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意与各国加强友好关系，此时我邻国越南却蠢蠢欲动。越南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南北统一后，却误将中国当成了“头号敌人”，不断挑衅我国主权意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但事实上，越南并非所有人都敌对中国，相反，越南存在大批亲华人士，他们为两国友好交往付出了一生，却在对越自卫反击后遭到了越南“亲苏派”的排挤，一时间竟难以生存。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胡志明先生，此年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这一年他来到了法国，在法国他受到了一系列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为越南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胡志明与周总理相识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面，二人时常讨论有关如何发展中越两国的和平共进，又曾与革命家潘佩珠多次探讨越南革命问题，回到越南后，胡志明果断开展了越南青年训练班，吸引了大批越南的有志青年，这个训练班正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亲华派”日益增多，以胡志明为首的亲华元老还有五位，他们分别是：黄文欢、邓春区（后改名为长征）、武元甲、朱文晋和阮文灵。
黄文欢及长征是最早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现越南共产党）的一批人，黄文欢为创始人之一，武元甲、朱文晋和阮文灵等人在后来的几年里相继加入，他们几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为越南与中国的友谊四处奔走。
黎笋也与亲华元老们同时参加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还与黄文欢等人几乎同一时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成了首批党员，甚至因为工作能力卓越，很快便被批准成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但相较于胡志明，土生土长的黎笋，在越南更是有着不可多得的威望，胡志明甚至在对越南大刀阔斧的改革时，也要问一问黎笋的意见，黎笋的野心也在这段时期悄悄萌芽。
黎笋不断在越南内部拓展着自己的人脉，胡志明对此毫不知情，甚至在1960年将总书记一职给了黎笋，由此，黎笋开始在党内联合众人排挤胡志明，胡志明的话语地位一落千丈。
1969年，胡志明去世，黎笋成为了接班人，为了讨好苏联，也为了铲除异己，黎笋开始大肆地在越南内部扫除“障碍”，五位亲华元老则成为了“重点对象”。
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东北、同耐河支流西贡河右岸，占地2095平方公里，人口多达700多万，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原名为西贡，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更名为胡志明市。
作为越南第一个共产党人，胡志明的出现改变了整个越南，也掀起了越南亲华派与亲苏派的政治纠纷，无数人受到胡志明的感染投身于共产党，更有一人因心中对中国的热爱而迁至中国。
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还不能一解黎笋心头之恨。黄文欢在1979年被越南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虽然在那时也不算不治之症，但可治愈率也不高，黄文欢心中有一丝惆怅与释然，似乎觉得一切终于要回归浮沉。
同年，黎笋派开始大肆反华，挑起了一系列边境战争，制造了无数本该避免的伤亡。黄文欢眼见本国对自己曾热爱的国家大肆屠戮，心中也已决绝。
1979年7月，伴随着被黎笋派打击迫害的苦楚，黄文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本该出访巴基斯坦的黄文欢，趁着夜色朦胧，走出大使馆，悄悄来到了中国驻巴使馆附近。
这样的结果让黄文欢本人都吓了一跳，为自己国家辛苦半生后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局，不免令人唏嘘，同时也让黄文欢更加坚定的留在了中国，这一留，便是12年！
得知黄文欢“出走”中国的黎笋，也没闲着，立刻宣布撤销其在越所有职务，开除其越南共产党党籍，即便如此，黎笋似乎还不足以泄愤。1980年，黄文欢被越南政府判处“死刑”。
1956年，黎笋对越南进行大肆土改，完全脱离了现实条件，一味地空想、盲目的冒险，人民苦不堪言。长征本人热血善良，对此事直言不讳，却正好中了黎笋的下怀。
中国万里长征，摸着石头蹚过河都成为了长征心中不灭的火焰，上任后，怀揣着这种心情，长征一改黎笋的路线，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派人前往中国学习经验，终于将黎笋在世时所制造的麻烦全部解决。
但若是没有长征的“独具慧眼”，阮文灵恐怕也无法轻易脱身。1981年，阮文灵出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由于越共经济建设的失误，再加上越南自经历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经济下滑，越南内部整体处于贫瘠的状态，阮文灵对此颇有见解。
说到朱文晋，其实他是中国侬族移民到越南的华裔，或许是因为民族原因，朱文晋对中国十分友好，但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亲苏派”的打击。
再看阴险如黎笋，1986年7月在越南河内去世后，越南百姓都对他的去世感到无动于衷。但胡志明逝世时，连尚未解放的南方人也为他流泪，举国上下悲痛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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