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中国为驱散笼罩头顶的雾霾立了一份军令状：
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即PM2.5）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俗称“京60”）。
这就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设定的目标，这份计划提出十条措施力促空气质量改善，史称“大气十条”。
如今，2017年已经收官，虽然详细数据公布尚待时日，但此前的数据标示着“大气十条”设立的目标已经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
2017年12月初，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当年1月到11月，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PM10的浓度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20.4%，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的浓度比2013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8.2%、31.7%、25.6％，下降幅度均大幅高于考核标准。
至于“不可能完成的‘京60’”，目标同样实现。北京市环保局称，2017年1到11月，北京全市PM2.5累计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2013年同期下降35.6%。
从人们常常戏谑的“共和国之灰”，到“朋友圈被蓝天刷屏渐成常态”，这五年来的“翻天”之变令人慨而慷。
站在2018年的伊始，回望五年来通向蓝天之路，无论是策马加鞭，还是波折抱怨，都值得细细琢磨，以便在未来的蓝天保卫战中能打出更漂亮的一仗。
值得提醒的是，PM2.5的国标是年均浓度35微克/立方米”。
路长且阻，仍需努力。
“我能看见蓝天了。”
61岁的河北邯郸钢铁工人李成望了望炼铁高炉直指的天空，说这话时哈出的一口热气，迅速消融在中国北方11月底的凛冬中。
而在李成此前数十年的记忆中，灰蒙蒙几乎一直是天空的底色。
谈及邯郸这座素有“钢城”之称的工业城市，河北省环保系统人士将其视为河北发展路径和大气环境问题的缩影，“一钢独大”的产业结构随之产生积弊甚久的大气环境问题。
由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程水源领衔的“2+26城市”邯郸驻点研究组提供的数据称，钢铁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PM2.5等占邯郸全市大气污染物的四成左右，以钢铁及其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邯郸市大气污染物排放负荷高，钢铁及有关行业布局不合理，复杂地形和不利气象扩散条件等是邯郸市高浓度污染发生的主要原因。
2013年邯郸拥有逾5000万吨钢铁产能，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为54天，而全国性的钢铁产能过剩更使邯郸绝大多数钢铁企业转向微利或亏损。
2013年也是“大气十条“的开启元年，这份计划中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等方针措施，对邯郸这样的钢铁城市来说，既是方向，也是命令。
如今五年过去，邯郸累计压减炼钢产能1358万吨、炼铁产能1632万吨；而在整个河北，2013年至今年9月，累计压减炼钢产能6993万吨、炼铁产能6442万吨。
“即使所有钢企达标排放，仍超环境承载力”
驱车从邯郸市区沿邯武快速路一路西行20公里，便可直抵武安市区的南环路，无数巨大的炼铁高炉耸立在一排排钢筋混凝土厂房间，钢铁厂喷涂着红漆的牌坊式大门透着股富贵气。
“那时确实富贵，2012年之前钢铁市场红火的时候，钢铁厂批量生产百万、千万富翁，但是空气很差，一年四季都看不到蓝天。”李成叹息道。
“武安铁矿峰峰煤。”这句邯郸人耳熟能详的概括，在熟悉邯郸的河北省环保厅处级干部钱鹏看来，却正如李成所说的那样，暗藏着发展的悖论。
武安被誉为全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至今仍驻扎着14家钢铁企业。邯郸市的大部分钢铁产能聚集于此，据邯郸官方披露的数字，2012年，武安炼铁产能达3776万吨，炼钢产能达3582万吨。
对此，多位河北省环保系统人士对澎湃新闻坦言，如此庞大的钢铁产能汇聚在一个仅有1806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即使所有钢铁企业都达标排放，仍会超过环境承载能力，这也是相关部门早年未能从污染总量上对行业扩张加以限制的后遗症。
按照河北省在2013年部署的化解过剩产能“6643工程”，2013年至2017年，武安市需要压减炼铁产能931万吨，炼钢产能836万吨。
