年。”后来对洞穴中其它石笋的分析发现，变干事件并非发生在4200年前（BP）而是在4300年前（BP）。“这差了有100年。”Carolin说。
许多专家，包括Scroxton和Zanchetta，都同意来自Mawmluh洞穴的记录不够可靠。
Weiss则对此表示异议。“过去十年间，Mawmluh洞穴的4.2千年事件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分辨率下的重复验证，这堪称现代古气候学的一个奇迹。”他说。
许多研究者均表示，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地质记录时，误差跨度几个世纪很正常。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地球化学家Bruce Railsback认为，因为存在该量级的误差，一些发生在4200年前（BP）前后数世纪的气候变化都被当作是4.2千年干旱事件的证据。
更高分辨率下的全局则经常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在2020年的一篇预印本论文里[4]，Scroxton与合作者研究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根石笋，他们发现在4320-3830年前（BP）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气候变干的证据。4.2千年事件的“经典”时间段就落在这个范围里面，但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干旱似乎是长期（尽管不完全连续）而非突发的。
由于在每个地区气候变化发生的具体方式与时间上存在这类不确定因素，要将之与人类社会变迁相联系变得更为困难。此外，对于气候引发社会崩溃这个观点，也不乏其它争议之处。很多人类学家反对这样的解释，因为它忽视了人类社会适应环境的能力。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5]，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环境史学家Dagomar Degroot和同事确定了过去社会经历气候危机存续下去的五种途径（例如在谷物收成不可靠时转为富含肉类的饮食）。这意味着在气候变迁和社会动荡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
“要确定一个环境事件和某个社会影响二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比萨大学的地质考古学家Monica Bini说。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考古学家Alan Greaves认为，考虑社会的哪些方面陷入崩溃也至关重要：“宫廷体系之类的当然可能会崩溃。”像玛雅那样的文明就曾停止建造纪念性建筑。但Greaves表示不应对之过度解读。“你谈论的是整个社会的崩溃，”他问道，“还是明显的精英宫殿建筑？”阿卡德人没有全都死于4200年前。“我们没有发现哪个万人冢里的人都是死于饥荒的。”
Weiss也同意，不应错误解读“崩溃”一词。据他说，有清晰证据表明当旱灾袭击美索不达米亚时，很多人离开了。“人类具有从受干旱影响的地区转移到另一片地区的韧劲。”阿卡德人向两河流域进行了迁徙，那里的人们长期实行灌溉农业。
其它社会的故事甚至更为复杂。Scroxton与他的合作者研究过南亚印度河谷地区的哈拉帕文明。据他所说，在4200-3900年前（BP），哈拉帕人放弃了北边的城市，而南面的城市则是在3900-3300年前（BP）逐渐遭到废弃的——使哈拉帕文明大体上成为乡村社会。
之前曾有人提出，受4.2千年事件影响，当地的夏季季风雨量变少了。但Scroxton等人对古气候记录的分析[6]显示的证据表明，存在接踵而至的两次干旱。其中第一次与4.2千年事件有关，但它影响的是冬季降雨量（在4260-3970年前（BP）减少）。他们认为这推动了哈拉帕人早期从北方城市的外迁。第二场旱灾于4000-3700年前（BP）来袭，并导致南方城市遭到废弃。这次干旱确实影响到了夏天的季风雨，但其发生时间远晚于4.2千年事件。
“我们的研究首次展示了4.2千年事件对哈拉帕文明的一种可能影响机制。” Scroxton说道。与其相关的干旱在一些哈拉帕城市的废弃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或许还让其它城市在面临随之而来的第二次旱灾时变得不堪一击。
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4.2千年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事件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仍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Weiss汇集了过去几十年里发表的世界各地的相关记录，他认为这些数据显示气候在约4200年前变干过。在他看来，4.2千年事件没有局限在亚洲西部，而确实是全球性的，甚至触及了美洲。证据的分布范围“从科罗拉多州到马萨诸塞州，并沿南美洲西侧的山脊一路向南，甚至达到巴西”，他说。
大部分气候学家对此深表怀疑。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古气候学家Kathleen Johnson认为：“没什么很好的证据表明4.2千年事件对北美洲造成过很大的影响。”她补充说，总体上来自南半球的样本不足，研究者并不清楚那里的气候是怎样变化的。
