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题为《从雾到烟：污染信息的价值》（From Fog to Smog: the Value of Pollution Information）。文章采用实证方法，评估了2013年中国启动的披露空气质量检测数据对人们污染信息认知、污染避免行为、防护措施以及个体健康的影响。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实证方法跟传统还有些不一样。
作者研究的结果表明该计划的实施不但改善了公众对污染信息的获取途径，增进对空气污染的认知，还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对防御性消费的支付意愿和行为。同时，还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效益，其超过了防御性投资（如购买空气净化器）、规避行为（如放弃消费）以及项目部署和维护的成本的一个数量级。
本研究为有关信息在消费者选择中的作用的大量实证文献做出了贡献。
框架目标：研究监测计划是否改变了避免污染的行为和健康影响。
指代含义：c 表示城市，t 表示周；Pollutionct 是环境空气污染度量，等于城市-周的 AOD 对数；Xct 是一个控制变量向量，包括 Postct 项、城市固定影响、年份固定影响、年周固定影响和城市特定时间趋势；α 表示监测计划实施前的结果-污染梯度；β 是主要的相关系数，表示监测计划实施后的梯度变化。
等式（1）-（2）强调了作者的研究与以往估算空气污染暴露因果影响的文献之间的差异。由于污染暴露可能与误差项相关，内生性误差对识别造成了关键威胁。作者重点关注监测项目实施后因果效应的变化（即 β），并在合理假设下可以使用OLS持续估计污染的因果效应变化（β）。
假设2：假定处理状态是 Xct 无法解释的污染变化的外生因素，以确保污染内生性的性质在政策实施前后不会发生变化。
作者在实验中关注的是监测项目对经济和健康污染梯度的影响，而不是结果本身；
结果表明该计划实施后，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减少了：该计划实施后，污染增加一倍，死亡人数减少 1.3-2.3 个百分点。
作者对监测计划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对附录理论部分公式 (B.2) 中概述的效益和成本部分进行了量化
作者采用了一种效益转移方法，即根据基于美国的 VSL 估计值和 VSL 的收入弹性推断中国居民的 VSL；表 4 第(4)列和面板(D)中的β估计值表明，该计划使 60 岁及以上人群的总死亡率至少降低了 2.3 个百分点，即每年可减少 114330 例死亡。
第一年的总成本上限可能为 115 亿人民币（包括建立成本），此后每年为 95 亿人民币。
读后感：
作者将中国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针对空气质量数据的实时监测和披露计划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侧重关注了此项计划拓展的公众获取污染信息途径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为的变化，特别是该计划蕴含的显著的健康效益。与以往的研究一味强调信息获取对于公共决策的重要性且缺乏切实的获取途径不同，作者开创性的进行了实证研究，递进性地从污染信息获取的可用度与公众意识变化到公众行为变化及其健康效益对监测计划的实施效益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作者的研究拥有庞大而全面的数据支撑，几乎覆盖了研究地区-中国的全部人口，且采用的数据均源于全国性或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集。作者的实证经验框架首先做了内生性的识别，以排除了时间变化相关的非观测变量对于检验监测计划推广后污染水平的准确性，并加入了异质性检验以确保可以使用 OLS 方法研究监测计对污染梯度变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者还参考了以往研究中工具变量(IV)的策略并进行2SLS回归估计，进一步加强了由传统OLS方法所得出的监测计划实施前后空气污染对死亡率影响的变化。
作者的研究不但在学术领域补充了公众对于污染信息获取途径的拓展带来的行为变化的研究空白，还加入了实施该类措施的成本与之带来的健康效益的直观比较。甚者，作者的研究对于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者在考量应对空气污染危险水平的政策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强调了监测系统的优化设计所提升的测量精度对于提高环境法规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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