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40.1%空气质量没有达标，2019年未达标率则为53.4%，相当于中国一半的人口都暴露在受污染的空气之中，空气污染愈发成为困扰中国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因素。
空气污染最直观的表现是部分地区出现的极端气象灾害。201６年中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覆盖面积一度高达150万km2，蔓延17个省市，至今仍受人们诟病。
而在微观层面，所谓的“雾”和“霾”源自于工业生产导致的大气中高浓度的颗粒物，其中就包括为人所熟知的PM2.5。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虽然近三年我国PM25浓度年均值有所降低，截至2021年10月，PM25浓度为2８ug/m3，但仍与国际标准下的空气质量合格要求相差较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PM2.5浓度合格线为10ug/m3）。
空气污染治理道路任重道远。然而，与循序渐进的污染治理过程不同，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摧毁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
国内研究发现，大气污染导致我国每年约15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21.3万人患心肺疾病。
国际组织也指出，中国每10万死者中就有约1６1人死于空气污染，其危害可见一斑。
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每年由环境污染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约占我国全年生产总值的10%，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保险是现代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医疗保险又是其重要组成。医疗保障体系通过门诊制度和住院统筹制度减轻患者医疗负担，保障参保人在患疾病时能及时就医，对居民健康起到重要保护作用。
一、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和行为影响
空气污染不仅会催生各类疾病，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导致生产生活中各种不便，改变居民的行为习惯。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来自Jayachandran和Schienker&Walker，分别针对印度尼西亚1997年大规模野火事件以及美国加州机场尾气排放事件。
调查了恶劣空气对周边居民患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野火还是飞机燃料造成的空气质量恶化都增加了居民患病的概率。
其次，由空气污染引发的死亡和急性衰竭是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比如陈硕、陈婷发现火电厂二氧化硫每增加1%的排放量，周边居民每万人中死于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的人数将增加６%。
在对居民患病和死亡的研究中，已有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空气污染对敏感性人群健康的影响，比如老年人与儿童，并证实了这类群体更容易受到恶劣空气环境的影响。
最后，在前有研究基础上，学者开始关心暴露于严重空气污染对居民预期寿命造成的影响，相关文献广泛的利用政策事件做断点回归实验，证实了污染对居民预期寿命的负面作用。
比如Cesuretal发现，土耳其大面积使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后，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并提高了国民寿命预期。
Cesuretal研究了中国集中供暖政策对淮河南北居民的预期寿命影响，发现享受集中供暖政策但因此空气质量较差地区的居民预期寿命明显低于无供暖但空气质量较好地区居民。
二、保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医疗保险的最终目标在于维护和提高个人健康水平，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目标是否达成以及所达到的程度并未可知，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医疗保险通过提高参保者的及时就医率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率增进了居民的健康水平。
其二是认为部分个体过度使用公共医疗资源并不能改善社会整体健康水平，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的保护作用不显著。
在国外研究方面，较多文献着重于医保对老年人和低收入阶层的健康改善作用。比如，Cutler&Vigdor采用倍差法识别了51-６5岁中老年样本数据，发现未参保医疗保险者在患慢性疾病后，健康的恶化程度超过参保者。
医保对居民健康的作用也受到学者的质疑，除医保外，环境、收入、基因等都会对个体的健康造成影响，认为医保对居民的死亡率、健康水平以及自评健康等指标均没有显著影响。
居民购买医疗保险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抵御健康风险，因此，健康情况是影响居民投保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个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风险偏好等因素同样会影响居民投保意愿。
投保是个体对健康的一种衍生需求，投保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中外学者讨论的焦点，并衍生出保险市场上“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柠檬市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
允许个体对保险进行选择的医疗保险体系几乎都会遭遇“逆向选择”问题，也即，“逆向选择”是自愿性医疗保险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三、我国空气污染与居民投保的发展现状
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有所加深，但环境污染问题积弊已久，我国要想真正实现蓝天碧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恶劣的空气质量不仅降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其对人体的损害更是不可估量的。
空气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指标之一，主要由气态污染物、持续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以及颗粒物构成。
持续性有机物来自于自然环境中无法降解的有机化合物，比较常见的有农药、二噁英等。
重金属主要来自于工业废水排放中的铅、镉、汞等元素；颗粒物是悬浮在空气中、大小和成分复杂的有机物，由于其能吸附有毒物质，且颗粒小、能进入呼吸系统甚至肺泡，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在过去，空气污染的主要代表指标是二氧化硫和PMu），也称为煤烟型空气污染。
随着近年来雾霾等极端气象灾害的频发，居民对空气指标的关注度持续提升，颗粒度浓度，尤其是PM2.5浓度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2012年，国务院于进行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将PM2.5纳入了强制性检测指标。自此，居民对空气污染有了更加准确和直观的认知。
2013年冬季，中国东部出现了严重雾霾事件，京津冀与长三角出现了日均PM2.5浓度超过150ug/m3的现象，特别是南京空气质量持续5天严重污染、持续9天重度污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恐慌。
近年来，随着居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PM2.5浓度也成为人们日常关心的话题。
（全球各国2019年度PM2.5浓度平均值（ug/m3））
上图是全球各国2019年度PM2.5浓度平均值。2019年我国年度PM2.5浓度均值为39.1ug/m3，相比于201８年的41.2u g/m 3，我国空气质量前进的脚步仍在继续，但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衡量指标，PM2.5浓度在10ug/m3及以下为理想指标，10u g/m 3 - 12ug/m 3为优等水平，12ug/m3-35.4u g/m 3为中等水平。