气候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的看法是，对于当时全球的气候为何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解释。“没有触发这类事件的机制。”Carolin说。她拿一次年代更早的气候变迁——8.2千年事件（当时全球突然降温[7]）——与之作比较。该事件与北美洲某冰盖的部分崩塌有关，这次坍塌导致两个冰川湖的湖水流入海洋，从而扰乱了热量从赤道向两极的传输。“我们知道水是何时涌入北大西洋的。”Carolin说道。在缺乏此类机制的情况下，支持全球性4.2千年事件的证据就完全依赖于古气候记录中充满争议的重合。
因此，就目前来说，大多数古气候学家倾向于同意Scroxton的观点，即支撑4.2千年事件的有力证据限于地中海及亚洲南部地区。“它不算全球性事件。”Johnson说道。
Greaves及其合作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之类似。去年他们重新分析了十四份古气候记录，这些记录称发现了4200年前的突发气候转变[8]。得到的结果是一团乱麻：一些研究显示确实发生过突然的气候变干；另一些显示的则是持续了多个世纪的干旱事件；还有部分记录没有显示出明显变化。对于这样的模式，Greaves团队找到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在地中海中部及黎凡特地区发生的一次旱灾，它引发了沙尘暴在美索不达米亚与扎格罗斯山脉的增加。“这次事件是区域化、局部的，”Greaves说。团队提出，雨带可能曾经北移，从而导致了局部地区的干旱。“这个只是个抛砖引玉的观点。”他说。
还有一种可能是，4.2千年事件实际上是数次泾渭分明的干旱或降水模式的改变，由于古气候年代测定上的不确定性而被混为一谈。2018年，Railsback与合作者发表了来自纳米比亚一处洞穴的数据[9]，他们发现4.2千年事件不是单次事件，而是在大约4100年前（BP）一共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两次事件。Railsback还补充说，事件对各地的影响也不相同。“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这是一次干旱事件；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南半球的纬度带，这则是潮湿事件。”
2019年，在研究伊朗石笋的一篇论文里[10]，Carolin及其合作者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他们的结果显示，石笋中镁和钙的含量在两个时期里有所上升，这表示当时环境中的浮尘变多了。第一段多尘期在4510年前（BP）突然开始，持续了110年；第二段则始于4260年前（BP），持续了290年。Carolin团队认为这是由两次连续的干旱引起的。
“那阵子发生过好几次大干旱事件。它们都被混在一起了，”Johnson说，“这些事件不全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显示潮湿环境的矛盾记录。”
确定这些需要更多的古气候数据。那意味着在非洲和美洲这些取样不足的地区开展研究工作。但Carolin说古气候学家也需要更加精益求精：“你不能随便找根古老的石笋来研究，尤其它要是受过污染，会使你的测年结果不准确。”
因为划分像梅加拉亚期这样的地质时期应该基于全球层面，所以如果4.2千年事件真的只发生在局部地区的话，梅加拉亚期这个地质界线可能无效。但更重要的是，掌握该事件的范围与时段将有助于我们理清气候变化的程度能有多剧烈、发生的时间会有多突然。根据Scroxton的说法，要是没有像冰水进入北大西洋那样的外界触发机制，那4.2千年事件就是“我们所知规模最大的无外力驱动事件、气候系统自主运转的最大实例。”
那使得研究者开始猜想，与4.2千年事件类似的事情是否可能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再次发生——给人为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损害火上浇油。Carolin问：“有多大的可能性，人类将转入一段长达百年的干旱期？”
参考文献：
1. Weiss, H. et al. Science261, 995–1004 (1993).
2. Drysdale, R. et al. Geology34, 101–104 (2006).
3. Berkelhammer, M. et al. in Climates, Landscapes, and Civilizations (eds Giosan, L., Fuller, D. Q., Nicoll, K., Flad, R. K. & Clift, P. D.) Vol. 198 (AGU, 2012).
5. Degroot, D. et al. Nature591, 539–550 (2021).
7. Duan, P. et al. Quat. Sci. Rev. 268, 107104 (2021).
8. Ön, Z. B., Greaves, A. M., Akçer-Ön, S. & Özeren, M. S. Clim. Change165, 7 (2021).
9. Railsback, L. B. et al. Quat. Sci. Rev.186, 78–90 (2018).
10. Carolin, S. A.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6, 67–72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