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欧盟发布最新对华政策报告之后，在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局势背景下，中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盟内部正激烈讨论甚至推动的对华所谓经贸“脱钩”将会如何发展？欧美对华政策有哪些异同？中欧还能在哪些领域和方面开展或推进务实合作？从中国角度看，欧洲到底在我国的对外战略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围绕上述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部分成员和若干特邀嘉宾就此进行了研讨，并发表各自观点如下。“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部分专家（以姓氏拼音排名）：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马斌：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彭重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姚旭：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特邀嘉宾（以姓氏拼音排名）：方炯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安风（Andrea Ghiselli）：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姚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亚宁：柏林雅克德洛尔中心客座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一、欧盟真的会对华经贸“脱钩”？方炯升：欧盟现阶段暂无意推动彻底对华脱钩，但将采取以下两方面手段，逐步降低对华“战略依附”。第一，采取“中国+1”的产业链多元化策略，保留在华生产营销基地，同时在印度或东南亚等近期开展重点合作的地区设立第二基地。第二，借助近期通过的《可持续公司治理法案》，要求欧洲企业履行产业链中环境与劳工权益问题的披露责任。简军波：第一，欧盟正寻求在产业链上对我国有所依赖的贸易和投资转移出中国。尽管正在推进的《供应链法》名义上非为中国而设，但包含降低对华经贸依赖重要目的，其他诸如成立“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尝试建立欧美稀土联盟，制定针对外资的“投资审查机制”都有降低对华“依赖”目的。推动反经济胁迫法案等对外经贸技术壁垒，也有部分阻碍对华经贸关系作用。通过“印太战略”强化与亚洲新兴国家经贸关系以弱化与我国经贸关系的意图也较明显。第二，欧洲企业对脱离或降低与我国市场联系尚有犹疑，但部分企业“脱钩”意愿正在加强。在中美博弈和中欧关系日趋复杂背景下，欧企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信心在下降。第三，3-5年内，中欧经贸互赖关系不会有重大变化，一是“脱钩”并非易事，二是中国市场还是欧洲目前“刚需”，三是中国仍会坚持开放政策。无论如何，降低对华经贸依赖会是欧洲长久之策。李安风（Andrea Ghiselli）：中欧关系现状很复杂。毫无疑问，与几年前相比，情况已经恶化，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经触底。如果要改善中欧关系应注重欧洲看法，它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影响。这意味欧洲领导人第一次将中国视为真正参与欧洲安全问题的角色。换言之，地理距离的绝缘作用被削弱了。马斌：欧盟正加快重构与中国经济关系。尽管用“脱钩”描述欧盟政策，有利于政客的政治营销和媒体的流量游戏，但欧盟目前主要目标是降低产业链关键环节对中国的依赖以减轻风险，而不是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不过，如果中欧关系越来越滑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争，继续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将是欧盟现实政策选择。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对欧盟十分重要，但在更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尤其是在缓解、解决欧盟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方面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样是欧盟对中国的政策期待。彭重周：5月16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从最终声明草案看，欧盟有意在光伏产品、稀土和芯片这几大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但这一目标与脱钩还相去甚远。与美国咄咄逼人的去中国化不同，欧盟将中国视为贸易领域竞争者而非敌人。欧盟应会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多元化，并保持对中国在欧投资的防范，但对华脱钩并不是欧盟政策目标。严少华：“脱钩”在欧盟政策界与产业界都尚未成为共识，这也不符合欧盟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与“开放性战略自主”原则。在对华经贸合作方面，欧盟更强调“对等”。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开始重视对华依赖问题，强调降低在战略性领域的对华依赖，俄乌危机加剧了这一趋势，但欧盟不会将脱钩作为一个政策选项。姚旭：欧盟对华“脱钩”并非是欧洲战略自主与“韧性”产业链建设的直接目的，但在现有的安全困境之下有变成最终结果的可能性——美国掀起的对华科技战和技术封锁制裁令中国不得不寻求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但这一进程在欧洲视角下经常被看作是要最终替代欧洲的现有产业链，形成了产业链领域的两难困境。俄乌冲突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西方跨国企业此前针对利润的计算让位于简单粗暴的政治站队，欧盟与中国都需要尽力管控冲突与紧张情绪，寻求合作与共赢，避免“脱钩”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张骥：我们要注意到欧盟内部在“脱钩”问题上存在不同认知和利益分化。所谓对华“脱钩”论调主要来自政治人物，而产业界和企业界较少言及“脱钩”，他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对于所谓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也不是一时能做到的。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自身发展还是对外战略，中国都需要防止欧洲这种政治上的“脱钩”论调发展成为产业界和企业的共同认知和行动。为此，第一，中国需继续扩大市场，用“绑定”应对“脱钩”。过去的发展历史是我们离不开欧美市场，未来要使得欧美真正离不开中国市场。第二，中国要依靠创新具备不可替代的产业链要素，构建一个更加良性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中国要考虑怎么样做大共同市场，实现“利益绑定”。张亚宁：第一，在贸易投资领域，欧盟依然会推动发展稳定和互利的双边贸易，但在对华投资方面将更加审慎。对后者而言，规避因世界局势动荡引发的政治风险及供应链安全将成为重要考虑因素。第二，在政治领域，中欧历史上的政治关系一直由经贸关系主导和推动。