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另一边就传出叮叮咚咚的敲打声，二十来个工人在凿石头，排石头。放眼望去，依山延伸的阶梯雏形显现。
台头村村委会主任许国柱介绍，工人们正在做土地修复，想要复原那一片在“7·19”洪水中被冲毁的梯田。工程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
台头村，位于河北省西部边陲，石家庄井陉县南峪镇下辖自然村。这里气候干燥，降雨少，亦非地质灾害点，但却是2016年7月北方地区持续降雨所致洪灾（包括泥石流灾害）的重灾区之一，村内八人遇难，三人失踪。除了台头村，井陉县的贵泉村、小作镇，受灾也十分严重。河北省内还有邢台的大贤村、邯郸的武安等地都受到暴雨洪水的冲击。据河北民政厅截至7月25日9时的统计，7月18-21日的那场强降雨造成该省920.6万人受灾、130人死亡、110人失踪。
洪灾过去四个多月，台头村的老人们回忆起那场突至的洪水，茫然、无奈，又悲从中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有村民如此描述。他们听说，当时一共有三道洪水，把人“刮”走，把家当“刮”没了。
如今，灾后堆积在台头商业街街口的泥泞已经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辆铲车和一堆堆的工程沙土。村民陈利娟走在村口大治桥边，大风刮起尘土飞扬，她转身躲避。
陈利娟原来住在台头村，婚后搬到附近的秀林镇，但仍会不时回娘家。这天她作为向导，与记者同行又重回灾区。“商业街以前是全村最繁华的地方了。”她回忆道。记者沿街数一遍，发现原来的三四十家商户，恢复营业的只有大概半数。
灾后最早开店的是几家粮食综合商店。洪水过后，村民刘明元用了一个星期左右把店里收拾好；灾后一个月，店里恢复营业。现在店里的货品齐全如昨，但墙上的泥水痕迹还未褪色。刘明元比划着数了数，货品加上一辆车的损失“大几十万元”。他展示一张收款条，纸条上列明村民灾后每人可以拿到900元的基本补助，以及其他几项金额不多的补贴。
也有一些商户被冲毁了，却无力重建。刘国元和妻子原本在刘明元的店旁开有一家服装加工厂，加工外销童装，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入进去。12月8日，在充满潮气的店里，他的二姐刘彦珍说，洪水把他们20多台缝纫机都冲坏了，没钱修理，只能全部变卖。两口子将厂内的工人全部辞退之后，就去了南方城市打工。
“7·19”当天，不止一道洪流在台头村奔涌而过。财新网此前报道指，台头村西山的洪水，在商业街西头分开，又在街的东头重新汇合。街的最东处有一家早餐店，遭受着洪水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冲击，三面墙壁瞬间被冲走，西墙和里屋的夹墙支撑着只剩骨架的房顶。当晚，早餐店店主张素珍和女儿、外孙一同被洪水“刮”走失踪。
商业街的东南方是台头村的老集贸街道，7月的另一道洪水冲毁了这里的一个公园和一段路。12月18日这天，记者看到村中老街道上，有几段混泥土的路面已经修好，而公园旧址的一侧也加建了一道约一米高的石墩段。
据财新网此前报道，大约在1966年前后，台头村村民为了扩张用地，开始用垃圾去填埋已经干涸多时的河床，后来在上面种庄稼，修公路。被问及该处从前是否有河水流经，陈利娟说自己压根不知道那里什么时候是河。此外，《财新周刊》今夏一则讲述华北洪水的报道中提到，此次的多个灾区20年没发过洪水，应对洪灾的经验基本没有，也是2016年这场大雨所致伤亡格外惨重的原因之一。谈及今后的防洪工作，许国柱说，村里修了防洪坝，并且会结合气象预报提前预防、预警。
在老街道一侧走上坡，就能到达台头村委会。那里一处展示板上贴着“新建集贸街道和文化广场效果图”，展示对老街道原址的改造，“长280米的新建集贸街道……22厘米水泥混凝土的路面，该街道使用功能兼具行车和泄洪。道路西侧设计为文化广场，广场建筑面积为2600平方米。广场配备休闲运动设施……”工程由北京中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自9月中旬开展。
若干年后，如果台头村再遇到如此极端的大雨，这条新建的集贸街道，乃至后山西沟的那些梯田又是否承受得了冲击？
湖北武汉
6月30日至7月6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当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这场降雨突破武汉有记录以来的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一周累计降雨量相当于40个武汉市内最大湖泊东湖的容量。7月6日10时，渍水漫城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市全市共有162处渍水点，市内交通瘫痪。即便习惯了每逢夏季必然“看海”的武汉市民，也对这场罕见大雨引起的严重内涝抱怨诸多，当地填湖造地致使内涝频繁的问题亦再次被广泛讨论。