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空气质量一般都在优等水平，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韩国等处于中等水平，而我国目前空气质量还未达到中等，依旧有待提升。
下图是全国主要城市2019年度PM2.5浓度平均值。就城市层面数据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空气质量差距较大，比如拉萨PM25浓度为12ug/m3，达到了国际上优等水平。
而西安、石家庄等内陆城市空气质量堪忧，该浓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空气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优于内陆地区，这可能是与不同城市地理位置造成的温度、湿度不同有关。
总体而言，我国超过一半城市的空气质量仍未达标，暴露于该种程度的空气污染下，人体的健康无法得到保障。
（全国主要城市2019年度PM5浓度平均值（ug/m3）
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的，是居民的健康损失。流行病学实验证明，即使是空气中低浓度的SCh，对人体呼吸系统也存在刺激作用并导致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和肺癌。
大气中的NCh可引发急性呼吸疾病（如咳嗽和咽喉痛）；NＯ虽毒性不及NCh，但通过与血红蛋白结合，会降低血液运氧功能。
另外，大气中的细颗粒物可入侵肺泡，引起肺组织的慢性纤维化，导致肺心病、心血管病等疾病。
重金属物质和有机化合物则可通过细颗粒物的运载成为人体一系列癌症的诱发剂。
2013年北京市卫生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已成为北京市的第一大死因的恶性肿瘤。
呼吸系统疾病成为北京市疾病死亡的第四大死因、第三大住院原因。不仅是北京，这类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
（居民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疾病两周就诊率）
图4.4是我国居民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两周就诊率情况。201８年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两周就诊率为121.5%。。，相当于８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需要频繁就诊。
其中，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多年来持续上升，在201８年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每两周就诊率达到６3.3%。。，较200８年增长131.3%。
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由于2013年环境规划的实施，当年呼吸系统疾病的就诊率有所减缓。
但在201８年其就诊率又快速提升，特别是上呼吸道急性感染的就诊率接近2013年的两倍，我国居民健康情况不容乐观。
疾病带给居民的困扰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上。下图是2010￣2019年我国住院和门诊病人人均花费。
近年来居民住院和门诊就诊治疗费用支出持续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7.4%和5.9%。
（2010-2019年我国住院和门诊病人人均花费（元））
居民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良好的空气质量则是居民健康的有力保障，要从源头上降低居民患病率的发生，环境治理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已建立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和补充性医疗保险为辅助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对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起到重要作用。
四、实证
随着居民对自身健康保障需求的提升，单独投保社会型医疗保险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居民对自身的保障需求，越来越多居民开始寻求商业性健康保险或者补充性社会医疗保险。
以此来更大幅度的减轻未来患病的经济负担，投保两份及以上保险的居民人数不断增加。
居民在空气污染的影响下，不仅提高了购买单份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同时还增加了投保双重保险或者多重保险以维护未来健康的可能性，即处于空气污染严重地区的人群更倾向于购买医疗保险。
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在报销范围和报销数额度方面均存在限制，比如，个人住院医疗费用设定有起付线、共付段和封顶线；有些新药品、进口药以及一些新型诊疗项目不在社保保险范围之内。
以上限制对患者寻求医疗救治仍存在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对于大病治疗，社会型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较为有限，需要患者自费的医疗支出较高。
因此，部分居民还会在购买社会型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进一步购买其他功能和类型的医疗险，以此来分散未来可能的医疗支出负担。
空气污染对购买基本险和商业险均存在促进作用，但在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基本险均高于商业险。
说明在同等环境污染情况下，居民更偏向于购买社会型医疗保险而非商业性医疗保险。这可能是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相比于社会型医疗保险，商业险的价格门槛更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出售商业健康险时会对投保者进行身体检测，年龄较大、患有重大疾病的个体往往被排除在可购买商业险的人员之外，因此降低了投保商业险的概率。
由于空气污染对个体健康造成的隐患更多的是心理情绪恶化和各种慢性疾病，理论上商业险和大病险对应报销的病种范围和报销额度更能解决由空气污染引起的风险隐患。
但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险市场中份额最大的是以基本险为代表的公共医疗保险，公众不管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更偏好社会型的医疗保险，对补充性质的医疗保险（商业险和大病险）的认知度并不高。
总结
空气污染对居民心理和情绪上的影响容易被大众忽视，负面情绪减少了居民投保，不利于对其对身心健康的维护。
一旦陷入这种循环，将对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增强国民心理素质建设，在心理层面保障国民的健康，进而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要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或者“基本医疗保险＋大病险”的双保模式。
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修复的，一旦造成重大疾病，仅靠基本险很难得到根治。
然而本文实证发现，居民在防御空气污染时更倾向于社会型的基本医疗保险，而非补充性质的医疗保险，包括商业健康险和大病险。
说明居民对于补充性质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还不高。有关部门可以开展“双保险理念”宣传，鼓励居民在基本险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选择商业险或大病险作为补充，从而更好的规避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风险。
鉴于空气污染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有关部门可以针对空气污染引发的相关疾病，比如急性哮喘、肺心病、支气管炎，增加医保中涉及这些疾病的报销范围和报销额度，减少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更好的惠及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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