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的笑脸，鲜艳的民族服饰，充满想象力的彩绘。在云南大理的大仓小学里，快乐的学生们正拿起手中的画笔，尽情地发挥着想象力，勾勒出他们内心中五彩斑斓世界。孩子们尽情地奔跑，开怀大笑，似乎这个世界从没有什么纷争和烦恼。记录下这一切的小摄影师同样来自山村，相似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有一种天然的共鸣，美好而纯真的视角让一组名为《一堂山里的摄影课》的摄影作品有了特别的感染力。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照片居然出自两个十几岁的女孩。
走出深山的孩子
在距云南千里之外的浙江丽水市遂昌县黄泥岭村，傅君怡和傅春燕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奔流的乌溪江，水势在这里逐渐放缓，变成了现在的乌溪江水库，也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形，四面环山，山外是湖，进出只能靠摆渡船往返。而这种天然的藩篱，似乎也隔绝了这里的孩子探索外界的脚步。年轻人们纷纷离开这里，选择了去有更多机会的地方打工，村里留下的几乎都是老人，还有她们这些半大的孩子。
2017年，因为偶然的工作机会，摄影师张博然结识了躬耕书院的创始人戴建军，去到书院实地探访后，决定在这里创立躬耕书院摄影班。张博然的愿望很简单，他希望让这里的孩子能够通过摄影拥抱生活。在他看来，摄影是一种与人和世界握手的交流方式。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来说，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这将在日后成为改变他们成长方向的楔子。
2017年，躬耕书院第一次农耕课外拍
那一年傅君怡12岁，躬耕书院举行了夏令营，黄泥岭村的孩子们可以自由报名，在那里学习音乐、摄影、书法和绘画，傅君怡当场就报名了张博然的摄影班，当时她脑子里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摄影很新鲜。”在此之前，傅君怡喜欢把村周围林子的植物收集起来做成标本，而在接触摄影之后，她开始记录生命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状态，这种对于生命的独特感知，也是老师张博然特别欣赏她的地方。
而对于傅春燕来说，躬耕书院与张博然，则在无形之中扮演着家庭与家长的角色。在黄泥岭，大多数孩子都像是春燕一样，从小经历的是“放养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的优势是，孩子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而坏处在于，孩子们在需要被引导的年龄，失去了很多获得知识的机会。而老师张博然的出现对她来说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我感觉张老师更像亲人，他会比家里人还更关心我们的学业。每天催着我们做作业，还会让我们把成绩单发给他，在书院也是催着我们画画和拍照。即使是人不在村里，也会让我们把作品发给他。”
学生们在课堂上练习取景
七年的时光里，摄影就像是一个伙伴，陪伴着少年心性的她们，一点一点教会他们冷静地观察自然，体味生活，让他们能够享受乡村的恬淡时光，但张博然时不时发来的自己在外地拍摄的作品，也让这些孩子更渴望见识山外的世界。
今年，师生三人第一次一起走出群山环绕的黄泥岭村，远赴云南采风。对于傅君怡和傅春燕来说，这则是她们第一次坐飞机，去记录黄泥岭村之外的故事。
2023年 傅君怡（左）和傅春燕（右）合影
在那里，张博然给大仓小学的孩子们上了摄影课，两个女孩也担任了摄影师的角色，那组文章开头提到的作品——《一堂山里的摄影课》，就这样诞生了。因为生活中的相似经历，两个孩子的摄影能够从一些意想不到的角度，呈现出云南山里孩子们的日常点滴。那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状态令人动容。张博然说：“因为人总是会本能地躲避镜头，所以人像摄影往往是摄影中最为困难的领域。”但对于君怡和春燕来说，她们总是能挖掘到那里孩子最真诚，也是最干净的一面。
在照片里，孩子们开怀大笑，肆意用色彩装点着生活，君怡和春燕带着和这些孩子天生的同理心，也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强的共情能力。他们融洽地交谈，彼此亲切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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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山里的摄影课》组图
张博然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美的感知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启发他们才是教育真正的意义。摄影师所要做的，就是用镜头完成与人的沟通，拍摄者、被摄者和观看者的人生通过镜头连接在一起，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每个人的命运又在这种巧妙的嫁接中发生着改变。而这种因为摄影而发生的变化，在黄泥岭村的孩子们身上表现的尤为具象。