河北邢台开发区大贤村
7月19日至21日，河北邢台市发生连续强降雨，位于邢台开发区大贤村损失尤为惨重。大贤村位处发七里河下游，该河发源于邢台西部山区，为当地的行洪河道。财新网此前报道，事发当日，上游泄洪的洪水沿七里河冲至大贤村，但由于该处河道大幅度变窄，河北岸堤坝被铲，河道内更因铺设热力管线被渣土和热力管严重堵塞，导致洪水迅猛漫过河岸，向北横扫大贤村。截至7月23日7时，洪水造成邢台市25人死亡，13人失踪；其中邢台开发区共有17人死亡，1人失踪，其后河北邢台开发区主任等四名官员被停职。
河北石家庄井陉
7月19日13时至20日8时，河北石家庄井陉县平均雨量高达545.4毫米，局部区域更超出当地2015年全年降雨量。强降雨导致的洪水灾害下，井陉县小作镇伤亡惨重，截至7月24日，灾害造成当地36人死亡、35人失踪。据财新网此前报道，当地高速公路、西气东输等多项工程与小作镇河道有重合之处，原本的泄洪通道被工程地基、防护墙等设施阻塞，一些村民把河道变成了自留地、采石场等，也为洪水的肆虐埋下伏笔。
河北邯郸武安
7月19日至20日，邯郸武安遭遇20年来最大暴雨，其中马家庄监测站雨量达438.5毫米，已超过武安市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单日最大降雨量。据官方通报，截至20日，武安因洪水失联人员20人，被淹村庄170多个，476人被洪水围困，3222间房屋倒塌。当时在武安张新庄村就有6个人失踪，只有1人找到了尸体。
江苏宜兴
7月4日，江苏省宜兴市杨巷镇，西溪河边的围堤出现溃口，决堤长达20余米宽。当天上午，杨巷镇附近村庄组织村民紧急疏散，不到一夜的时间，村庄被洪水淹没，最深渍水处达三米余深，村内的房屋、养殖的大闸蟹，以及鱼塘化为乌有。6月30日至7月6日的长江中下游大范围降雨后，宜兴市多地亦渍水严重。
江苏盐城
2016年的中国除了多番受到洪涝灾害的侵扰外，亦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6月23日，江苏盐城龙卷风冰雹造成重大伤亡，截至7月24日9时，当地官方通报灾害已造成98人死亡，800人受伤。村庄里的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留下无助的老人们、孩子们面对风暴冲击。
福建闽清
7月9日，台风“尼伯特”登陆福建。7月7日至10日，其外围云系先后影响台湾、福建、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和安徽等地。其中，福建闽清受灾尤其严重，台风导致当地出现特大洪灾，截至7月14日18时，灾害造成60人死亡。“尼伯特”是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初台风，也是2011年以来登陆中国造成死亡失踪人口最多的台风。
面对洪水的洗礼，人类多么想挡住其冲击，却又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2016年秋，民政部发布当年前三季度中国自然灾害报告。九个月里，自然灾害共造成中国1.9亿人次受灾，1317人死亡，319人失踪。这九个月，因灾死亡失踪的人口，比此前五年的平均值增加了12%。
当中以暴雨洪涝灾害至深至广。同样是这九个月，暴雨洪灾共造成1.1亿人次受灾（为同期所有自然灾害受灾人次的58%），1162人死亡或失，604.7万人次需紧急转移；20多个省份受灾，并以冀鄂皖湘等省份洪涝灾情最为严重；灾害所致的死亡失踪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均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高值。
民政部指出，灾情的时空分布并不均衡。2016年的重大灾害主要集中在6月至7月。
其中在7月，一前一后，一南一北，分别从天而降两次年内造成最重大洪涝的暴雨。单月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占2016年前三季度灾害总损失的五成。
但对于身处江边的人，早在年初，就察觉到长江之水仿佛又有一种异样的涌动。
2016年的南方，春雨绵长。根据气象记录，3月下旬开始，南方持续降雨；至4月初，江南、华南的雨水仍然不停歇。
气象部门曾多番警示2016年防汛形势的严峻。4月初的大雨稍为停歇后，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指，当月江南、华南地区将继续有多场降雨。气象局当时如此描述4月的雨水：“停一天、下两三天”。
这一年，入汛之日也提前了。