“钢铁是武安的特色，但历史欠账不小，可以说，把武安的钢铁行业问题解决了，邯郸的钢铁行业问题也就解决了。”11月18日，武安市副市长郭全生对澎湃新闻说。
武安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从2013年到2015年的这三年，由于钢铁价格不断下滑，信贷也在收紧，武安市在这一背景下，运用国家技术和环保标准压减产能，依法强制淘汰了高炉10座、转炉3座。
但容易压减的产能处理后，去产能也就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到2016年，武安市剩下的16家钢铁企业全部为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企业。
一位武安钢铁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武安钢铁行业基本为民间资本，钢铁业多年来有起有伏，而去产能意味着一条生产链断裂，损失以亿计，最初企业想着挺一挺，等钢价回升，但几年间钢价演变成“一吨钢赚一瓶矿泉水的钱到亏两三百元”，加之环保标准的不断提高，在武安钢企看来，去产能已是无法回避的大趋势。
但压减产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压减产能，如果是国企那好说，如果是民企，符合行业标准的话，你凭什么关人家。”钱鹏对澎湃新闻说，令其感到有突破意义的是，武安市在2016年建起了全国首个县级钢铁产能指标交易平台。
根据这份方案，武安市将2016年化解钢铁产能的任务，对照各钢铁企业产能占武安全部产能的比例，分配给了16家钢铁企业，并建立了“县级钢铁产能交易互助平台”。
通过这一平台，企业缴纳钢铁产能交易互助金，并通过平台进行产能指标交易，优势企业通过购买产能指标保证生产完整性，中小企业可以出售产能指标得到补偿，用于职工安置、结清贷款等。
“有的钢铁厂愿意压，有的不愿意，有的钢铁厂分配到的任务要压50万吨，但又是100万吨的高炉，这50万吨就可以从想压的钢铁厂那里买过来。新建的钢铁厂想扩张的也可以买过来，按1:1.25的比例，你要建100万吨钢铁厂，需要买125万吨的产能。产能就是这么压下来的。”一位武安钢铁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说。
据武安市官方的数据，2016年，武安安排部署产能交易金缴纳任务后，所有企业共缴纳交易互助金5.14亿元，共压减炼铁产能243万吨，压减炼钢产能384万吨，超额完成54万吨，而2017年的压减任务在今年8月底便已提前完成。
一举两得的退城搬迁
除了每年规划的巨量去产能指标，邯郸乃至河北试图破解“一钢独大”的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决心，还体现在企业“退城进园”政策和与之相伴的环保治理水平提升过程中。
“你不重视环保就生存不下去了。”站立在刚刚完成“退城进园”搬迁的新厂区里，邯郸永洋特钢集团总经理杜晓方说这话时，深吐一口热气。
新厂区位于永年城区以西20公里处，一幅巨大的“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雾霾换新天”的标语，高挂在厂区里。新厂区尚在试生产中，北方冬日的朝阳下，空阔的厂区显出几分萧瑟。
永洋特钢老厂区位于邯郸市永年区城南4公里处，作为河北六大钢企重组搬迁改造项目之一，于2015年年初启动了退城搬迁项目，并整合了邯郸市另外九家钢铁企业。
“淘汰了九家企业，九家整合成一家，2015年2月按省里的要求，1:1的比例购买产能，今年年初按照工信部要求又按照1:1.25重新置换了产能。购买产能就耗资数亿。”杜晓方表示，退城进园的资金基本为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但“这个形势已经是不做不行”。
被整合进永洋集团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则表示，这九家企业不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政策，“早晚被砍，你情我愿的事情。”
永洋特钢集团并非孤例，一场更大的退城搬迁浪潮也正在河北展开。
2017年4月，《河北省城市工业企业退城搬迁改造专项实施方案》出台，该方案提出在2020年之前，在河北完成67家企业退城搬迁改造，邯郸市也有多家企业牵涉其中。
多位河北环保系统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退城搬迁意味着要新建一个企业，政府一方面希望以此化解部分地区重污染企业围城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搬迁上设备，提升企业环保治理水平。
一位邯郸民营钢铁企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此类搬迁对于大型国企钢铁企业来说相对容易，但对于部分民企而言则压力不小，启动搬迁成本不菲，原有银行贷款也面临被抽贷的风险。