未来，双边经贸在中欧政治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将削弱，意识形态将上升为限制中欧政治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规制竞争方面，欧盟在内部推动《外资审查条例》《反经济胁迫法案（草案）》，对外同盟友在WTO改革等方面向中国施压。二、欧美对华政策有合流但也很不同方炯升：欧美核心差异在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对华政策工具箱远较欧盟丰富。美国在全球金融等领域掌握强大的规则制定权，在芯片等尖端科技领域掌控核心技术与市场。这导致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客观上具有孤立、断供等“卡脖子”能力。与美国相比，欧盟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则更具对等性，缺乏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影响的“杀手锏”。因此，欧盟无法对华“摊牌”。这为我处理对欧关系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政策空间。简军波：欧美对华政策正在部分领域急速合流，但欧美对华政策目的不尽相同。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为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持其国际霸权，而欧洲旨在维护其经贸利益和规范优势。而美国对华政策存在安全对抗风险，欧洲对华政策安全对抗色彩较弱。李安风（Andrea Ghiselli）：近年来，欧美对中国的看法的差异明显缩小，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不同。首先，欧洲对“印太”地区的兴趣仍然相当有限。其次，欧洲领导人肯定更不愿意损害与中国贸易关系，尽管不应低估新冠疫情对在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欧洲公司的影响。马斌：欧盟与美国对华政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协调性大于冲突性。双方在战略、安全、经济、人文、民族、历史等方面有广泛和密切联系，它们在面对中国时，更多是角色差异，而不是方向差异。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迅速协调内部分歧，承受巨大经济代价和美国共同对付俄罗斯，表明其对战略与安全目标的追求更为迫切。彭重周：在拜登总统价值观外交主导下，欧盟与美国在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方面趋于统一。但在实践中欧盟与美国的对华战略优先级存在区别。对欧盟而言，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其战略的唯一重点，对中国则尽量避免扩大政治冲突。而美国虽然在俄乌冲突后加大了对俄制裁，但中国始终是其遏制的首要目标。因此，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外，欧盟并不会像美国那样注重遏制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在竞争的同时不排斥合作将是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严少华：美国在此前实际上沿用了欧盟对华定位的“三分法”，即视中国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只不过强调的次序不一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美国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华政策框架，即“投资、结盟与竞争”，设定了对华政策主基调与主要手段，这实际上又与欧盟的对华政策定位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姚旭：欧美对华政策背后还是有着不同的内部观点差异，美国国内对华友好、强化合作的力量与声音近年来逐渐式微，强硬对抗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欧洲对华政策背后依然还有不同声音，包括大众等汽车公司在内的欧洲制造业巨头和欧盟商会等组织机构，依然会在各种场合呼吁中欧进一步深化合作。因此欧美对华政策在不同的内部支撑下，可能会在未来产生不同的走向。张亚宁：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外交政策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指引，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根本上而言是接近的。区别主要是对“经济利益”与“竞争威胁”相对权重的不同感知。具体而言，经济利益是欧盟对华外交的最重要利益，同时也是最重要手段。与经济利益关联较小或经贸手段无法实现的外交目标均不是欧盟核心外交利益。上述不同点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与中美关系相反，中欧间不存在明显的地缘安全冲突；另一方面，欧盟本质上依然是以统一市场与规制为基础的经济行为体。因此，外交政策目标与外交能力都相对较为单一。三、目前中欧务实合作还有空间吗？方炯升：应对国际冲突与疫情导致的关键产品短缺与恶性通货膨胀，是现阶段中欧双方的共同关切。中国政府可通过与欧盟核心成员国建立的财金对话等机制及执行层面的具体磋商，就遏制相关风险达成原则共识，采取取向相近的政策工具对冲全球市场动荡风险，为中小国家维护经济体系稳定提供必要支持，捍卫世界民生福祉。简军波：一是双边领域，经贸层面还有继续推进空间，即使存在部分“脱钩”现象，但近期仍需相互向对方开放市场，以解决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经济发展困境。在能源短缺局面下，中国可利用在太阳能板、风电设备和锂电池等领域优势，加强与欧洲能源合作。二是在多边领域，共同促进落后国家和地区减贫、反毒品、反犯罪及维和合作，以及在气候变化和应对当前疫情与迫在眉睫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三是在第三方，促进在能源开发和运输、绿色发展等项目工程的经贸合作。另外，中国若能实质性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将大大有利改善中欧关系。李安风（Andrea Ghiselli）：从气候变化到伊核协议，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中欧领导人立场相近。然而，全球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长期以来一直破坏双方成功的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和中国领导人应把重点放在务实可行的合作上。例如，在如何应对疫情方面加强合作非常重要，又如，在因疫情造成长期交往中断后，相互放宽旅行限制将极大促进中欧贸易和人文交流。这可能会极大改善中欧关系的未来前景。彭重周：除了在经济领域保持双边贸易的稳定增长以外，中欧也应能在2021年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包括进一步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加强绿色金融建设等。此外，中欧在协助非洲应对新冠疫情、保持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有广泛的合作机遇。中国企业也可以在东南欧、西巴尔干等“全球门户计划”重点地区通过竞标的方式与欧洲国家开展数字基建合作。严少华：首先，在最为迫切的俄乌危机上，中欧仍需保持对话，缩小分歧，扩大共识，通过外交努力促进停战与和平。