3月19日起，受冷空气影响，江南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出现较强的降雨。其后，广东、江西、湖南、福建等地1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2016年6月的最后一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当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沿江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到两倍；至7月7日，雨带才逐渐移开，并向长江上游推进。
这场大雨影响甚广，包括安徽、湖北、湖南在内的11省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而谈及长江洪水与暴雨，必然回忆起武汉的大水围城。
这场广泛影响长江中下游的降雨对武汉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据人民网报道，此次降雨突破武汉有记录以来的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一周累计降雨量相当于40个武汉市内最大湖泊东湖的容量。7月6日10时，渍水漫城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市全市共有162处渍水点，市内交通瘫痪。即便是习惯了每逢夏季必然“看海”的武汉市民，也会对这场罕见大雨引起的严重内涝抱怨诸多。
湖北武汉，又名“江城”，因长江之水冲流而立。武汉人可能是最懂得如何与长江之水共处的人。《武汉市志》记载，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部，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人于此聚居生息。长江支流过境，造就了这片水丰草茂的沃土，带来农耕及文明，河道亦成就了当地的经贸发展。
然而，江水也会无情地扫荡这一切。地方志援引了《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的记录：湖北沿江的涝洪等灾，多因连日暴雨造成；而武汉市春、夏、秋三季均会出现连日暴雨。此外，长江日报曾报道，武汉市区平均海拔为21-27米，比长江汉口站最高水位（1954年的29.73米）低2-8米，并指“汛期之中，江水悬在武汉头顶。”
武汉市部分地区处于江汉平原洼地。根据《气象灾害丛书——暴雨洪涝》（下称《暴雨洪涝》）一书，江汉平原是长江流域的沿江洼地，因受江河高水位的顶托，当地丧失自排能力、排水受阻、排水动力不足，因而洪涝灾害易发。
除了气候和地理等自然特征影响着武汉的洪水，人类活动也是一个导致当地漫水没城的原因。该书列举了人为因素对暴雨洪涝灾害的主要影响，包括破坏森林植被、围湖造田或建房、侵扰河道、过量抽取地下水等。
每当武汉成为泽国，当地填湖造地的问题就会一次次地被广泛讨论。武汉虽常年受洪水侵扰，但市内本有许多具有调蓄功能的天然湖泊。然而，据财新《新世纪》周刊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报道，武汉填湖造地，几乎毁灭了“百湖之城”武汉的湖泊调蓄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水淹全城的恶果。
以武汉沙湖为例，财新记者曾对比多张卫星图像，结果印证其湖面面积在十多年间变动显著。位于武汉武昌区的沙湖，为市内著名城中湖之一，对比2000年至2016年的历年卫星俯瞰图，不难发现湖面面积逐年缩小，其后更有房地产楼盘建设在这块新造陆地之上。
官方也提出过相应的措施。2013年6月的武汉市防汛会议上，武汉市水务局承诺，利用三年时间，投资130亿元，加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加强清淤疏浚、推进污水处理建设，实现在“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中心城区也不用“看海”。然而，三年后的2016年，大雨来时，漫水依然。
文明因水而生，城市因靠水而取得诸多优势。人类离不开水，就要学习与之共存。
而水又可以有多无情？《暴雨洪涝》一书中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内有三分之二的资产、二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耕地位处洪涝灾害威胁区域内。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公报2014》，1950年至2014年，中国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口达4327人，总计逾28万人死亡。2000年至2013年，洪涝灾害平均每年造成逾1.3亿人次，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经济损失方面，《公报》数据显示，1990年（此前无同一口径的统计）至2014年间，洪涝灾害年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87.98亿元，总计约3.47万亿元。