搬迁确非易事，杜晓方也深有感触，“对于很多钢企的搬迁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何止是抽贷，受去产能政策和之前行业下行的影响，能贷到款都是很困难的。”
而伴随企业退城搬迁的实施，企业的环保治理水平也被提出更高要求。在永洋特钢搬迁改造一期的46亿元投资中，仅环保投资便达8亿元。
但即便如此，在2017年冬季开展的河北省第三轮和第四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中，永洋特钢集团仍被查出存在问题，在12月的第四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中，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因污染防治设施缺失和粉尘污染问题，被河北省环保厅环境综合执法局立案。
多位河北环保系统人士表示，很多企业在环保问题上仍有观望情绪，企业环保投入虽有加大，但环保意识不足仍是突出问题，在2017年秋冬季开展的多轮秋冬季大气执法专项检查中，钢铁企业普遍存在无组织排放突出的问题，而企业是完全有时间建成密闭棚的。
对此，永年区环保局副局长谭保林有自己的观察，“企业担心行业政策和环保标准变化比较快。”
谭保林举例称，此前永年区有工厂曾投资30万元按要求对锅炉进行改造，安装除尘、脱硫等环保设备，但随后10吨以下燃煤锅炉又进入淘汰行列，“企业认为这个钱就白投了。”
对于这种心态，河北省环保厅大气处一位负责人表示，不论是督促企业上设备还是淘汰10吨以下燃煤锅炉，这正是力促企业跟上环保要求的过程。
钢企统一限产50%的“一刀切” 争议
在触及根本、着眼长远的去产能和退城搬迁措施之外，对于企业而言，秋冬取暖季限产措施形成的压力扑面而来。
早在2017年2月，多部委和北方六省市联合下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便明确指出，2017年供暖季该地区的河北石家庄、唐山和邯郸，以及河南安阳四座城市实施错峰限停产方案，钢铁产能限产50%。
“你得给企业信心，你不能让企业感觉在京津冀没办法生存了。”11月18日，对于为何没有按照原方案执行限产措施的追问，武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抬高了声调。
但当11月6日河北省环保厅执法检查组前来检查时，却发现这座1280立方米高炉并未停产。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1280立方米高炉是9月26日启用的，当时限产文件还未下发，“文件下发的时候炉子已经停不下来了，启用后这个炉子也有些问题，我们想养护下。但两个小高炉一直交替停着，1280立方米高炉维持在30%低负荷运转状态。”
多位河北环保系统人士对澎湃新闻坦言，钢企限产确实对企业有压力，高炉一旦冷掉重新开启的成本便达数百万至上千万元。
一位邯郸市环保系统官员告诉澎湃新闻，“企业在京津冀生存很难，各种限制太多了，等到复产，很多产业工人都走了。企业有跑走的可能，我们邯郸用砖，都是从河南、山东用火车运来的。”
此外，邯郸限产政策执行的是钢铁企业统一限产50%的政策，相较于河北唐山聘请第三方机构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对企业按污染排放绩效打分，将钢铁企业按三类按不同比例限产的政策，邯郸钢企限产也被业内人士指为“一刀切”。
“唐山的方案更科学。”邯郸市环保系统一位干部说。
对于种种压力和争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博士刘涛对澎湃新闻说，虽然理论上讲，企业的正常生产不应限制，但这些执行限产政策地区的企业，在建设时便没有考虑环境容量问题，“去产能等很多治理措施需要时间，短期内只有限产，才能把空气污染控制住。”
此外，刘涛也表示，差别化限产是为了倒逼企业提升环保水平，“从长远角度促进产业布局的调整，受不了就干脆搬走，总的目标是实现京津冀区域污染总量的下降。”
老钢企对面开出了创客中心
由“大气十条”所衍生出的产业政策和治理措施，在深刻改变邯郸这座古老钢城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对于李成这样的邯郸人而言，枯燥的空气质量数据并无太多说服力，而头顶的那片蓝天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往年秋冬季不戴口罩经常出不了门，今年不一样了。”
家住邯郸钢铁集团对面的刘德明有同样的感受，这家企业见证和参与了邯郸城市的发展，但也让刘德明等市民饱受烟尘之苦。
2015年夏天，一家创客中心在邯郸钢铁集团大门对面办了起来，这个主打电子商务方向的孵化平台深藏在一栋老建筑中，虽有几分冷清、寂静，刘德明却爱来这儿。
这个土生土长的邯郸人素来对清洁排放感兴趣，“邯郸市在推尾气改造，城市1700辆公交车，全部改为纯电动，仅剩下几十上百辆没改了。“在刘德明看来，清洁排放和治理蕴藏良机，“应该能做大。”在创客中心接待室里，他笑着说。
隔街相望，一面是有一个甲子历史的以城市为名的钢铁企业，曾让失落的古城重新走向繁荣，一面是在钢铁等传统行业深陷严冬时，悄然而生的创客中心，两者构成一种奇妙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