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气象部门的数据指出，本次沙尘暴的最高风速达到183.6-201.6km/h，风力等级达到16级。这也是自国家大规模防风固沙工程措施全面落实以来，北方城市罕有的一次与强沙尘暴的“亲密接触”。
在本次灾害过程中，中国北方已有12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受到影响。而在沙尘暴发源地的外蒙古，天灾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500人失踪人数；此外，还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至少58座蒙古包、121个棚屋和栅栏被毁，20栋房屋被揭盖，1200头牲畜失踪或死亡。
面对肆虐的黄沙，人们不禁开始疑惑：“为何中国多年的沙漠治理，还防不住如此大规模的沙尘暴？”
一、沙尘暴缘何而来
在讨论沙漠治理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沙尘暴的一些基础知识。
沙尘暴是一种具有突发性和短时性的气象灾害，灾害过程中的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米。沙尘暴由沙暴与尘暴构成，其中，沙暴是指大风把大量沙粒吹入近地层所形成的挟沙风暴。而尘暴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他细颗粒物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暴。
沙尘暴在形成时，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大风（动力源）、沙尘源（物质基础）、强空气对流（使沙尘扬得更高）。当强风经过干燥裸露的荒漠和沙漠地区时，较强的空气对流将沙尘扬起，并挟卷至高空，随后带至远方，最终形成沙尘暴。
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合称“三北”）具有类似的共同点，即：缺水少水，拥有大面积裸露的地表荒漠化地区，且存在季节性的大风。因此，沙尘暴也随之成为了上述地区的常客。目前学界认为，我国北方的沙尘暴的主要沙尘来源于西北地区、内蒙古以及外蒙古。例如，国家林草局的卫星监测结果指出，源自外蒙古的大风与沙尘是导致3.15北方大面积沙尘暴的罪魁祸首。
（我国北方主要的沙尘源头及传播途径 图源：北京日报）
二、多管齐下，遏制沙尘
在我国的“三北”地区，坐落着中国的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的戈壁，总面积达149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风沙化土地面积的85%，远超过我国的耕地总面积。在明朝以前，这里曾经是水草肥美的农牧区。随着明朝时的人口暴增，伴随产生的过度垦荒与过度放牧，致使土地沙漠化与水土流失的现象愈演愈烈。在上世纪70～80年代，沙漠化土地仍在以2100平方千米/年的速度快速扩张，并导致了长期频发的沙尘暴。不断南侵的沙线，已经占据了我国国土面积的15%。
为探索科学可行的治沙手段，中国科学院于1959年成立治沙队。在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的带领下，中科院在西北地区设置了6个治沙综合试验站和20个治沙中心。1977年，第一批治沙民兵赶赴西北大漠，标志着沙漠治理的正式展开。为遏制肆虐的沙尘暴，科学家们提出“减尘治沙”的治理理念，即：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并减少地面扬沙量，从而达到治理沙尘暴的效果。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自1978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累计投资金额超1万亿元。这些工程包括“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工程，便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即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大范围植树造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治沙工程。据了解，三北防护林建设对沙化土地减少的贡献率约为15%。此外，中国还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颁布实施《防沙治沙法》，来为沙漠化治理与沙尘暴防治构筑绿色法律屏障。
（三北防护林工程示意图 图源：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沙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从治沙初期一味的“栽种树木”、“被沙暴一吹就倒”、“人退沙进”；到后来开创性的“草方格”防风固沙体系，机械化的“草方格”自动固沙车；再到“边固沙边种药”，“治沙脱贫两不误”，我国已形成了一套全面而有效的治沙技术，并将这一技术出口世界。截至2019年底，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共与7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过交流，举办了43期培训班，利及105个国家。
（在防风固沙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草方格）
根据林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从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为当前的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并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2019年11月，世界顶级期刊Natrue的文章，借助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遥感数据，指出17年间中国是世界变绿的主要贡献者，并为全球增加了1/4个亚马逊雨林的绿化面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陕西榆林的毛乌素地区从沙漠转变为森林。
（1990年以来，全球森林消长图，来自观察者网）
三、根治“沙癌”，中国已竭尽全力
截至目前，我国已通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与退耕还林等保护措施，初步完成了对荒漠化区域的治理，并较大幅度的遏制了沙尘源的产沙输沙过程。事实上，相较于数十年前，我国北方每年发生的沙尘暴次数已经大大减少。最近五年间（2016-2020）北方共发生43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沙尘暴天气12次，相比2011-2015年已减少了29%。
与此同时，我国气象部门借助世界顶级超级计算机建立的数值天气预报模型，能够模拟并预测未来的天气对流状态过程，从而提前预警沙尘暴的来袭，并为对沙尘暴的预防与治理提供了较大的科技优势。
然而，正如此前所说，我国北方的沙尘来源主要来自于国内的西北地区、内蒙北部地区、以及外蒙古地区。当前我国的沙尘防治主要集中在对国内三北地区沙源的治理，这对来源于蒙古国的“进口”沙尘却无济于事。同时，我国植树造林对已经成型的沙尘暴的削减作用十分有限，目前还远远不能达到影响大气环流的程度，同时也难以阻挡远离地面几公里的沙尘。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蒙古国的年均气温至少升高了1.8℃，这意味着更加严重的干旱天气。同时，随着蒙古国对畜牧业的大力推进，将蒙古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推向了崩溃边缘。据统计，2019年蒙古国全国牲畜数量高达7090万，比牧场的正常承载量超出了3300万。对草地与水资源消耗极多的畜牧行业，直接导致了外蒙古36%的荒漠化案例。
因此，虽然我国已竭尽全力治理沙漠，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治理成果，但根治北方沙尘的关键所在，仍然在于对外蒙古日益扩大沙源的治理。
总结
尽管在3.15沙尘暴中我国北方地区受到了较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此前的沙尘治理是无效的。相反，正是我国多年来卓有成效的防沙治理，才使得我国避免了遭遇与外蒙古相同的严重损失。本次的沙尘暴更像是一个警示，来提醒我们还需要更多人来参与到治理道路中去。同时，也需要各国人民相互沟通与合作，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去根治“沙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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