据《暴雨洪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全国各类自然灾害总经济损失的62%，大约为同期GDP的1.55%。并且，近50年间，中国的“洪涝灾害发展具有面积增加和危机加重的趋势”。虽然分年份看来，各年受灾情况波动较大，但书中列举1950-2000年各个年代的洪涝灾害总受灾面积，依次为740万公顷、760万公顷、540万公顷、1047万公顷、1467万公顷，受灾面积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中国缘何频繁遭受洪涝灾害侵扰？地理、气候环境可以给出一部分答案。《暴雨洪涝》一书涉及中国重大洪涝灾害发生规律的相关章节中，将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概括为以下特点：纬度跨度大，横跨赤道至寒温带六个温度带；海陆分布对比大，东迄太平洋，西缘亚欧大陆；地势复杂，西高东低，可由西向东分为三级阶梯。
如此特征，与大气气候相互作用，致使中国土地上冬夏季风显著，东部地区降雨量多。此外，季风气候的变异性导致中国成为全球气候年际变化较大的地区，旱涝频繁出现，水旱灾害易发。
加之，中国江河较多，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河流逾5万条，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共约1500条。然而，河流分布并不均匀，珠江、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海河和松花江——中国七大水系的流域或下游多数集中在东部气候湿润的季风区。流域地区易生暴雨洪水。
近4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全国城镇化人口比例，自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18%，提升至2015年的56.1%。城市将人类活动集中起来，严重考验环境的承受能力，同时，因为要支持人类活动，自然环境通常被过度开发。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期刊在2013年曾刊登过一篇有关当地城市和对洪灾风险影响的研究论文。该文如此开篇：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洪水灾害体系，使洪涝灾害日益加剧。
前述研究锁定了长三角地区中的六个城市化典型区域（里下河区、秦淮河区、武澄锡虞区、浦东浦西区、杭嘉湖区及甬曹蒲区），评价在1991年、2001年及2006年的三个时段中，城市化是如何影响这些区域内的洪灾风险。所得结果如下：虽然在研究期内，这些地方的防洪减灾能力有所提高，但各个区域的洪灾风险却在增加。对此，研究团队认为，上述区域的防洪减灾基础建设与措施跟不上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并且，城市化不断侵占河道、池塘、水田等，使得水域面积缩减而降低当地蓄滞洪水能力；城镇面积扩大，减低土地透水能力等，亦是导致风险增加的原因。
官方文件中也曾有类似表述。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在《水利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一文中如此着墨：“近年来，受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粗放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防洪减灾形势更加严峻，流域性大洪水、特大暴雨洪灾和超强台风频繁发生。”此一发表于2010年的文件也提到，中小河流和中小城市防洪标准偏低，山洪地质灾害导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需要建设完善可靠的防洪抗旱减灾安全体系。
新世纪以来，人们似乎依然没能摆脱1998年大洪水的梦魇。
那场被喻为“洪魔”的长江大水，曾横扫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份，夺走1562条生命，致8411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45亿元。