2023年黄泥岭村外学生们合影
摄影，令她们打开更大的世界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0年，《自然生长2020躬耕书院摄影班主题展》在丽水油泵厂举办，那是躬耕书院摄影班从筹备至今的首次公开展览，作品都来自于摄影班学生的创作。张博然最欣赏其中的一张，几只蚂蚁在壁虎的尸体上辛勤劳作着，一个生命从这世界上消失，成为大自然的馈赠，对应的是另一群努力生活的个体，这似乎是在向我们诉说着世界运行的简单逻辑。而对于这幅作品创作者傅君怡来说，这则是她对于生命含义的理解，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思考。
《自然生长》展览上傅君怡的作品
因为摄影，傅君怡和傅春燕对于生活的观察有了更多的角度，也最终让她们的生活延展出了不同的维度。孩子终将长大，对于君怡与春燕来说，她们也需要面临选择。这次展览之后，18岁的傅君怡决定参加艺考，把摄影从单纯的爱好变成未来自己可能从事的职业。对于这样大胆的决定，即使是身为导师的张博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躬耕书院摄影班创办伊始有9、10个学生，现在坚持下来的只有君怡和春燕，所以对于她的决定，张博然觉得自己身上责任重大，这毕竟是关乎于未来的选择。在乡村，大多数家长对于艺考的认识还很局限，即使是君怡最终能够说服她的父母，但这是否又是她深思熟虑的决定呢？而君怡坚定的态度给了他信心，她在给张博然的微信里只有寥寥几个字：“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参加艺考。”简单有力的坚持，也坚定了张博然的信心。在他的帮助下，君怡上了艺考补习班，在经过十个月艰苦努力之后，她终于考上了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摄影摄像专业，成为躬耕书院摄影班的第一个大学生。而摄影同样打开了春燕的世界，如今，随手拍下生活已经变成了她的生活习惯，用她的话说：“每次出去拍摄之后，心情都会变的好很多。”而在未来，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成熟风格的摄影师。
2022年 师生三人在云南保山合影
这也是张博然希望看到的，对于他来说，这几年在躬耕书院的任教过程，也是他对摄影理解的一种重塑。张博然始终觉得，美是无法被教会的，而每个人对于美的理解，则更需要启发，所以对于摄影班的学生，张博然觉得自己能够给予他们的是启发式的教育，他不会刻意地去教别人怎么拍，而是告诉他们，对于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观察角度。
在学校里，张博然这样设置他的摄影课程：一部分是鉴赏课，他会给学生们看摄影大师的知名作品，分享艺术家的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比如观看保姆摄影师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的纪录片，她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摄影师，用一生时间持续大量地拍摄，留下的作品甚至改写了摄影史，这种和学生们有些相似的经历能够激励他们改变；还有欣赏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拍摄的名作《士兵之死》，特定历史背景和战争造就了这幅经典之作。在启发学生的同时，张博然也会教他们器材的使用和摄影的基本规则，会带着孩子们去周围的自然中拍摄，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透过自己手中的设备选择出自己最关心、最能打动自己的画面。美存在于生活中的各处，所需要的，仅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士兵之死》，著名摄影师卡帕1936年7月拍摄
“摄影是摄影师与外界握手的一种方式。”这是张博然向学生们传达的信息。每个人对于美的理解不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带上手机，按下拍摄键，观察世间万物，记录不同的色彩与形态。所以，在他学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山里的一草一木，是熟悉的邻居，是到处乱窜的野狗。学生们喜欢谁、关心谁，他们就会拍谁，通过摄影的方式，引导学生去寻找和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这似乎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如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部手机，而当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我们应当观察什么，记录什么。从君怡和春燕的作品当中，似乎能够找到答案。
影像的力量，记录和改变
