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当时在贺兰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李祥石，到金山村检查生产，工作之余在贺兰口沟口两侧山壁上发现了大批岩画。1983年，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科学综合考察团野生植物考察组在贺兰山东麓考察过程中，发现贺兰口各种各样的岩画图案，随后与宁夏文物部门取得了联系，并介绍了这一地区岩画的情况。同年12月，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委派吴峰云、许成、田建国等人对贺兰口岩画进行了初步考察。
1983年9月，兰州军区某部战士刘高明、鲁仲林等在贺兰山南端青铜峡广武乡口子门沟也发现了岩画。博物馆闻讯后，派吴峰云、许成前往调查。对贺兰口岩画和口子门沟岩画的初步调查，揭开了系统调查贺兰山岩画的序幕。1984年，全区文物普查时，在贺兰山的麦如井、树林沟、红果子、黑石峁、韭菜沟、龟头沟、大小西峰沟、插旗口、贺兰口、苏峪口、回回沟等地都发现有岩画分布点。成立于2002年的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历时三年对银川市境内的12个山口岩画的普查，使贺兰山岩画的数量更是成倍增长。
其实，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就有关于贺兰山岩画的记载：“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书中“画石山”即贺兰山，应指贺兰山北段岩画。
在贺兰口12平方公里的岩画保护区内，分布有2319组，5679幅岩画。根据岩画的分布和地形的特点，划分为六大区域。山口南侧山壁为A区，沟内南北石壁的岩画为B区和C区，山口北侧山壁为D区，沟口外泄洪沟为E区、沟口外洪积扇为F区。
A、B、C、D四个区域，即沟口内外的山体岩画大多集中在距离沟谷山根以上约10米的范围内，并呈片状分布。最高的岩画不超过50米，其上很少有岩画发现；沟口内的岩画，纵深分布在600米的范围内，数量以沟口为多，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68个单体图案。越深入沟谷，山体两侧的岩画越少。从“氺关”往里，岩画开始则呈点状分布，至2公里处再无岩画发现。
这一区域的岩画之间联系紧密，主题鲜明，多为组合图案。内容主要以人面像、人体、动物、生活场景、符号等为主，尤其人面像岩画种类繁多，分布集中，在世界岩画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如此密集的岩画出现在沟口两侧，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贺兰口的地势环境来讲，沟内景色怡人，泉水充足，山体石壁光滑圆润，更适合刻制岩画，但反而分布极少。这充分说明古人作刻岩画除了对环境及石质本身的要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要求。岩画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他们内心某种愿望而服务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心理的需求远远大于对环境和石面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岩画会分布在粗燥的石面上，狭小的夹角中和不易发现的角落里的原因。
贺兰口幽深曲折，沟谷狭窄，是众多山口中最容易形成山洪的一个山口。据水文部门的资料显示，每年5、6、7三个月都是洪水的多发期。洪水来时，“山石滚动，轰声如雷，观者无不动容”。对于早期先民来说，极为有限的认知能力使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同地震一样都是沟古深处的“妖魔鬼怪”在作崇，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害。惊恐之余，他们把沟口作为一道“门户”刻制了大量人面像岩画，以希望这些“神灵”能够镇压、阻止沟内的鬼怪跑出来为祸人间。在中国很多依山而建的寺庙、道观中，后山通常被设为禁地，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山谷深处有神、佛居住，凡人不能惊扰；贺兰口的原住居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天黑不进沟”的禁忌。
分布于E区、F区的山前洪积扇荒漠草原上的岩画，多磨刻在可以移动的独体石块和露出地表的立石上，登记在册的共有1549块。岩画间距较大，缺少必然的联系，少量岩画集中在泄洪沟两侧的梁子上。从沟口到洪积扇，岩画的空间布局明显地呈现出由密集到疏稀的扇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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