“98洪魔”凶狠之处在于，降雨强度特别高，突发暴雨强度大而少见，且雨水集中在长江一线。当年夏季汛期77天，雨带长期徘徊。
而在2016年初，国家防总就指出，“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要以防御‘98+’大洪水为目标。”
2016年与1998年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两年同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中国通常在这样的年份发生洪灾。
2016年4月初，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自2014年9月开始发展，在某程度上已经超过了1997年至1998年和1982年至1983年的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中国气象局在2016年11月下旬公布了当年截至11月20日的雨量数据：中国全国平均降水量711毫米，为195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江苏、福建、新疆降水量破纪录。全国主要江河流域降水均偏多，长江流域为1954年以来最多，全国有184个县市累计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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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暴雨洪涝灾害灾情级别及其空间分布》，将中国1991年至1994年的暴雨洪涝灾情（包括受灾面积、死伤人口、经济损失等方面），按轻、小、中、大、巨分级。研究结果显示，轻小灾占所有灾害次数的83.2%，巨灾则占2%。
“因为许多中小型灾害是区域性的，很难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对于这些（受灾）群体来讲，损失不一定是轻的，也可以是很严重的。”壹基金备灾救灾部主任沙磊如是说。2016年的夏天，他和团队参与了湖北、河北等地的洪灾救灾工作。
2016年7月下旬井陉的那场洪水后，沙磊与团队留意到，一些没有人员伤亡的家庭，损失也比较重。例如，当地建的都是传统的石片房，或者是一些在山上掏的窑洞。当中一些民房直接被冲毁，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这样的冲击也是难以承受的。
湖北武汉发大水时，沙磊团队也赶到武汉新洲区。他回忆，水淹过来之前，他们把村民转移到学校去，一个教室住上20多人，通风只能靠一两台电扇。当时教室里的温度高达38至39度，就像一间桑拿房。他认为转移安置点的卫生条件也十分值得关注。
沙磊自2007年开始投身救灾、灾后重建的工作中，至今夏已有快十年的经验。在他看来，公众对救灾工作的观念在这些年间有了一些改变。关于灾害，从前人们通常听到的是一些受灾数字，但慢慢地，公众开始更加关心受影响群体的灾后生活是否得到关怀。正如在武汉新洲区的那间教室，人们会问那里的卫生条件是否够好，儿童是否有地方玩耍。
不过，沙磊还观察到，一些农村的灾害自救能力变差了。
城镇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在灾难面前被放大了。沙磊称，一些空巢化的农村在遭遇灾害后，应对能力和组织性都没有那么强了。“发救灾物资的时候，要扛米扛面的，但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老人，你必须把东西送到他们（老人）手里，老人没办法走很远。”
灾害过后，青壮年回家陪伴老人、小孩的时间通常也不多。如今，救灾不只是一个帐篷、一床被子的事。例如，救灾工作需要在父母缺席时，代为减轻灾害为儿童带来的心理冲击。儿童服务站就是方法之一：在灾区搭建一个活动板房，让小孩可以玩玩具，每天上音乐、美术课等。沙磊认为，这些工作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怀的。
“城镇化确实是个大环境，”他坦言，农村的空巢化体现到在救灾上，就是救援组织要设法为这些老人和儿童提供专门的服务。
2016年接近尾声。陈利娟叹谓，夏天刚出洪灾，现在钙厂又停了。钙厂是台头村的经济支柱之一，井陉镁钙资源丰富，有北方最大的钙生产基地之称。但因为供暖季的来临，钙厂生产要让路给PM2.5的减排目标，厂子在11月中开始停产。她说，即将到来的春节，村民应该会过得很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