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下课后发现各大网络平台又被刷屏了。原因无需多言，只要望一望灰蒙蒙的天空就一目了然了。身处北京的伙伴们果然不负众望，各式各样的吐槽、牢骚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如果说这只是吐槽，那下面这个可就是高级黑了。联合国说话也不挑个时候。
遭殃的可不只是我大帝都，京津冀地区谁都别想跑。
亮瞎我的眼睛!!!
感动得都快哭了，有木有!!!
然而，我们要的好像是彻底根治雾霾吧，光戴十八层口罩有毛用。为啥雾霾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最后居然还要靠风伯伯来“解决”问题。
治病要治本啊，于是形形色色的意见或者建议就纷纷出炉了，此前柴静女士就曾自费制作《穹顶之下》宣传片，凭借其特有的煽情手法和超高的知名度推出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配方，一时成为举国瞩目的英雄，也使得各种政治理念裹挟环保之势斗争得更加激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理雾霾呢，以下为严肃版。
人，本身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从生命的开始到终结都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界进行种种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交换，一呼一吸，甚至于社会性的一言一行，都在接受着自然资源的补充和丰富，并且超越动物性的单纯的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是为了使用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通过劳动生产来支配和统治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人与世界的各种复杂联系可归结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大基本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生产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有了不同的关系，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生产实践方式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秩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自然实现了极其先进的占有，利用一切的物，将一切变成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对个体权利、能力的剥夺和压抑为前提的，它把对人的剥夺和对自然的掠夺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人与人关系尖锐对立的同时势必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为此，无数生命受到摧残，山河湖海千疮百孔。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它把一切的宗法的、田园诗歌般的关系，一切传统的宗教道德、小资产阶级的神圣情感发作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一切的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家关心的是利益，别无其他。牛奶过剩，倒掉又有何妨?雾霾笼罩苍穹又有何不可?由利益驱使的市场竞争决定了生产和消费的盲目，由此导致生产的过剩，也就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的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这样，商品自发的生产就将被消灭，而对象化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也会随之销声匿迹，人将摆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桎梏，组织起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实现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一撮人为满足自身的利欲而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劳动产品的行为会被限制;人们与自然所进行的物质交换，是在尽可能消耗最小的能量满足人类的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这样才能为大规模治理环境问题提供可能。
柴静视频的流传，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群体基于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广泛舆论斗争，所反映的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基于私有制的资本力量之间的博弈，博弈的双方不过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无论是国有资本的垄断，还是市场的深化改革，实行更加开放、自由的竞争都将殊途同归，视频中所谓的更加进步的“能源体制”以及与之适应的更严格的限制标准和管理监督职能也最多是维持行将就木的体制苟延残喘的权宜之计而已，以下笔者将通过分析市场化治污的前因后果来证实所言非虚。
反对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行为(主要是生产)的外部性。他们认为存在一种“社会最适”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下，“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相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社会最适”，收益和成本的分离使得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承担代价，二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均衡”是由二者的实力和斗争决定的，而不存在某种先验的“社会最适”)。而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造成影响，并且，行为者不用为此向旁观者支付代价，旁观者也不用为此向行为者支付成本。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叫正外部性，不利的就是负外部性。譬如，清扫街道除了让行为者还可以让其他人享受清洁的环境，这就是正外部性，但是，如果其他人并不因此向行为者付钱，就不会有足够的人来主动清扫街道;造纸厂向河道排放污水，造成下游居民饮水患病，这就是负外部性，如果造纸厂并不为此支付代价，它就会毫无顾忌地继续排放污水。
反对西方经济学家们由此得出，外部性的产生是因为某种行为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并根据次此原理开出了向企业征收排污税、公共资源私有化等几味药方，企图通过所谓的更自由的竞争使市场根据科斯定理达到最优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反对在柴静的视频中谈到：“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无论是安装环保设备还是严格执行环保程，都是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减少排污量。中国面临的既不是法律缺失(我们有完善的环保法律)，也不是技术瓶颈(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环保设备出口国)，而是资本主义的体制悖论。
逝世“读史可以明智”，二战后的全球产业布局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动，总体呈现从欧美到日本、四小龙再到“金砖国家”的雁阵式转移。苏联崛起带来的工人运动高涨，致使欧美等国工人的福利大幅提高，进而导致欧美等国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迫使他们寻求人力成本更低的生产地域;环保运动的兴起更是大幅提高了欧美等国的环保门槛。实际上，当欧美的制造业未转移出去之前，本国的环境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诸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视频提到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中“永恒天国”的永恒瑕疵时刻诉说着不同历史时刻的相遇。
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四小龙处于冷战的最前沿，欧美向它们的产业转移既是资本追逐低成本优势的结果，也是遏制、包围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布局。因此，首先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并直接导致了战后日本、四小龙工业化的迅速腾飞，同步发生的是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众所周知的日本水俣病、痛痛病，韩国的洛东江污染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欧美本国则保留了高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等高利润、低污染产业，发展成本的转嫁大大缓解了西方的劳资矛盾和生态危机，但也由此造成了被转嫁国人民的痛苦。