今天，当面对如潮水般涌现的视觉碎片和图像信息，人们该如何看待影像的价值，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观察和记录日常、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段话也许值得我们每个人重新思考，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说：“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准则的同时,也改变并扩大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利去看什么的观念。”影像是记录，也是表达真实情感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时代，影像本身也是一种普世性的沟通语言，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和感受，关注当下与个体有关的影像表达。
手机摄影技术的进步，让每个人都有了用影像记录的权利，同时也成为了被影像记录的个体。就像参与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的创作者们，他们中有工人、外卖骑手、山里的孩子、乡村教师……他们手中的影像描摹了社会百态，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空间，个中既有大的群体记忆，也有小的日常琐事，每个人以自己的视角来记录身边的故事，展现生活中的动人时刻与记忆，而当这些影像汇聚起来时，自然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注脚。
而对于“人人都是创作者”这一理念的践行，恰恰是vivo近几年持续举办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的初心，不仅仅是对于公众议题的关注，同样也希望手机摄影能够在更深层次拓展和延伸到更广泛的边界。今年张博然的参赛，很大程度是被上一届大赛的获奖作品《高原上的义诊》所展现出的影像力量所感染。
王旭《高原上的义诊》
《高原上的义诊》所展现的，是医疗队在四川甘孜义诊的场景，在摄影师王旭的镜头之下，这一组照片所产生的力量，不仅仅是唤起了人们对于高原地区医疗条件的关注，同时也让拍摄对象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很多偏远地区的县城，现在通过捐赠在医疗设备上已经比较完善，大概能接近二三线城市的水平。但是当地医生可能并不会用这些设备，所以近年来，义诊公益组织也邀请很多专家级医生为这些县城医院的医生进行培训。”摄影师王旭说。作为摄影志愿者，王旭已经连续六年跟随慈善机构参与了高原义诊。
而其中一张唇腭裂小女孩照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至今，王旭仍对当天拍摄小女孩照片的情景记忆犹新。高原上愿意戴口罩的孩子很少，但当天在走廊候诊的一家三兄妹却一直戴着口罩，看过筛查表他才知道她们为什么不肯摘下口罩。在陪同候诊的过程中，他和孩子们熟悉起来，并记录下了小女孩参与义诊筛查的过程。照片中，有女孩清澈的眼神与浅浅的笑意，以及口罩下那令人心疼的印记。在他看来，能够让社会各界通过这张照片，关注到高原义诊和唇腭裂儿童，就是他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而在故事的最后，那个名叫土登卓玛的小女孩，最终也在深圳市儿童医院接受唇腭裂修复手术。
而另一幅名为《洪水时期的公交车》的作品，则非常真实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郑州暴雨期间用铲车作为交通工具来帮助当地居民脱离危险的画面。画面中郑州市民脸上那份淡定从容，与马路上湍急浑浊的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乐观向上，与自然抗争的真实场景。
商华鸽 《洪水时期的公交车》
摄影师们通过手机记录下这些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不仅引发社会对一些议题的关注，同时也鼓舞每个人记录“身边”，我们在记录的同时，可能正在或多或少地让“身边”发生变化。不论是张博然、王旭这样的摄影工作者，还是肖全这样的摄影大师，他们和每个普通人一样，用手机记录自己的日常，关心周边的人和事，同时也改变着像傅君怡、傅春燕或是土登卓玛这样的孩子的命运。这也是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举办的意义，除了呈现出视觉的美感，也让每个人都成为时代的参与者。
vivo鼓励人们拿起手机，为相册“再加一张”，用饱含真情的创作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我们眼中的平凡、不经意、不起眼人或事，当被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和呈现，就能给他人以启示，或是被赋予力量，唤醒更多人关照个体和赞美日常，这大概就是影像之于我们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