其次，中欧应合作应对俄乌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问题，尤其是向新能源转型的道路上，中欧是命运共同体，应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共同致力于绿色转型。第三，鉴于当前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欧应加强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mRNA疫苗方面的合作，为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保障。姚乐：中欧可以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第一，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实践中，微观层面的互动与合作，并不一定直接受到宏观层面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商业利益、长期合作积累的互信、人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共同的目标等都是促进微观层面务实合作的重要因素。第二，中欧可以在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中欧可以利用好国际多边机制平台，分享可持续发展知识、交流推广最佳实践经验，为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务实合作创造机会和空间。姚旭：中欧需要紧紧抓住务实合作的关键主线，营造更加良好的合作氛围，创设更具有现实价值的合作抓手，其中数字治理领域可以成为重要切口。随着中国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规制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与欧盟在大型企业在线内容监管、跨境数据流动、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领域有了更多对话基础和合作空间。中欧应在数字治理领域强化标准交流合作与互鉴，共同推动中欧高级别数字对话及其配套机制常态化、落地化。四、欧洲对中国有多重要？方炯升：应当清晰界定中欧关系的底线与上限。底线是避免让欧盟认为中美关系不再具有调和空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及部分欧洲智库近年来已经开始主张“中美两极论”。如果该观点得到广泛接受，无疑将迫使欧盟更加明确地选边站队，导致中欧关系失去必要的战略模糊空间，为我国统筹对美、对欧关系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上限则是中欧关系无法超越中美关系。欧盟的战略自主具有内在局限性，在面对美国时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平等。欧盟的战略角色，应当在上述底线与上限所框定的范围中定位。简军波：中国和欧盟对中欧关系的定位存在落差。欧盟从2005年始强调中欧竞争关系，尽管2003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且欧盟于2019年将我国定位为“伙伴、竞争、对抗”同时存在的三重角色。这一局面下，我国是将欧洲定位为全方位“战略伙伴”，还是“伙伴、竞争、对抗”同时存在的交往对象，或是高度期待的平衡美国霸权的独立力量？值得深入研判。欧洲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作为我国一项认知，应尽量符合它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地位和欧盟的自我认知。无论如何，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欧洲应成为我国对外战略中的长期合作对象。彭重周：在中美对抗大背景下，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需要保持合作关系的对象。但欧洲与美国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趋同，这意味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很难成为中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伙伴。同时，俄乌冲突的走向和结局也将对欧洲的战略地位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欧盟能在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将大幅加强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自主性，也会提升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反之，如果欧盟无法阻止战局向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则其在战后欧洲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将大幅下降，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也将边缘化。因此，欧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俄乌冲突的解决是其战略自主能力的风向标，这也将决定中国会将欧盟放在地缘政治中的哪个位置。严少华：中国的对欧战略定位应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能够被欧盟所接受。当前符合这一原则的定位可以是“多边主义伙伴”。当前欧盟应对多边主义与多极化挑战的主流政策是战略自主，因此，要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伙伴”，中国需要以更实际的行动支持欧盟战略自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在一个介于多极化与多边化的世界，一个战略自主的欧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姚旭：在现有国际格局之下，欧洲对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是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标准互鉴、技术交流、市场互通等各方面，中欧关系都将直接决定中国开放的力度与深度，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关注。张亚宁：欧盟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体现为三点。第一，欧盟是全球最大统一市场，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第二，欧盟仍然是全球科研创新的领军力量之一；第三，欧盟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对欧关系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均具有重要意义。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乌冲突背景下，维护中欧战略稳定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我国应将搞好中欧关系放在与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失控”同等重要的位置。从可操作性角度看，维护中欧战略稳定的现实意义甚至更大。“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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