反对由于日本、四小龙体量小，资本的大量涌入迅速抬高当地要素成本，另一次产业转移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中美、中日建交以及改革开放宣布中国已经跃跃欲试要加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个拥有数亿高素质劳动力(相对于当时的印度、非洲，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远高于这些国家)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古老国家具有超越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魅力，这种魅力不是灿烂的中华文化，而是利润——低成本优势。日本、四小龙如法炮制，首先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密集的制造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国内则保留了相对高端的科技研发和金融服务业。
反对至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具有历史厚度的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今日的中国类似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四小龙，跨国公司凭借资金、技术、管理的综合优势形成国际垄断，牢牢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而中国承接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并为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却留下了高污染、低工资的发展代价，大量企业被迫处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微薄，只有依靠不计代价的环境污染和压低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增加环保设施就会因成本增加而丧失竞争优势，另外，中石化、中石油依靠体制的力量(其实质是官僚资本)形成了完全的垄断，由此也失去了通过自由竞争推动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国环境问题的客观基础。况且，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税收、就业的下降都是政府无法承受之重。因此，如果政府征收排污税，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成本的提高，在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必然造成本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和资本外流。对于跨国产业资本而言，全球化就是哪里工资低就去哪里，哪里愿意承受污染就去哪里，即便未来中国向印度、非洲等更落后的地方成功转移了制造业，那也只是把排污口从中国移到了外国，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污染。即便中国环境因此得到改善，那恐怕也是同样的治标不治本。
反对科斯定理成立的前提是交易成本足够小，但公共资源产权的界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只能是双方博弈、斗争的高成本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论，大气污染是因为大气不是企业主私有的，所以他不在乎大气的污染，政府可以将大气出售给企业主(也可以出售大气的使用权，企业主向每个人收取呼吸费)，为了获取收益，他就有激励来防治大气污染。那么问题来了：首先，空气本来是全球人共有的，要将其产权赋予私人就需要与全世界70亿人谈判，其中的交易成本必然大到使交易无法完成。其次，即便通过强权将大气产权赋予私人，那么，有任何公司可以监控所有人对空气的使用情况吗?只需指出这两点就足以揭穿科斯手段的荒谬性。尽管在小型、简单环境条件下，市场可以解决某些外部性问题，但对于环境治理这类涉及大规模群体利益的问题，科斯手段除了充当化公为私的障眼法，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无真正的用处。
反对揭开了“柴静治理”的神秘面纱，新近的传言似乎又预示着体制内力量的反扑，既有的制度最终会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所左右，看得见的历史和现实证明既有的和可能存在的制度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带来的或许只有历史的反复，那我们是否陷入了工业发展的死胡同呢?在历史的道路螺旋前进时的遗迹中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的建立，一种真正的对于人与自然对立的扬弃，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矛盾的埋葬，对于自然界超越动物性的支配和统治将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的和谐统一。
反对建国之初，中国作为一个曾经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剥削和压迫的落后民族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建立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进行工业化建设，基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理想方案只能是国家对资本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积累。这种生产模式对于几千年社会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构建。工人与农民、传统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群众必须在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没有对私人利润的疯狂追求，进行无秩序的社会生产，不仅创造了而且必须保证城乡、社会与生态之间对立的消除。
反对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理念集中体现在当时以毛泽东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所倡导的种种生产模式和战略性方针之中，这些战略中较为卓越的概有：“事物具有两面性”、城乡结合、“两条腿走路”、区域自给自足等，这些战略性的口号中的内涵以及实践远非当今主流意识形态刻意塑造的历史宣传所呈现的那样，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疯狂和荒诞。
反对“事物具有两面性”被用来陈述工业化时代的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最终会导致原材料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不能清晰地意识到污染的两面性是工业文明无法有效地处理环境质量问题的根源。实施比较好的措施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时利用传统和现代技术以及专家，毛泽东支持本土的技术和专家们利用好可用的人力和资源，而不是从其它经济领域或其它地区“进口”。这项战略同时也减轻了生态破坏的可能性。其他诸如“区域自给自足”直至现在还出现在媒体的政府政策宣传中。
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理念和实践虽然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未经完全变革的生产关系的限制以及阶级斗争结果的制衡，导致许多基本原则的忽视或者客观的无法推行，但是其生产模式中所呈现出的那一副令人耳目一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图景却为当今的以雾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社会体制变革后仍保留的那种生产模式的元素本身就证明了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反对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否发生究竟还要取决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但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穹顶之下”的讨论之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是不断发声，但在这些熙熙攘攘的纷乱中，却鲜见真正社会底层的意见，客观条件限制，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劳动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动力，总是无意识的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用，本质矛盾间或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也被所谓的“煽情”所蒙蔽，所以必须要促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其群众力量的融合，而后劳动群众在意识到被欺骗后的怒火才可以将旧的制度化为灰烬，无产阶级在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了自己，才能熄灭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战火，永久的埋葬“生态之殇”。
参考资料：
【2】“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绿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